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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传》选载(八)

时间:2023/11/9 作者: 美文 热度: 11144
邢小利

  二十五 蒋村老屋的藏书

  一般而言,作家之读书,一是由着兴趣,故而看起来是信马由缰,散漫无羁;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有选择地读书,故而看起来又有些偏窄,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是偏于一隅。在藏书方面,作家不像学者和研究者,专博兼备,作家是实用主义者居多,他们的藏(买而后藏,也有借而不还变为“藏”的)书一般都与自己的创作追求有关。因此,研究一个作家的藏书情况,既能看到一个作家的兴趣所在,也能发现一个作家的精神来源。

  陈忠实有三个存书之所:蒋村老家,西安建国路省作协他的办公室,西安石油大学他的工作室。后两个所在,一是他1993年以后进城,在省作协办公室所放之书刊,多为各方所赠;一是从2003年起至今,在西安石油大学工作室所放之书刊,亦多为各方所赠。在我看来,他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是蒋村老家那个。这个书房,是他1992年底回城之前,也就是写完《白鹿原》之前,他的读书创作之所在,其中存放着他数十年间所购、所藏之书刊。这个书房共有三个两开门书柜,其中两个样式一样,稍宽一些,上边是花纹玻璃推拉门,里面分为三层,下边是木拉门;一个较窄,上边是木框镶透明玻璃拉手门,里面分为四层,下边是木拉门。陈忠实的读书情况是我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把他在这里的藏书全部拍了照片。他的藏书大致有一个归类,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但总体上没有很细致地分类存放,看起来是散乱摆放的。从藏书来看,书多,刊少。书主要是文学书,文学书里又多是外国文学作品。

  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归类介绍。俄苏文学:屠格涅夫《猎人日记》,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春回大地》《电击顶》,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钦基兹·艾特玛托克《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费·阿勃拉莫夫《普里亚斯林一家》,阿达莫夫《恶风》,伊凡·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俄国短篇小说选》《苏联短篇小说选》《苏联当代小说选》《苏联当代青年题材小说选》等。欧美文学:薄伽丘《十日谈》,卢梭《忏悔录》,左拉《金钱》,罗曼·罗兰《捕斗》,让·热内《小偷日记》,《茨威格文集》(1—7卷),《斯蒂愤·茨威格小说选》,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玛蒂纳·考尔《致命的冒险》,奥维德《变形记》,莫拉维亚《冷漠的人》,霍桑《红字》,斯坦培克《烦恼的冬天》,弗·纳博科夫《洛丽塔》,米兰·昆德拉《玩笑》,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海明威短篇小说选》,以及《世界中篇名作选》《外国短篇小说》《美国短篇小说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选》等选本。拉美文学有《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日本文学: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水上勉选集》,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以及《村上春树文集》数卷。

  政治、文化、历史类: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斋藤荣三郎《中曾根首相的思想和行为》,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文艺理论、作家传记类: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對话》,陈众议《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阿纳托利·耐曼《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巴纳耶娃回忆录》等。心理学、动物心理学类:柯林·威尔森《心理学的新道路——马斯洛和后弗洛伊德主义》,康萝·洛伦兹《攻击与人性》等。

  刊物主要是《世界文学》,该刊为双月刊,每年6期,陈忠实的藏刊有1979年至1981年全年的,1985年至1988年全年的,还有1900年和2002年的几期散本;《外国文艺》有1985年的几期散本。

  相较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反而显得少了一些,有:《唐诗三百首》,《聊斋志异》,《柯仲平诗文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王汶石《风雪之夜》,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檀香刑》,王安忆《69届初中生》,古华《浮屠岭》,邵燕祥《无权者说》,浩然编《中国农村小说大观》(3),《重放的鲜花》,《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几种20世纪80年代前期全国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年选,一些陕西作家赠送的作品集。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的著作有: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艺理论争鸣辑要》上下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杜鹏程《我与文学》,《胡采文学评论选》,晓雪《诗的美学》等。中国历史: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梁启超《李鸿章传》,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等。

