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敏

　　世人只知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不知《废艺斋集稿》，这是曹雪芹另一部天才著作，用意是帮助贫穷、废疾无告的人们，学一种维生的技艺。《红楼梦》涉及绘画、医学、建筑、手工艺等等，《废艺斋集稿》叙及图章、风筝、编织、脱胎、织补、印染、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烹调八类技艺，可见曹雪芹博于材艺。写《废艺斋集稿》是由《南鹞北鸢考工志》起意的。曹雪芹的朋友于景廉从军伤足退伍后无以为生，儿女忍饥挨饿，向他求助，他亦困顿，遂教以风筝的技艺，后来于竟以为业，维持数口之家。由此，曹雪芹才产生“以艺济人”的意绪，遂援笔。他在自序中道：“意将旁搜远绍，集前人之成;实欲举一反三，而启后学之思。乃详察起放之理，细究扎糊之法，胪列分类之旨，缕陈彩绘之要，汇集成篇，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

　　以艺活人，风筝已不是玩物了。温州的刘氏风筝传承百年，恰合了曹雪芹撰写《南鹞北鸢考工志》的本意。世人皆认为汉字风筝民初已失传，不料东海一隅的刘家还善其技，传承曹子遗风，亦见久藏的民间精神。而人生起承转合之处，恰是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给了生命一线希望。

一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作吹箫……”

　　初春，九山湖旁的树枝头还灰扑扑的一点新芽的影子也没有，松台山上早练的人们已汇入山下蝼蚁般的人潮。刘力坚用脚尖轻轻踢起一点尘土试试风，然后跑起来，手中的“福”字像它自己要飞一样，迫不及待地往空中一跃，手中的线被风快速地抽走，手随之潇洒地一扬，风筝就猛地扎下去又浮上来，而后扶摇直上，越飞越高，掠过树木，向着远处楼宇密集的街市飘去。

　　春天于刘力坚来说就是放鹞日，从东风浮动，一直到初夏的第一场透雨落下，春天似乎也是被他放走的。

　　“这是老祖宗传下的瘾。”今年五十三岁的劉力坚，身体圆墩壮实，皮肤黝黑，说完后，嘴角往上一拉，笑容天真纯然。刘力坚是刘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这只福鹞就是他的曾祖父刘益卿传下来的。

　　刘力坚拿一块石头将线轴压住，福鹞就稳稳地飘着了。红色的“福”字衬着老城的底子像某种岁月的底版。大街小巷，像雕版师刻出的一条条河谷。每一条河谷里都流淌着五颜六色的河水，这些彩色的河水被两岸吸进去，又吐出来。

　　刘力坚出生在福鹞下面那片瓦屋像鱼鳞一样的街区——鼓楼街，那里曾是小城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鼓楼街因鼓楼而得名。鼓楼也叫谯楼，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年间，是吴越王钱镠令其子传瓘占据温州后，为确保长治久安，在修缮外城的同时，增筑了内城（也称子城）。原有的东南西北四道城楼，到如今就存南门的谯楼了。明清以前，谯楼上设“铜壶刻漏”与“更鼓点”，朝夕按时“擂鼓打锣”，遥传四方，内外赖以作息。故市井习称为“鼓楼”。鼓楼经历过宋高宗赵构泛海而来南奔入城的灾难式的荣耀，也经历过被当做食堂烟熏火燎的难堪。现在的城楼是二十世纪90年代重修的建筑。

