白乐桑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漢语总督学，现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主席。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创始人、首任会长及现任理事会主席。曾发表著作及作品39部（纸质专著、多媒体作品）、文章88篇。
1973-1975年间，我在中国北京留学两年。第一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进一步学中文。后面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专门学哲学。对我而言，这两年既是漫长的，又是短暂的，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在提高汉语言能力的同时，我一步一步接近了原本十分遥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在法国的时候，说中国就像月球一样遥远还是想象的。可从到中国的那一刻起，我就切身感到这种遥远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两国文化太不一样，相互之间太不了解了。
与我们会面之后，北京语言学院负责接待的老师问：“你们的中间谁是负责人？”按今天的意思来理解，就是你们这些学生当中，“班长”是谁。虽然觉得有些古怪，可是我们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说没有！听我们说没有负责人，这位老师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告诉我们：“那好吧，你们现在决定谁是负责人。”我们一听，谁都表示不愿意当负责人。他又说：“谁不愿意当，那就是选上一个班长。”我们还是坚持既不愿意当负责人，也不愿意推荐我们团任何一个同学！我对这几句对话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们到中国后的头几句对话，真实的用中文进行的对话。我们的中文水平当然很有限，可是基本上能听懂。通过这第一次对话，我已经感到法中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了。
说了一会儿话，我们就上了去学校的大巴车了。从离开巴黎到北京一共用了22个小时，而这时已经夜里11点多了，我们都已经很疲劳。在去语言学院的路上，我才意识到来接我们的这位老师一直在讲意大利语。我不会说意大利语，但能听出来他讲的是意大利语。所以，我就说：“老师，对不起，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们是法国人，不是意大利人。”这位老师说：“我知道，可是意大利语和法语差不多一样嘛，是不是？”看来，学院里没有足够的说法语的老师，所以就派他来接我们了。我又说：“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多了，我们根本听不懂。”这些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更加坚信，我们到的的确是一个在文化上和地理上都很遥远的国度，另一个星球！也就是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校园说我们有不了解的，中方也有不了解的。所以，他才以为意大利语和法语差不多，完全能用意大利语和我们交流。这位老师看起来很惊讶，也很失望。于是，他在剩下的路程中一直保持沉默。
差不多半夜时分，我们到了位于五道口附近的北京语言学院。吃了学院食堂师傅为我们准备的一顿小吃之后，耳朵里还带着飞机的轰鸣，我们来到安排好的宿舍，10号楼3层的一个房间。我们原以为会和中国同学住在一起，此时才知道我们是不能跟中国学生合住的。每个房间住两个人，但只能是外国留学生。
知道是这种情况，在飞机上相识的卡里诺夫斯基对我说：“咱们住一个房间行吗？”我说好。他先是在语言学院学习了一年，第二年就去复旦大学了，现在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家和汉学家。不过，这个楼里面也住着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学外语的。
到宿舍后与中国同学的头几次对话，真正同中国人的对话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忘。进了房间之后，我先到对面的水房想洗把脸清醒一下，再喝点水解解渴。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却在楼道里碰到了一位中国同学，他是学法语的，也住在三楼，正准备去水房旁边的厕所。见我之后，他主动用法语打招呼：“Boniour，je vais aux com-modites……”（相当于“您好！我要去出恭！”）离开法国24小时之后，等了若干年之后，第一次和中国人近距离接触，一个中国老师说意大利语，另一个中国同学使用的是路易时代的古法语，也就是只有19世纪文学作品当中才会用的那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很好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这些中国学生学习法语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法文的《北京周报》，内容是关于美帝国主义和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小说选本。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去告诉这位中国同学，法国人上厕所现在不可能这么说，这样说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他上完厕所出来后，我正准备用嘴对着水龙头喝水，因为当时我特别渴，想喝水。这位“出恭”的中国同学在我后面喊道：“小心，这个水不能喝。”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他说：“这是冷水。”我说：“我知道呀！太好了，我正渴着呢。就要喝冷水。”“可是，你干吗喝凉水呢？”他一脸惊讶地问我，然后说：“到我的房间来吧，我给你点儿喝的。”我以为他要我到他的房间去是请我喝些中国酒什么的，庆祝我们的到来。可是，他给我倒在杯子里的却是冒着热气的开水。我等着他给我加进茶叶来，但一直没有。我说：“可是，这是热水啊。”他说：“对啊，怎么啦？”你们可以想象到，我在法国从来没听说过在中国要喝所谓的热水，从来没听说过。当然，现在法国人都知道了中国游客要喝热水。现在的巴黎酒店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方面的设施，都知道中国客人习惯喝白开水。临走之前，法国外交部的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信息，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所以，那天当他已经开始喝了的时候，我只是傻傻地看着，因为我是绝对不能喝太热的水。所以，这些细小的初步接触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遥远的国度。