  以上几乎是逐一录下了陈忠实在蒋村老家的藏书。我的感觉,陈忠实没有多少藏书意识,他的藏书,主要是为了自己开阔视野和文学上的探索。当然,他的阅读范围绝不止于自己的藏书。他五十岁以前基本上一直住在乡下即蒋村老家,即使当了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他当年生活上还是比较贫困的,应该没有多少闲钱去买书。六十岁以后,他在西安城里的位于二府庄的西安石油大学为自己安了一个工作室,读书兼写作,屋里堆了不少书刊,但多是别人送的,估计他看的时间也不会多。藏书意识可能仍然没有或没有多少。当然,有人送给他的一些书,很有收藏价值,如清代孙温绘图的《红楼梦》,作家出版社出的,送了他一套,但送了也就送了,他未必就像藏书家那样对之特别当一回事。

  二十六 蛰居乡村的写作生活

  陈忠实曾经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之后,这个理想实现了。户口和人事关系都进了城,陈忠实决定,还是回到原下的祖居老屋。写作,特别是写农村题材,原下的祖居老屋接地气,也更安静。没有人要求他,是他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

  此前,陈忠实是灞桥区文化局的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区委领导关心、爱护他的创作,只让他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在文化馆期间,陈忠实的创作,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状态,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因此,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还颇为满足,对进入省作协当专业作家不是太急切。1981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党组决定调他到专业创作组,但因为行政管辖范围问题一时没有调成,他也顺其自然,能泰然处之。一年之后顺利调入,他决定回归老家。他从1964年离开老家村子,近三十年间,单位和职业都换过几个,但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必须回到供职单位。如今当了专业作家,时间是充分的自由了,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觉得要尽量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在新时期跃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群中,他觉得他的年龄是偏大的,适值文艺复兴时期,自己不抓紧不行。在乡村工作整整二十年了,必须安静下来,细细回嚼乡村生活的体验,反刍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要认真读一些书,进一步开阔艺术视野,调整艺术思维,争取更上一个境界。要躲开热闹,也要躲开文坛的是是非非,保持思考必需的沉静心境,以把精力和用心都专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艺术的探索上。

  成为专业作家的最初一年,陈忠实自己的户口进城了,但妻子儿女的户口还在农村乡里,他除了写作,还要作务庄稼。农业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分给陈家五六亩地,其中一半是原坡地。陈忠实的母亲和妻子有病,儿女还小,作务庄稼全靠陈忠实干。家里没有成年男劳力,养不起牛,耕作是相当困难的。1982年的10月,陈忠实就是自己在地里拉犁,播完了小麦。1983年5月,根据“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的相关政策,陈忠实的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的户口由灞桥农村迁到了西安市,生活好转了一些。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的级别为行政23级,月工资是52元。

  陈忠实依然住在农村。他的生活与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他与农民作务的工作不同,农民是种地,他是写作和读书。

  1985年4月下旬,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在这次会上,陈忠实被增补为副主席。同时增补为副主席的,还有路遥、贾平凹和杨韦昕。陈忠实的行政级别成为副厅级,工资达到158元,这使他一直过得很紧的生活一下子宽松了很多。这一年的夏天,作协陕西分会发扬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传统,安排一批新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到农村和工厂去任职,陈忠实不想离开自己的生活基地,遂被任命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

  又回到老家的辖区挂职,陈忠实原想多参加一些区上的工作,充分感受正处于农村变革最活跃时期的生活脉动,但是这一年的秋末冬初,他在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萌生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意向,便调整自己的安排,打算重点做长篇小说的先期准备工作,同时也不完全放弃对当下生活变化的关注。他同区委书记交换意见,就他挂职参加区上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是每个星期一参加区委常委会,了解区委的工作计划和大事;二是每开区乡村三级干部大会,他到各个小组听大家的发言,以便直接了解农村的发展动态和问题;三是区上的重大活动,争取参加;四是区上的日常事务不参与,以腾出时间写作。区委书记支持他的安排。

  陈忠实不论挂职不挂职,其实都住在老家的村子里。在乡党眼里,陈忠实就是村子里的一员,只是工作特殊一些。大家种地,他是“作家”,坐在家里的凉房底下耍笔杆子就能挣钱,干的是一个省力的好事。至于陈忠实当副主席还是当副书记,还是当着副主席又兼着副书记,他们觉得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也不关心。乡村社会是一个小的自足社会,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也不管他是在读书还是正在构思或者写作,就径直进门找他说事。先是在破旧的厦屋,后来是在新建房子的写作间里,不管陈忠实是忙着读书思考还是弄他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突然会有一位乡党走进来,眉眼里洋溢着不加掩饰的喜悦,以不容置疑也不许推辞的口气说:“明日给咱那个大货(大儿子)办事哩,今黑请执事,你今黑就得去。”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容许说半个不字,必得立刻应诺,还要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乡党再叮咛一句“你还干你那一摊子事”,就又喜滋滋地忙着邀请别的执事去了。顷刻之间,陈忠实脑子中的有关文学的形象或思绪,统统消失,他当即要做的最切实的事,是给一家为儿子娶媳妇的乡党去做帮忙的执事,“那一摊子事”就是去做账房先生。

