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在中国古代，史家对于以史蓄德是颇为看中的。这最早来源于《易·大畜》，其文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颖达对此做疏说：“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己德。”以此来“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古代写史著文大都追求文重义隐，寄托遥深，就是源于文章要来蓄德的要求。既然要蓄德，那么写作文章的人就要突破小我，而上升到大我的境界，因为小我与个人的私欲有关，大我代表着普世价值和公共利益，五四的文章总让人觉得比现在的好，原因就在这里。五四时期的很多写作者，他们同《新青年》的撰稿人易沙白一样，懂得“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本期的四篇文章个性各异，色彩鲜明，都能在人性的普世性上去开掘，安然的散文心境静默，马笑泉的散文智慧融通，房子的散文暗影朦胧，李珊珊的散文轻盈光洁，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都力图去展示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文化折光，并以个体的肉身去加以承载。我们说文系人心，我们对于文学家的期望首先也在这点上吧。记得《四庫全书总目提要》对文天祥和他的文章推崇备至，认为：“天祥平生大节，照耀千古。而著作亦称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中的原因，就是文天祥以一个与人同样的肉身，却又蓄积着与一般人不同的大德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