没过几天，我又遇到了“文化冲突”的难题了。我在离开法国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念头，那就是我希望尽早地让中国人听我喜爱的西方古典音乐。我只想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听，没别的意思。所以，我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就带上了一盘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磁带。我比较喜欢贝多芬的乐曲。主要是好奇，我也想知道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所以，到中国没多久，可能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大概9点钟的样子。我走到我的邻居张同学的宿舍，敲门说：“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你一会儿。我只想让你听一盘西方音乐磁带。我想知道你喜不喜欢，觉得好听不好听。希望你能告诉我。”他说：“好，没问题。”我告诉他，这盘磁带是贝多芬的音乐，《第六交响曲》。他回答说：“贝多芬是谁？我不认识。”我按下我的录音机播放键两分钟，好奇地观察他的反应。我问他：“怎么样，好不好听？你喜欢不喜欢听？”他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没说音乐是好听，也没说不好听，只是说“我听不懂”。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他会说听不懂，因为我的问题是你喜欢不喜欢，他回答的却是我听不懂。所答非所问，我当时也没法继续和他对话。
没办法，我心里很失望，只好告辞，然后去敲对面宿舍的门，这里住着另外一个也姓王的中国同学。“进来吧，我睡觉很晚，而且常常睡不好，因为满脑子都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我抓住机会建议他听点西方古典音乐，放松一下。他接受了建议。一段《田园交响曲》之后，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不太懂，真是听不懂。”随后几天，我重复着这个“实验”。可是，答案好像没有丝毫变化，还是“听不懂”。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时中国同学让我听京剧，我会说好听或不好听，而不会说这么一句“我听不懂”。所以，当时我觉得这太值得分析了。你让我听一首民间音乐，我不会说听不懂，只会说喜欢或不喜欢。我觉得，只有在听外语或者在听歌词什么的，人们才会说听得懂或听不懂。在没有歌词的音乐方面，我觉得西方人联想到的不是听不懂，而是好听或者不好听。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是跟思维方式有关系。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所以西方人更倾向于就形式发表评论，更能接受纯形式的。是不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中国人更注重内容，更倾向于就内容发表评论？好听不好听是形式问题，以我个人分析，西方人其实就是在形式上说好听或不好听。京剧除了音乐还有歌词、有故事，视觉性色彩很明显。所以有时音乐不好听，但故事好。可是，真实的音乐是什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形式。
由此我就联想到了中国文字，因为语言文字属于不同文化的基因，不是表层的东西，而是塑造人怎样接受再来的信息，是人类最内在的东西。古典的德国哲学、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不一样，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其中一个因素是这三国的语言有明显的差异。语言对思维的作用也许是最基本的。英文的基本特征和语言精神、精髓跟法文的和德文的完全不一样，不是词汇的不一样，而是这个语言本身很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不止是工具，而且影响着思维方式或者思想。所以，我多少年来一直在想这个故事。这对我后来研究汉字及其多维度意义有不小的影响。
我们这次交换留学一共是两年，第一年只能在北京语言学院，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所有的国家只要跟中国有文化交流，来的学生都集中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分组也很有意思，是按国家，有法国学生组、英国学生组、德国学生组、意大利学生组、北欧学生组、阿拉伯学生组等等。相应的，每个组都有专门的老师来负责。当时，负责法国学生组的是一位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
由于都是在国内学过了几年中文并且有了一定的水平，所以我们到中国之后并不是从基础学起，而是学一些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相关的专業课。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门课。一门课是汪宗虎老师教的现代汉语。汪老师在课堂上很活跃，与同学们的互动非常好，课也讲得很形象。这是他与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喜欢他的课。2012年，我来中国参加北京语言学院50年校庆时有幸与他重新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另一门是金德厚老师教的文言文课。金德厚老师声音洪亮，讲古文的方法特别适合我，因为他是用现代汉语让我们理解古文。我在法国学习文言文时，老师的讲法正相反，用法文解释古文，很不适合我的思维倾向。另外，给我影响深刻的是位姓张的老师，他教太极拳选修课。法国留学生中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选了，而且很愿意学太极拳，因为它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