  乡俗,村人红白喜事所请的账房先生一般要由村里最有文才、会计算而且正派公道的人充任。陈忠实做这个账房先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村人对他的认识。结婚喜事,他先一天下午要写好对联,并贴好。按讲究,一般需给临街大门、院子正屋和新房贴上三副对联,内容各有区别。大门对联是向全村的人宣示这户人家的某个小子结婚的喜事,正屋的对联一般是农家院主人胸怀和姿态的表白,新房对联则是对两个新人未来美满婚姻的祝福。再一个任务是协助总管安排好执事分工,总管一般由村子的书记或村长担任,喜事需要的挑水的、洗菜的、端饭的、烧酒的、洗碗的等活路,都要落实到人,然后由账房先生写到红纸上贴到院子最显眼的墙壁上,各司其职,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人。除此之外,先一天晚上,乡党好友接二连三向主家送礼祝贺,或一段布料,或一床被面,或不等数量的现金,他都要一一登记,再用红纸书写了张贴到主屋正面墙上,这个工作需要持续到深夜,直至再无送礼者上门。最忙活的时段,是结婚这一天的上午,各路亲戚来参加婚礼,送来的既有传统的各色花馍,又有绸缎被面、布料和现金,偶尔还有城里人时兴的花篮,他一件一件登记,再用红纸写了贴在墙上。账房先生经管的最复杂的事,是对烟酒糖果的支配,虽然喜事不能扫了乡亲的兴,不能伤了朋友的面,但为主家特别是家境不太宽裕的主家着想,这些东西都要合适地控制发放,以免支应不到终场。陈忠实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处理这种事原则中又有灵活,善于应对,主家满意,乡亲也都高兴。

  埋葬老人的白事要复杂一些。这种复杂,一是要以对联的形式对逝者进行概括评价。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短则三天,隆重一些的要持续五天或七天。陈忠实还是账房先生,他要以对联的形式,把逝去老人一生的功德与性情概括在一副对联里,用白纸写了,张贴到大门门楼两边的门柱上,给以彰显。这样的对联往往能赢得乡村那些识字的人的赞赏。他们看了以后往往赞叹说,逝者能得到陈忠实所写对联的表彰,死亦瞑目。陈忠实每每听到村人这样的赞叹与言说,甚感欣慰,认为自己的一篇小说得到了好评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感觉。常常,陈忠实当着他的账房先生,有位老头走进他的账房,接过陈忠实递给他的一支烟,一边感慨地评说陈忠实所写的总括逝者一生的对联如何之好,一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爷(或叔)闭眼的时候,你给爷(或叔)也写上一副,爷(或叔)一辈子受的苦就算没白受。陈忠实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确实是很大的,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老人,也需要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获得一种客观的评价。复杂之二是,白事期间,主家多年因诸种原因甚至琐事累积的矛盾往往在老人去世后爆发出来,有的还发生打骂。陈忠实就得参与调解矛盾,以便逝者能如期入土为安。

  乡党建房,陈忠实也被请去当账房先生。盖房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农村,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建房的人家还是很少的,很多人住的还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盖的房。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西蒋村迎来了建盖新房最红火的时期。以前的房屋,好的是青砖青瓦房,次一点的是土坯墙青瓦房,最穷的是土坯墙茅草房,这个时期兴起的新房,一是红砖红瓦砖木结构房屋,一是红砖立墙水泥板盖顶的平房。农村盖房,破土动工和上大梁(或吊装水泥楼板)是两个重要日子,主家一般都要庆祝。陈忠实自然又受邀成为账房先生,“管那一摊子事”。