　　“我家在鼓楼街90号。清末民初，阿太和阿爷开‘永古斋刻字店，阿太扎鹞阿爷刻字，现在是我姐在卖毛线。”刘力坚在鼓楼街住了40多年之久。少年的刘力坚，就穿过鼓楼到人民广场上放鹞。鹞吃着空气发出的“悉悉索索”声在进入鼓楼洞时扩张成一大片的“稀里哗啦”声，至今还在他的身体内回响。现在的鼓楼街商铺主要经营布料和绒线，主顾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她们依旧扯布裁衣、买线织毛衣。这两样保留体温的东西，仿佛也可以保留岁月的流光。这条街也全凭这些老资格的人，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我甚至可以看到她们在触摸布料，然后把布料披在身上比试花色，或是在揉捻毛线，比对颜色的搭配，再询问价格。密密麻麻的脚，嘈杂喧闹的声音，连同那些缤纷的色彩，一起塑造着这条街的内部。当然，时代风向也在这儿体现——一间“玉珍”美容店和一家“香辣”小龙虾店。有了它们的存在，这条街安然自守的气息反而愈加浓了。旧日，这条街上还有一家寿衣店，一家制笔店，和一家钟表店，如今自是不在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有些事物永不复返，有些事物留了下来。刘家“永古斋”的雕版和刻字的工具都已不存，制作风筝的传统却像血脉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尤其是汉字风筝——福鹞。《红楼梦》第七十回讲到“一个门扇大的喜字风筝”，《南鹞北鸢考工志》也提到“富非所望不忧贫”的七字风筝。曹雪芹的汉字风筝是写在纸上，刘家的汉字风筝运用了刻图章的镂空技艺，工艺更加精美，是传承也是创新。

　　太阳一寸一寸地高起来，刘力坚手中的线轴慢慢地往里卷，偶尔松一下，福鹞似一只倦鸟，慢慢地飞回来，颜色从远方的黑色，到黄色，到阳光直射下变成金色，到眼前就是红色的了。这种过程很意味深长，像穿越历史的时空。这个镂空的巨大的“福”字，笔划胖胖的，圆圆的，不论在什么背景中，都是一种浸入式，都会让人的情绪满溢着。此时，我感觉到了汉字风筝有别于其他象形风筝的美——除了汉字书写之美，还有汉字语境之美，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每年新春，刘力坚都会把福鹞拿出来放一放，传承家风，希望新的一年福气满满。

二

　　刘氏风筝的始创者是刘力坚的曾祖父刘益卿。刘氏族谱上写着刘益卿出生于1886年，1908年从永嘉碧莲到温州市区，在五马街一间拷绸店当伙计。

　　一个二十岁靠双手的乡下人，在城里谋生就像“小细儿”（温州方言孩子的意思）爬楼梯，只能手脚并用一级一级地爬。伙计是第一级，第二级是站柜台。刘益卿暗中狠下工夫学习打算盘和写字。煤油灯把黑夜刨出一个洞，他就在这个洞里不停地练，算盘珠子把无数个黑夜敲碎，又拼成一个个字。刘益卿终于脱下短衫换上了长衫。

　　长衫如门面，这一穿身份就不同了。操算盘的人也是一家店的主命，算盘珠子的“噼里啪啦”声也是银子滚进滚出的声音，平日里应酬唱和的人也多了起来，日子一久，刘益卿开始入不敷出。毕竟是一个只有长衫面子没有长衫里子的人，城市生活对他藏起的恶意，这个乡下人还没有觉察到。

　　转眼又是一年春天，天上的风筝也渐渐多了起来。清晨，刘益卿从租住的谢池巷出来往拷绸店走去。谢池巷是南朝诗人谢灵运来温作太守时的宅邸所在，场地空旷，文人墨客常聚此雅玩。在这儿落脚的几年里，看尽了城中富家子弟消磨时光的种种玩物，风筝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月必须断了那些吃喝应酬，儿子永生买字帖的钱也无着落了。”刘益卿脑子里盘桓着这个问题时，不觉脚下打了一个踉跄。与此同时，一只风筝猝然扎下来，啪的一声，一头栽在他的跟前。这是一只“沙燕”。巷子里跑出几个身着绸缎棉袄的富家少年，从他手里要走了这只“燕子”。玩风筝的人已消失在街巷的拐角，刘益卿还愣在原地，仿佛一转身，就放走了某种寻觅已久的东西似的。

　　有时候一些事物投映到心上，在某种心情的催化下，会起化学反应。就像此刻，刘益卿的心被这只“沙燕”啄了一下，而后一个念头破壳而出——“何不扎鹞，赚富家子弟的钱呢？”一次偶然的视线聚焦，给了一个人生活的转机。

　　虽然相隔了一个世纪，在刘力坚的叙述里依然能够想象一个世纪前的那个春天刘益卿辞职的情状：

　　刘益卿走出谢池巷，朝五马街口的拷绸店走去，春风撩起长衫的下摆，裹住他的腿脚。这时，他才感觉到还是短打衫方便。而那件曾经让他引以为傲，花了很长时间求来的长衫，没了他一口气的支撑像被抽了骨一样软塌塌地躺在柜台上，看起来如此的单薄。谁都知道，不出几个时辰，就会有人穿上它，又让它神气起来。