1973年那个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看这些大字报成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校园生活。另外，我们的宿舍楼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必须穿过校园到学校浴室才能洗个澡。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冻得要死。
当时的中国政治与留学生关系不大，我们除了看热闹之外，主要的精力都可以放在学习中文上面。我在1974年1月的一封家信中告诉家人：“我们从早到晚都埋头于汉语学习。”不过，由于受批林批孔的影响，我们学的东西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我们觉得中文水平特别是口语水平提高得不快，对学校有些意见。
大概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半年之后，学校要组织一次乒乓球比赛，各国留学生也参加。我自告奋勇，准备代表法国留学生参赛，努力为国争光。于是，我就去锻炼，打篮球，活动身体，准备比赛。可是，就在比赛正式开始前一个小时，我突然腰疼。我只好告诉同伴我一会儿回来，然后回房间躺一下，以为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可是，这一躺下来就不能动了，连坐起来都不行。没有办法，我只好放弃比赛。虽然法国的留学生人数多，可绝大部分同学都不喜欢体育，没有人愿意参加。这时连我这个唯一的运动员还没有参加比赛就“夭折”了。
中国老师知道消息后，过来看我，见我不能动了，就把我送到了北医三院。经过检查，这原来是腰肌损伤在北医三院住院，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因为是外国留学生，我受到了照顾，于是就住院了。
大夫给我针灸治疗，实际上一两天就好了。可是，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很少有张外国脸，所以，大家对我很照顾。连厨师都每天上楼来问我今天吃什么，我于是就趁机说吃饺子，得到了满足。赖在医院的一个星期之内，我发现我的口语水平突飞猛进，我的口语水平终于“起飞”了！对我来说，医院成了口语集中培训课。除了几个法国朋友来看时讲法语，和医生、护士、厨师说话时都讲汉语，而且是日常用语。在自然环境中，有需求才有表达。出院后，我就找到了学院的领导，告诉他们，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口语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对学院的教学方法有意见，学院应当改进。
这次住院还引起后来的一个小故事。差不多30年以后，我已经成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兼职汉语总督学，同时还负责汉语教师协会工作。有一天，驻巴黎的中国旅行社老板找我谈法国学生暑期去中国的事情。我们在巴黎一家名为“福来居”的酒家边吃边聊。忽然进来一个人，是老板的熟人。老板跟他打招呼并且介绍我，说白乐桑教授如何如何。我准备和那个人握手、打招呼。可是，那个人很冷静地说：“不用介绍，我认识他。”我以为是在近期的招待会上遇到的熟人，也许交换过名片。我说：“对，我们可能认识。”他又说：“不是可能，我们肯定认识，在很久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我实在想不起来。后来，他问我：“您是不是在中国住过医院？”听了这话，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是不是有朋友在背后开我的玩笑呢？因为在北京住院的事情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我问他：“您怎么知道？不是开玩笑吧！”他说：“您不是住的北医三院吗？”我的好奇心越发不可收拾，我一定要弄个明白。他告诉我：“在北京是不是有很多护士照顾您？我就是其中一个护士的男朋友。”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当时不经意地一瞥，居然现在还能认出我。这简直是超现实主义的经历。
说到努力学习中文，我想特别讲一下当时感受到的中国政治。1973年，中国的政治局势依然动荡，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政治运动在报纸和广播广泛宣传。我们校园的高音喇叭从早上6点开始鸣响，播放这样那样的社论，运动的主题看起来和那个时期的政治现实并没有什么联系。所有这些对我们中文学习还是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发现阅读能力进步得太慢，专门靠阅读课，时间是不够的。于是，就有同学建议订《人民日报》，每天晚上读报，一个学生准备内容、查字典，给大家宣讲。在读《人民日报》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1974年年初，某一天清晨，我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看到很大字的标题中有“安东尼奥尼”的名字（当时想了半天才明白说的是意大利著名导演Antonion-i），内容是有关他拍的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在来中国的前两个星期，我曾经看过，它的内容十分宏大。这部片子很吸引我，使我从中了解了将要去学习的那个国家的概貌。可是，我发现，这篇文章是用激烈的言辞来指责安东尼奥尼的这部电影，认为它是“反华”的。不过，我感到论据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很极端，不符合事实。在随后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又刊登一些文章继续批判安东尼奥尼和这部纪录片。