  除此之外,乡亲们偶尔遇到一些急事,想着他有着“官家”的身份,外边关系广,人熟些,能帮忙,也会找他。谁家酒酿好了,猪养肥了,要给儿子结婚,不料却因这因那领不来结婚证,要他去给乡政府领导说情;或者是女方家里又提出来了不能接受的物质要求而陷入僵局,要他去给女方家长做调解工作,诸如此类,陈忠实都不推却。他也能自然地适应生活赋予他的若干反差颇大的角色。刚给一个女方家做了调解,又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学作品研讨会,同作家朋友交流创作体会,议论某个新的艺术流派,他既能适应也更有对比之后的新鲜感。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全部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另一方面,在活路紧张人手短缺的时候,也当一个劳力,或抬木头或搬砖瓦。西蒋村老家新房建成,他为自己辟出了一间书房,约有十多平方米。新房建设时,他还在屋后廊沿两边的石子墙上,以深色石子各画了一幅画,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和海燕,算是山水画吧,镶在墙上。这是陈忠实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画。

  在区上挂职期间,他除了每周一次要参加的区委常委会之外,其他诸种社会角色,一年也就是一二十回,不算什么负担。但是到了1988年春节过后,构思完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即将动笔,他请求终止了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的文学活动该参加的还得参加,账房先生的角色是不能免除的,陈忠实也乐于继续其职。

  删繁就简三秋树。蛰居乡间,陈忠实自觉心境踏实而且单一,心思只集中在写作上,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欲望。尤其是在《白鹿原》的构思完成开始草拟以后,他更是觉得,他对这个世界几乎再无任何个人的欲望了。

  事后回顾,从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心情恬静,偶尔忙一下,帮乡邻当一下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独处一室,面对自己笔下纷繁的人物世界和文学世界,上天入地,闪转腾挪,这里另有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宇宙。

  生活则是闲散的,从容不迫的。气定神闲,写作起来更为心神投入。

  冬来了,忽然一夜大雪,漫天皆白。陈忠实起床之后,顾不得洗脸,先掂起长柄竹条扫帚扫雪。扫了院子,再扫大门外的道路。出门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邻家扫雪的人不由自主地赞叹好雪,雪于麦子的生长太好了。扫了雪,回到小书房,赶紧捅开火炉烧开水。洗罢脸,水开了,沏上新茶,喝上一口,身热神爽。面对窗外白鹿原北坡上覆盖的耀眼的白雪,创作的激情便潮溢起来,他铺开稿纸,开始写作。

  春天的一个早晨,打开窗户,忽然看到院子里自己手植的那株梨树花儿开了,心不由得一阵悸动。跑到树下,点一支烟,久久不忍离去。这是他栽的梨树苗儿,不经意间已然长大,春来第一次开花,不过十来串,却粉白娇丽,点缀在枝杈绿叶之间,竟是世界上最让他动心的花朵了。这以后就有了牵挂,梨树成为每天必赏的风景。眼看着一个个弹球大的小梨一天天长大,然后变成拳头大的青梨,再由青梨变成灿灿的黄梨,认识到生命的成长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三伏酷暑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在乡下,不单空调是一个陌生的机械,电扇也是一种奢侈装备,趁着前半天凉快,陈忠实抓紧写作,午后便无法捉笔了。天太热时,他给桌下放一盆凉水泡脚降温。有时这个办法也不行,手心手背手腕上尽是汗水,弄湿了稿纸,无法写字,便只好等待次日早晨再写。这个时节,每当傍晚日落时分,他就到门前的灞河里先洗个痛快,再走上村背后的白鹿原北坡,择一处迎风地坎坐下,点一支烟。这里,顺坡而下的微风不时拂过,蚂蚱在整个坡地里此起彼伏地大声歌唱着呼应着,间或有一两声狐鸣,仿佛一种变奏,偶尔还会看到一团鬼火忽起忽落飘移游走,像是逐声而去。陈忠实抽着烟,静静地沉浸在这野风和天籁之中。

  1991年初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公布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这天上午,陈忠实从乡下赶到西安市北大街参加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座谈会。由于路远,他晚到了一会儿,坐在路遥旁边。身旁的路遥正在发言,路遥那边是评论家李星。李星见他来了,隔着路遥将早晨刚听到的消息告诉他。陈忠实早上走得急,没有听广播,听到这个消息,他说:“这是大好事。”李星问他:“你的长篇写完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李星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咋还没有完?”他说:“不急。”停了一会儿,路遥还在发言,李星又招手让他俯过头来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陈忠实没有说什么。直到1993年,《白鹿原》火了之后,陈忠实才几次旧话重提:“李星让我从出版社七楼跳下去,心急我了解,但我是不以为然的。自己还不满意的作品,匆忙拿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只能是又多了个印刷垃圾。”