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刘家每日开合的眼皮把风筝放下又提起。刘益卿扎绘的风筝不仅养活了一家人，还在远近渐渐有了名声。扎绘风筝给这三口之家在城里深深扎下根来的力量。正如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中说及于景廉那样——“风筝之为业，真足以养家乎？数年来老于业此已有微名矣。”

　　刘益卿把儿子永生送到“兴文里”一家叫“怀古斋”的刻章店做学徒，三年后学成出师。刘益卿就在鼓楼街租了一间二层的楼房，挂出了“永古斋”字号。儿子在前台刻章，父亲在后台扎鹞。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第一册叙述的刻印技艺和第二册的扎风筝技艺，在鼓楼街刘家并存着，也把这一家子的生活重组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

　　二年后，刘益卿就把鼓楼街这间二层楼房买了下来。刘家在小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薄土，过去的二十多年都是为此刻仔仔细细准备的。经过了二代人的努力，永嘉碧莲的刘姓，分出一支到了温州市区鼓楼街。刘氏族谱应该是这么记载的。

　　小城的风把少女吹成妇人，把五马街拷绸店穿长衫的人吹走一个又一个，把刘益卿吹出了满头的霜迹，但那双手则更灵巧了。在一年“拦街福”（温州春天民间祈福的民俗活动）上，刘益卿扎了一个会自动喷水的风筝龙头摆在家门口让人欣赏。“龙喷水”在小城可是件稀奇事，刘家门口自是被前来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刘益卿也被街坊邻居称为“风筝王”。

　　一个底层手艺人称王称霸，是要招嫉恨的。“永嘉县民教馆”要举办全城风筝比赛，这一场“风筝王”争霸赛，是冲着刘益卿来的。刘益卿想着，做什么样的风筝参加比赛呢？沙燕、大雁、老鹰、金鱼，这些都太平常了。

　　扎风筝的人也是追风的人，风筝的骨架也是风的骨架，從做第一根篾条开始，就在跟风对话。在刘益卿的耳朵里，竹篾刀划过竹片的“嗤嗤”声，和篾条在火上冒汗的“滋滋”声，都是风的声音。他在这些细碎的声音里捕捉风的方向，掂量风的轻重缓急。

　　“永古斋”参赛的风筝做好了。这是一个一米二长宽的大红的镂空“福”字，比大户人家刻在照壁上的那个“福”字还大。这么大的汉字风筝在小城还是第一次见。刘瑞卿的“福鹞”是受刻字技艺的启发，却与曹雪芹汉字风筝不谋而合——“以天为纸，书画琳琅于青笺”。刘益卿把家家户户的心愿都写在青天里了。

　　风筝比赛在松台山上举行。刘益卿带着儿子刘永生和孙子刘瑞锦，扛着福鹞上了山。在这次比赛中刘家的福鹞只评了第三名。刘益卿拿了奖金到小酒馆打来了两斤老酒，父子俩美美地小醉了一回。平民百姓不就求个‘福吗？之后，街坊邻居还是称刘益卿为“风筝王”。

　　这张奖状现在还保存在刘力坚鼓楼街老屋的阁楼上，略微有些发黄，上面写着“直上云霄”和“嘉奖风筝比赛第三名”，落款是“永嘉民教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这是刘氏风筝第一份荣誉，也是刘氏风筝百年传承的见证。而那只参赛的“福鹞”就是刘力坚放飞的这一只。

　　“七七事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小城偏安一隅，日寇侵扰不多。但要来的终于来了。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日本人的炸弹终于降落温州，轰炸南塘机场和西郊的工业区。一天里轰炸两三次，甚至低空俯冲扫射。

　　半年多来从外围不断传来某某城沦陷的消息终于真切起来。空袭警报像一柄利剑刺入每个人的心脏。鬼影子一样的飞机与小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起来。

　　1939年4月，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温州市区，南北大街、朔门、朱柏、永川等大码头被炸毁。五马街中央大戏院、钟楼遭轰炸。