另一件事是，几个星期之后，从早上送来的《人民日报》中，我又看到了新的阶级斗争动向。这次是指向了音乐。头版的大标题是《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章要对西方古典音乐这样定性，也不明白官方愤怒的原因何在。文章指责贝多芬的交响曲有的是“没有标题”。实际上正相反，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叫作《田园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叫作《命运交响曲》。它们怎么会没有名字、没有主题呢？文章还说肖邦、李斯特等人的作品都“没有主题”，可不等于说是不反映出阶级、社会和思想的内容。我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我很难明白并且也很惊讶，那些批判文章为什么言辞那么激烈，特别是对我心仪的古典音乐。于是，我就向同楼层的一位学法语的中国同学讨教。他告诉我，他事实上根本不知道贝多芬，从来也没有听过他的音乐。中国那些最有名的报纸上的大块文章提到的主题问题，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好长时间，大概到了1974年春，一个中国同学带我去看杂技。我又对他说：“这场演出让我想起几个月前那些涉及古典音乐的文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讨论一种音乐有主题或没有主题那个问题呢？”他的回答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带着某种不易察觉的笑容说：“无标题音乐？你真的相信问题出在这儿吗？”
后来，事实开始一点点显露出来了。批判的矛头主要不是指向贝多芬，也没有牵扯到禁止他的作品。就好像对于一个法国记者，既然他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也没有必要禁止他的作品，更何况中国人连他作品的影子都见不着。其实，中国的报纸当时受到政权里的左派控制。这个事件矛头是指向中国当时一位政府高层官员，他就是这些提议的创始人，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希望他的国家开放一点，不仅请西方乐团来演奏了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李斯特、肖邦等，而且还邀请了一些电影人，其中就有安东尼奥尼。
在法国时，我们学中文的学生就知道中国有个说法，“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过，这个长城多指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所以，我们特别想去长城。1973年12月2日，是拿破仑加冕的同一天（1804年12月2日），也是奥斯特里战役的同一天（1805年12月2日），我们几个法国学生决定当一回“好汉”，去登长城。其实，学校已经安排所有留学生在12月集体登长城，只是稍晚一点。但是，我们法国学生不是太遵守集体纪律，想提前当“好汉”，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坐火车秘密地向八达岭进发了。我们到一个叫五道口的小站乘车，到昌平南口站时转车去八达岭。转车需要在南口站等上半个小时，我们按捺不住要看到长城的急迫心情，决定步行探访一下真正的“中国”，于是就出了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在村子里的参观八达岭长城小土路上没有走上100米，我们就听到后面有人朝我们大声喊，而且还挥着胳膊做着让我们回去的手势。我们只好顺原路回来，走近才看清那个喊我们的是一个穿着蓝色棉大衣的男子。他把我们让进一间屋子，我们在那儿等了近四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给我们吃在煤火上烤的馒头，同时一直在和外交部或其他什么机构打着电话。我们一点点明白了自己是在村里的派出所，那个男子是中国警察。我们是属于“非正常进入”，因为当时外国人有许可才能进入长城。所以，我们在路上就被拦了下来。结果，我们这次要提前当“好汉”的旅程只是在南口待到了下午。最后，我们走出了派出所，在村民不友好目光的注视下，上了返回城里的火车。我们没能做成“好汉”，而且接到学院领导的通知，等着去接受批评。
“好漢”事件过后没多久，1974年春节的时候，学院安排我们去华东旅游，主要去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杭州是第一站，我们都知道它是马可·波罗讲得最多的城市，大家都非常向往。学院带队的老师向我们宣布了在杭州的日程，总共两天一夜。第一天去XX工厂，下午去一个XX公社，第二天再去一个工厂，然后晚上回去。我们很天真地举手，问我们什么时候去逛街、看景点。我们以为他忘了。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看杭州干什么？不去，只看工厂。”我们非常不满。第二天中午，我和一个女同学去找老师，说：“我们胃疼，很不舒服，真的不舒服，大概病了。”他很照顾我们：“好，好，你们留下。”于是，我们留在旅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心满意足地溜出门外，开始了杭州逛街之旅。那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鼎鼎大名的巴黎凤凰书店的女老板。其余28个法国同学憋了一肚子怨气去参观工厂了。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实在忍不住，便向同学炫耀，只有我们才了解了真正的杭州，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我们的见闻。带队老师知道后给全体同学开会，批评了我们俩一顿。不过，反正我们已经逛了杭州城，批评不批评也无所谓。
第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告诉我们，谁愿意延长可以再继续学一年，也可以回国。后来我才知道，法国30个留学生当中，有18个决定再延长一年，有12个回国了。后来，中法之间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交换生。我就是决定再进修一年的18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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