  陈忠实当了专业作家蛰居乡间写作的十年之中,最初是一家六口都住在农村。他的妻子和子女户口迁往西安之后,陈忠实和妻子基本住在农村。后来,老母亲陪着陈忠实的大女儿陈黎力在城里读书,二女儿和小儿子在中学寄宿读书。1991年深冬,在西安城里陪陳黎力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因老年性病变,行走不便,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妻子王翠英就进城代替老母亲,原下的小院便只剩下陈忠实一个人。陈忠实依然投入地写他的《白鹿原》,生活自己料理,自己打火做饭,洗锅刷碗。为图方便,王翠英走的时候给他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陈忠实吃饭时只需把面条下到锅里煮熟就行了;还留下不少的馍,饿了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陈忠实感觉味美无比。得着空闲,王翠英还回来给他送馍,同时再擀些面条。王翠英如果太忙,陈忠实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陈忠实感慨,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

  1991年农历腊月,王翠英最后一次回原下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考虑已久地说:“我就去养鸡。”王翠英没有再说话,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七爷》(1979年)写生产队长没有人愿意当,“我”只好当了,可是没有生产经验,一个被叫作“七爷”的富农分子则在向“我”汇报思想时夹上条子,暗中帮助指导怎样抓农业生产。这个“七爷”原名田学厚,原来是田庄的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为富农。陈忠实多年在农村基层生活和工作,他认为“四清运动”普遍打倒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对农村社会破坏性极大,这篇小说着重写的就是一个被错划为富农的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在身不由己的困难环境中的积极作为。

  《心事重重》(1979年)写方老三老汉的儿子准备结婚,女方提条件,要男方进了社办工厂才行,老汉只好去找公社林书记“走后门”“塞黑拐”,结果是送两斤点心一瓶酒被点名批评,送了两根木头就把事办了。老汉心事重重,不断进行道德自我谴责,借此表现社会风气的变坏。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总的特点是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政治与人的关系,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的革新和时代的变化。小说艺术的侧重點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性格描写中,着重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是那个时代对人物的一种强调和评判。

  中篇小说《初夏》在陈忠实的创作中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里程碑是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中篇,过渡是说这部小说既有以往写作的惯性延伸,如注重塑造新人,又有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部小说于1983年写成,共十二余万字,是陈忠实写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却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之后。《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只考虑个人前途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这个个人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他创办了家乡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当年真诚地拒绝了当脱产干部转换身份的机会,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在农村的集体化事业。如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这一颠覆性的历史巨变,再看村人冯安国,此人当年与自己一同搞合作社,后来顶了自己让出的机会当了国家干部,一家人的日子因此过得很是舒心,冯景藩自家的生活不仅一仍其旧,而且受人欺辱,思前想后,他感觉自己的忠诚工作吃了大亏,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冯景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极具时代的典型性。醒悟之后,他走冯安国的后门,决定让儿子到城里当司机,离开农村。不料,儿子冯马驹却重蹈他的覆辙,居然还是放弃了他多方奔走弄到的进城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创办农办工厂和副业,带领大伙“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也正在转变的过渡之中。他在与著名的写合作化题材的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期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陈忠实文集》第二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92页),但他写得很艰难。陈忠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陈忠实:《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陈忠实文集》第六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他于1981年元月写了《初夏》第一稿,写好后寄《当代》杂志编辑何启治,何基本肯定后提了一些意见退回让他修改,他再改后,《当代》主编秦兆阳阅后指出,“冯景藩等人物身上有很大潜力可挖掘”,让他再改。他三年多时间三次修改始得完成。《当代》杂志于1984年第4期刊载,后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陈忠实写冯景藩,集中笔力写的是这类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负担”和“失落”情绪,干了一辈子的集体化事业,且一心扑在其上,现在这个集体解体了,冯景藩的心比身更累,觉得一生白费,这个亏吃大了,亏了己也亏了家。所以,醒悟后的冯老支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想尽办法让小儿子冯马驹进城,决不能重蹈自己的覆辙。小说中写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颇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和相当的思想深度,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是,陈忠实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式还未完全冲破,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这就是乡村里的新人形象冯马驹,这是一个退伍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对于进城,他虽有犹豫,但最终还是心明志坚,主动地放弃了进城机会,矢志以同村六十年代初放弃高考、回乡建设奋斗的冯志强为榜样,扎根农村,带头与青年伙伴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共同致富。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初夏》以及陈忠实这一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如短篇小说《枣林曲》(1980)、《丁字路口——南村纪事之三》等,都把青年人进城与留乡的行为选择、为公与谋私的个人打算作为衡量、评价人物的一个标尺,有时还给人物涂上或浓或淡的先进与落后的政治色彩,笔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人物进行着高尚与低下的道德人格评判。在《初夏》中,与冯马驹有特别关系的两个农村女性人物,一个是嫌农爱城进而毁弃婚约的女教师薛淑贤,一个是暗地里爱着马驹矢志不移的乡村赤脚医生冯彩彩,也在这个标尺之下被衡量着,两人至少在道德人格上的孰高孰低,经过对比手法的描写,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在陈忠实的《初夏》以及同类小说中,往往还表明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农村的贫穷,主要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好干部的领导,所以,陈忠实在多篇小说中,都在着力塑造好干部的形象。这样的好干部差不多都有着与冯马驹一样的性格特征:年轻,党员,公而忘私,能舍弃个人利益,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肯吃苦,脑子也灵活,最终成为农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带路人或榜样。由此表明,陈忠实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一个顽强的思维定式,这就是塑造不同时期农村好干部的新人形象。这样一来,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所谓的正面人物形象和作者心目中的新人形象,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某种既定概念的影子,人往往只是表达概念的工具,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所以,这些人物的性格在艺术上都显得比较单薄甚至纯粹,往往是非此即彼,缺乏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艺术思维的简单化,或者说,受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影响过深,思想缺乏必要的前瞻与超越,艺术思维还未能摆脱旧的观念的束缚。