　　1940年11月，三角门八角井头被日本人炸得最惨，二十余间矮屋被炸成废墟，二十余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停放在清明桥一带的三百多具棺材也被炸得尸骨横飞。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描述其惨状——“屋背飞满棺材板，红绿寿衣挂满山，捆绑全尸倒河滩，雪白骨头堆满街”。

　　1941年4月19日，日军从瑞安飞云江爬上岸来，沿着桐岭，涌入温州市区。下午一时许，温州城第一次沦陷。1941到1944年之间，温州三次沦陷。“永古斋”里的风筝，半为碎片，半为灰烬。富裕人家早已躲到城外去了，留在城里的平民百姓无路可走。刘益卿就拉了一床棉被铺在桌上，全家凄惶地缩在桌子底下避难。

　　1945年6月，日本人投降了。此时，刘益卿把风筝一一修补好，分给邻居，并通知街坊邻居“永古斋”举办风筝比赛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松台山上一只只风筝飞了起来，那只大红的“福鹞”特别醒目，那是小城人劫后重生的盼头。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次告别仪式。此后，刘益卿再也没有扎过一只风筝，更不用说放风筝了。风筝属于封建余孽，再说那时一天顶二十天用，肚子都吃不饱，哪来力气扎风筝和放风筝呢？

　　1961年4月，一个放鹞的春日，刘益卿入了土。纸钱纷纷扬扬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了天。

　　风筝，飞是一条命，不飞也是一条命。它的命看似掌握在扎风筝的人，或者放风筝的人手里，其实，风才是它的命。

四

　　刘益卿走后的第五个秋天，即1966年10月，刘家的长房长孙刘力坚来到这个世上。风继续吹，天上继续没有风筝。

　　鼓楼街90号——旧日的“永古斋”，现在的毛线店，刘力坚80岁的母亲伊秀华坐在五彩斑斓的毛线团中，安静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刘力坚的姐姐刘丽明在为顾客选毛线。刘力坚调侃似地对母亲说：“我眼一睁开，子弹就在我眼前飞，这跟我后来去当兵是不是有关系。”老母亲神情平和，眼中不起一丝波澜。

　　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回忆往事，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一口深井，大半天才听到回声。

　　1967年的6月，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刘力坚和他三岁的姐姐刘丽明去茶山乡下避难。离城那天，天是阴的。28岁的伊秀华背着一个包袱，抱着襁褓中三个多月的刘力坚，再也腾不出手去牵3岁的女儿，女儿抓着母亲衣服的下摆，娘仨从小南门码头乘河轮到茶山。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几张粮票和一包糖霜（白糖）。粮票和糖霜给茶山那户收留她们的人家。刘家在茶山没有亲戚，她们是投奔邻居在茶山的一个亲戚。

　　码头上乘船的人已排了长长的队，大家你推我搡地往船上拱。船已挤满了，船老大迟迟不开船，站在岸上吆喝牲口一样一个劲地把人往船上赶。岸上突然想起一阵“哒哒哒哒哒”枪声，慌得船老大跳到船上，逃一样地出了城。乌云笼罩着身后这座城市，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船舱里拥挤不堪，各种气味蒸腾，把每个空隙填满。而有一种比气味更热烈的东西在船舱里翻腾——两种立场的争辩。一条河上的一叶舟子上的争论，有如一群隐名埋姓的人在一块安全之岛上忽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多少有点戏剧性。

　　这样的争辩在那个年代实在太普遍了，有人的地方就有两派的争辩，比如两条街交汇的街口，比如小公园的平台上，人汇聚的地方就有辩论赛。大家说“革命”，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柴米油盐”。那时甚至一个家里也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刘家亦是如此。

　　刘益卿只有一个儿子刘永生。刘永生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刘瑞锦，刘锦秀，刘秀凤，刘鸿贺，刘贺新，刘新燕，刘燕进，刘进寿。刘秀凤的“凤”和刘鸿贺里的“鸿”，字虽不一样，但方言谐音，这是异中求同。刘家八个儿女的名字首尾相连，像串式的鹞。

　　老大刘瑞锦，爱看书，刻字之余，喜欢弹弹唱唱，竟无师自通做起了小提琴，做好的琴放在自家店里都会被人买走。1953年，温州乐器生产合作社成立，去乐器厂当了工人。老二刘锦秀在教具厂，老三刘秀凤在木材厂，老四刘鸿贺在面砖厂，老五刘新燕在教学仪器站;老六刘贺新也在乐器厂，老七刘燕进在塑料薄膜厂，老八刘进寿在剪刀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八个同一个爹娘生，住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锅里吃饭，却在那个年代里分成两派各持己见。只有老父刘永生不问世事，铜壶里温一壶老酒，坐在那儿自斟自饮，把世事都付一壶酒里了。

　　刘瑞锦让妻儿出城避难，自己则留在城里，他是乐器厂的头。这条逃难之舟，吵杂声合着河水的“哗哗”声，往城外漂去。转眼在乡下过了近两个月。八月的天热得发狂。太阳像个骂街的悍妇，一露脸就刁蛮凶狠。河浃干了可以当路走，螺蛳晒干像一枚枚铁钉，一滴汗都会砸起一股尘土。

　　这些在乡下的城里人一天里上好几次楼顶，或者爬到茶山后面的大罗山上登高朝市区方向望，心神不宁地把日子一天天打发走。一天，有人惊慌地“叫皇天三宝”。各家的屋顶齐刷刷地冒出很多人，看到市区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像风中躁动不安的茅草。各自在脑子里飞快地跑上一圈后，很快认定那是五马街和鼓楼街方向。在场的好多人脸都吓白了，那可是几代人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全部家当。

　　刘瑞锦在这次“大火”中受了伤还丢了枪。此后，那把枪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一有响动，就被叫去交代丢枪的经过。时不时被那把丢失的枪打伤的刘瑞锦，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就一直疼，从此更加沉默。“还真想不明白，我那木讷寡言，爱埋头看书的老爸，有一天会跳出来。”刘力坚添了一句，诙谐地笑了。

　　这十年时光对于刘力坚，却像灰烬一样，不可考。

五

　　一切终于平息下来，一切缓慢而谨慎地回来了。

　　春日的午后，阳光如老酒般倾倒在临窗的桌子上。刘永生从铜酒壶里倒出一杯酒，一口喝下，站起来拉着孙子刘力坚的手就往楼上走。木楼梯吱嘎吱嘎响，像朽老喘气。刘永生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吹开灰尘，打开，刘力坚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福”字。刘永生说，这是阿太扎的福鹞，等天晴了我们去放。这只离开天空二十余年的鹞，颜色已从鲜红褪成淺红，但筋骨依旧强壮。刘永生看了看身旁的孙子，又把福鹞放回纸箱封好推入床底。孙子懵懵懂懂地跟着爷爷下了楼。刘永生下楼后继续喝酒。从刘力坚记事起，这把铜酒壶就在爷爷的手上。这是一把有讲究的铜酒壶，像俄罗斯套娃，里外两套，外一套倒热水，里面一套装黄酒，可以温着慢慢喝。不管外面怎么乱，天气多么冷，爷爷就守着这把铜酒壶，喝他的酒。这一年，刘力坚十二岁，第一次看到家传的“福鹞”。

　　1982年春日的一个暮晚，夕阳染红天边，风还是寒凉，人民广场上，“福鹞”悄然飞起。它起初有点胆怯，谨慎地飞着，唼喋着风，像鱼儿在浅滩轻吻水草。放鹞人，一个是满头飞霜的老人，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老人一只手猛得一提又一松，趁它向前冲去的余力未尽之时，左手一反腕子，风筝打了一个回旋，扶摇直上，越飞越高。在暗下来的天色里，老人的眼睛像星星闪烁。风筝和人一样不言语，不歌唱，都带着飞翔的喜悦。

　　这也是刘力坚人生里第一次放鹞。收鹞时，已是万家灯火。回家后老人照旧温了铜酒壶里的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只有孙子听得出来，爷爷那吞下来的咕咚声比往日欢畅，那酒吞下去后发出来的声气也比往日悠长舒展，仿佛这一壶酒经过春日暮晚几个小时的发酵变得更加醇厚了。

　　日子太平了，时间也溜得快。转眼到了1985年的2月。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一眼就看见了东风。枝头先是绿蒙蒙的一片，而后一天天不可抑制地壮大起来。一城春风，一城春绿，大自然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什么做好了铺垫。