  《初夏》的艰难写作以及此一历史时期诸多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文学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陈忠实于1982年的9月至11月间,写了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1983年第2期《小说界》杂志,这是陈忠实发表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陈忠实写这部中篇,至少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是1981年夏,他参加由《北京文学》组织的黄岛文学笔会后,去曲阜参观了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在那里,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深有感触,由此生发而孕育出了这部小说;二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收獲》1982年第3期发表后,他于当年的6月间读了,为其人生主题、人物的真实准确描写和艺术的力量而深受震撼,触动他深入思考文学如何写人。《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小说在写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触及到了文化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陈忠实此后的小说不断触及文化与人这个命题,最后走向《白鹿原》并在《白鹿原》中全面地完成了关于文化与人的文学思考。

  中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1985年),写一个即将举家迁往城市而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收获庄稼的文化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该作深刻地融入了陈忠实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一般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可能会简单地处理,写成一种抒情性的感慨之作。陈忠实显然不是一个仅仅喜欢抒发个人感慨的作家,他正面切入这个题材,“硬碰硬”地展开描写,而且进行了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真实、准确、生动,乡土生活气息浓郁,是一部艺术魅力极强的小说。由此甚至可以看到陈忠实创作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不大选取侧面取巧的方式处理素材,一般都是正面切入,直接面对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进行正面描写。

  写于1985年夏秋之季的《蓝袍先生》,写文化观念对人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礼教与政治文化对人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前的徐慎行,是在乡村坐馆的私塾先生,他思想上受到了封建礼法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的徐慎行,因为一个不自觉的言论——批评他的同学兼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被打成“中右”分子,一顶右派帽子对他的思想特别是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敢言,不敢动,甚至主动提出与他心爱的同学田芳分手,还写出了恶毒咒骂田芳的信。其实,文化人的言行相对粗野之人显得有些所谓的“拘谨”,正是因为被“文”所“化”的结果,他的内在思想和气质,是有一种“文”在支撑,那是一种修养,一种已然内化为生命的精神和气质,而非像只披了一件蓝袍那样的外在和简单。这个小说虽然以较长的篇幅写乡村的小知识分子,陈忠实也触摸到了文化人的一些特点,但陈忠实对文人和知识分子还是多少有些隔膜,不如对农民那样了然于心,他对文化人精神世界的把握还未能深入内里,多少有些外在和表面。由于把握不到位,写出来的蓝袍先生的性格,前后有些不够连贯,甚至有不太谐调的地方。

  写于1986年夏天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是陈忠实第一次从地域文化对人物文化心理性格的影响入手开掘人物性格的特点,小说描写来自陕北农村的女子嫁到关中乡村的生活,其爽快、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与关中人的因循守旧形成鲜明对照,也因此产生了陕北人的大刀阔斧风格与关中人的谨小慎微风格的冲突,展现了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和生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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