　　晨光里，刘永生穿过鼓楼洞时，迎面撞上了一张纸。这一张纸轻得像一片云，如果不注意也就飘过去了，但刘永生注意到了，纸上写着“温州市首届风筝比赛”。刘永生赶紧折回家，拿出“福鹞”挂到墙上，叫齐了全家人，给家人讲刘家“风筝王”的故事。这次家庭会议的“决议”是做一支“龙鹞”参加比赛，继承刘家风筝的风采，由自己带着老大刘瑞锦和老四刘燕进负责制作。

　　龙鹞制作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刘家子孙血液里流淌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比如对色彩的把握，对声音的敏感，对风向的认识，还有手指的灵巧，等等，在此次扎制“龙鹞”的过程中，都找到了源头——是老祖宗在他们的身体里藏了一个风筝精灵。

　　午后，太阳向西滑去，天边接应的是绚烂的彩霞。市区解放路和广场路交叉口的上空出现一条长20米26节的五彩斑斓的“龙”。它甩头摆尾，身体弯曲又伸长，左顾右盼，缤纷的色彩呼应着满天彩霞，自由自在地游弋。时而对着风儿，龙头飒地一立，昂首朝更高更远的云彩中钻了进去。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失声喊出来——“龙鹞”，更多的人发现了它，纷纷喊着：“快看！龙鹞！龙鹞！”大家的神经末梢被这一喊声搅动，仿佛一些沉睡多年的触觉被突然激活，浑身抖擞起来，纷纷仰首观望。正值下班高峰，街上拥堵成一片。其“肇事者”——刘家父子三人，在温州乐器厂五楼的屋顶上，比街上看龙鹞的人还兴奋。

　　四月的新柳沾着九山湖的水，九山湖畔的上空，燕子、蝴蝶、金鱼、龙鹞……翻腾，盘旋，俯冲，在云水间自由翱游。风潜伏在色彩和形状之下，人在看风筝的时候看见了风。

　　在这次比赛中，刘家的“龙鹞”得了一等奖。浙江省第一次风筝比赛在西湖畔的杭州少年宫广场举行。刘永生特地制作了一个汉字福鹞参加。这只福鹞，一个镂空的大的“福”字居中，边框围了九十九个篆体小字“福”，“小福”环绕“大福”，组成了“百福图”。刘家的第二代福鹞，工艺比第一代更出彩了。

　　刘永生和儿子刘燕进，父子俩带着龙鹞和福鹞参加了比赛。从九山湖到西湖，是老人生命中走得最远的路，也是刘氏风筝第一次走出了温州。此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成为刘家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刘永生在放福鹞时，脚下打了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上，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出一声惊呼。儿子刘燕进更是大惊失色，欲跑上去扶。但见老人家神态自若，手里飞快地放线，手轻轻一提，风筝接了令，一个俯冲后，向上高高飞起，大大的“福”字稳稳地写在了天空上。这次比赛，刘永生获得了精神文明奖，刘燕进获得表演奖。此后，刘氏风筝像一棵老树不断开出一朵朵鲜艳的花来。

　　1995年，“龙鹞”带着85岁的刘永生乘风而去，他留下了第二代“福鹞”。

六

　　这个东海之滨的小城，是风登陆的地方。二十世纪80年代，风给了风筝飞翔的自由，也解放了小城人的双手。小城就像一个颈口被绳子扎紧的布袋，一下子解了束缚，哗啦一声倒出一地的五彩繽纷来——那是一个桥头钮扣市场（温州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83年开放，有“东方第一纽扣市场”之称）。

　　就拿鼓楼街来说，仿佛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成了一个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妇孺老幼都成了能赚钱的好手，家里没有一个吃闲饭，一条小板凳就是一个操作台：搭手表带，穿鞋帮，做眼镜，搭打火机，做发夹，穿珠花……每一双手里都在创造某件商品的某个部位。此时，自然是无人扎风筝谋生活了。那时，小城是一个大工厂，生产的流水线从这家接到那家，最后流向某条巷子的一幢房子里，那是终端，所有的配件在此结集，而后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组装成一件件完整的商品——点亮一支烟的打火机，或是戴在某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鼻梁上的一双眼镜，或是穿在脚上的一双锃亮的皮鞋。

　　外国女郎眼镜上的两支塑料脚有可能就有一支出自鼓楼街刘氏兄弟们的手。刘力坚的五个叔叔都从国营厂出来，其中四个叔叔各自在家中做起了眼镜配件加工，只有四叔刘燕进买了一架相机到江心屿给游客拍照，也扎风筝卖给游客。1987年，刘力坚服完兵役后，也到父亲的眼镜配件加工厂帮忙。不出几年，做眼镜配件的叔叔们都买了自己的厂房做了老板，并从鼓楼街老宅搬了出去，住进了高楼大厦。刘力坚一家和四叔刘燕进一家仍然留在老宅。从小一直跟着父亲刘永生玩风筝的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守在鼓楼街老宅，不能不说是冥冥中刘家老祖宗的一根风筝的线牵住了他们。

　　1999年，刘燕进做了一个福鹞：中央一个大红的镂空福字，上首有三只“品”字型排列飞翔的蝙蝠，下方两边各有仙桃点缀。翩蝠象征幸福，仙桃象征长寿。刘家第三代福鹞制作工艺更加复杂，装饰性更强，当年参加上海举行的国际风筝邀请赛，获得了第一名。这是刘家第三代福鹞。

　　2007年，刘力坚73岁的父亲刘瑞锦去世。刘力坚自然而然接过了刘氏风筝传承的那份心思。2009年，刘氏风筝受中国文化部指派，随浙江省手工艺术代表团，参加在阿曼苏丹王国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国际民间艺术展。

　　这是刘氏风筝第一次走出国门，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刘家决定扎一只百米长的龙鹞参加这次国际艺术节，为了做好这只龙鹞，刘氏家族全动员。这样的情景多么熟悉：20年前，刘永生曾带领全家人一起制作龙鹞。光阴荏苒，仿佛万事依旧，世界创造的无数形状没有消失，只不过从这里传到了那里，像教师授课一样，一个轮回又回来了。过去的不是消失，而是存在某个地方或某一些人那里。

　　刘力坚一边经营企业，空闲时放鹞锻炼身体，会会筝友，日子过得松弛有度。却不知，一场风暴已在海上酝酿，即将在小城登陆。是他的鹞把他带离风暴眼，穿越了一场人生的险境。刘力坚不无感慨地说：“是托了福鹞的福了。”

　　万事素有两面性，作为改革前沿的小城这次翻到了另一面。2013年，起于青萍之末的风，经过千山万水之后，所经之处，显示给每个人已不是最初的样子。这次它给了小城另一副面孔——严寒萧瑟。风起时，已把自己的端倪显示出来。它先动了小城的神经末梢，就像一场大病的先兆，最初是胳膊痛，或者头痛，或者鼻塞这样的感冒症状。某一天，刘力坚给一个货主打电话，那头忙音，再打还是忙音，再拨过去已关机。发出去的货物自然有去无回，货款自然也无着落。接着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他的五个货主有三个就像风筝断了线，失去了音讯。说起当初的心情，刘力坚打了一个比喻：人心像一只在水上飘浮的气球。

　　像刘力坚这样加工眼镜配件的小规模企业，是一辆老牌自行车，有固定型号，有固定的零部件，有固定的客户，有固定的产值，从来都是有条不紊地一脚一脚踩着运转。有一天，链条断了一节，第二天又发现掉了一节，过几天，又掉了一节，这辆车也就将近报废了。生产出来的眼镜配件堆积着像山一样，压着刘力坚喘不过气来。刘力坚扛起福鹞就往瓯江边跑。

　　风起瓯江，初冬的风已有透骨的寒意，手中红色的福鹞给了刘力坚些许暖意。一阵风吹过，刘力坚把福鹞顺风一扔，福鹞左右晃荡了几下，一头栽下来，“啪”地一声掉到地上。竟然没有飞起来。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刘力坚站在瓯江边发呆。耳边突然响起爷爷的话：“受风之始，必然摆荡，不必慌张失措。趁风之势，骤然给线，任其摆动，至风托起，然后猛力挽住。”刘力坚定了定心，终于把福鹞放上去了。天空如纸，心手相应，丝绦拂荡，福鹞听命乎百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心为物役，乍惊乍喜，纯然童子之心，忘情用心，忘忧而乐，天空中的“福”带着人超然世外。

　　几日后，刘力坚把经营了二十多年的眼镜配件厂关停，并把厂房租了出去，一门心思做风筝，教孩子们扎绘风筝，然后参加各类风筝比赛活动。

　　刘力坚炒了自己“鱿鱼”这事，不由让我想起他的曾祖父刘益卿脱下五马街拷绸店那件长衫的那个春日的情状。

　　第二年，一场飓风终于生成，小城被置于风暴的中心。不少企业、家庭，被这场飓风无情地扫荡一空。也有人像断线的风筝戴着光环从高空直直扎下来，坠地的闷响，在坊间久久不散。此时，刘力坚已买下温州西部山区泽雅一幢四层民房作为刘氏风筝展示馆兼工作室，还考了国家级风筝运动裁判员资格证，在全国二十八位裁判中占了一席之位。国家级风筝裁判不仅代表个人风筝制作技艺和运动水准，也代表一个地方风筝的整体水平。

　　这场蓄势已久的经济危机反手把刘氏风筝推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七

　　“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至无隙地。五光十色，蔚为大观。”刘力坚的风筝工作室，俨然是当年于景廉置放曹雪芹为他所扎制的风筝的景况。

　　这里每一只风筝都有各自飞翔的故事。我的视线落在一只中国传统印章式的风筝上。刘力坚说，这只是用刘氏家传的镂空技艺扎制的中卡文化年的Logo风筝，在2016年11月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中卡文化年活动。这个风筝的设计理念源于中国传统印章，中文篆体书写的“中国”与阿拉伯语库法体书写“卡塔尔”上下连接，以卡塔尔的国旗色为主色调，两国文化元素互相融合，别致而独特。

　　刘力坚对这次卡塔尔之行，记忆犹新。这个位于波斯湾的半岛国家，在中国可谓知名度不低——中国国家象棋冠军諸宸嫁给了卡塔尔王子，不时抛出爆炸性新闻的半岛电视台，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居世界第三位……一系列的信息，像一条条潜伏的风筝线，牵着刘力坚兴奋地飞上天，又高兴地落在这片国土上。

　　在多哈为期一周的展览时间里，刘力坚的展位天天被参观者围得水泄不通。这个因缺水而导致运动项目极少的国家，特别是孩子们都被中国风筝五彩斑斓的色彩和飞翔的姿态迷住了。一天，围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用中文说：“这不是温州的风筝吗？”在异域，母语是一声惊雷。刘力坚寻声望去，说话的是一个穿着卡塔尔服饰头裹黑色头巾的女人。头脑电闪雷鸣之后，从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分辨出——国际象棋棋后诸宸——老乡。刘力坚来多哈之前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诸宸很多年没回家了，这次去，很有可能会碰上她。没料到，玩笑竟然成真了。诸宸先后两次带着两个女儿来看刘力坚的风筝。身体里流着一半中国血统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中国风筝对于母亲的意义。卡塔尔沙漠上的鹰隼终究不能带她回到中国东海之滨那个美丽的小城。“看着她恋恋不舍地带着孩子离去，我无限感慨，人也是一只风筝，那根线永远拽在故乡的手里。”

　　刘力坚说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远方一声哨响，墙上的风筝一只只从窗口飞出去，我跑出去一看，天空布满了风筝，爷爷刘永生正在放那只福鹞。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制作第四代福鹞一直是我的念想，但想超越前辈并非易事。这种镂空的大型文字风筝，难扎不说，形式的创新很重要，随之带来的解决笔画与笔画之间形成的不同平面受力均匀才是难中之难，突破需要机缘。

　　刘氏风筝技艺，终归不脱“风筝之经”——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也不脱曹雪芹“艺为人谋”的初心。百年血脉传承，生命历尽磨难之后，微末之物显出大义来。而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像一只狐狸跑过时间的雪地，或跳脱，或雪埋，但终究还是有迹可循。

　　结束采访后，我上网查找刘氏风筝相关资料，看到2014年2月5日温州晚报上一则报道和一张刘家的“全家福”，内容摘录如下：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庞大家族，也是温州家喻户晓的刘氏风筝世家。当天到场参与拍摄的有65人，是此次全家福活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家庭。记者看到，刘家人为这次全家福拍摄准备了齐全的道具。不仅拿来了鼓楼街老宅处的‘风筝世家的藏头对联，还带上了今年的生肖风筝和传世的福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