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

　　在伦敦乱看书

　　每次路过伦敦，除非时间真的太急迫，否则一定会去逛书店。查令十字街是必去的圣地；明知不会碰上像法兰杜尔（Frank Doel）的绅士卖书人，但那暖暖书香，每次当我在老书店爬上高高的木梯子时，缓缓沁入心田，就是迷人。

　　我说老书店，已经不可能是84号那一家，而是像“昆杜”（Quinto），或者“书量雅”（any Amount Of Books）这些。我们叫做“黑井”（BlackweU）的高大书舍，也会去看看的，只知收获不会多。在海外行走，我喜欢买旧的和不怎么旧的二手书——包括海莲（Helene HanfF）在给法兰信中嘲弄一番的、不一定很贵重的“古董书”，以及库存书。

　　在大英博物馆附近，通常会到布卢姆茨伯里街的“书签店”（Bookmarks）浏览，因为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平日比较少见的小众书刊。不过我最爱逛的还是同一条街上的“安斯禾夫”（Unsworth），就因为它的旧书和库存书种类够多，常常有可喜的发现。记得两年前在这里见到地上堆起高高一叠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新版英文精装本，只卖五英镑！走远一点，会到伦敦大学旁的“水石店”（Waterstone）——内设旧书部和库存书部，选择也很多。又或者往罗素广场地铁站附近的“书倒悬”（Skoob，即是“Books”倒过来的拼法）；几年前在这里以九英镑买到1923年版的德林瓦特《文学大纲》，高兴了半天。

　　这次从巴黎坐火车到伦敦停两天，行李一放下，就想着去看书。在书店街转了一圈，买了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的两本书：一是1955年再版的《配上装备的视野》（The Armed Vision）；另一本是1956年初版的《批评之演出》（The Critical Perfor-malnce）。特别是前者，可谓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圣经”之一，少年昆南和李英豪，就在中环的美国图书馆猛啃这本书；70年代在台湾，这本书也常被研究文学的“前卫知识分子”称引。

　　转进到罗素广场站，先看到“书倒悬”真的倒了，整个商场正在重建；再直奔布卢姆茨伯里街探望“安斯禾夫”，书店是有的，但招牌换了“乐施会”（Oxfam），是从附近搬过来的另一家。书是有些，但没有前身的光彩。原来“安斯禾夫”另有一家分店在大英图书馆对街，但规模相对比较小。

　　失望与回忆互相激荡，转成沮丧。百无聊赖，看到西斜的日光，照在一家书店的阳篷上。这是另一家“昆杜”；同查令十字街店书类相同，本来没想再去。就在这里，我遇上1981的中国。

　　史本德的中国因缘

　　这家“昆杜”其实比较大，但毕竟书店街书香比较郁馥，所以我的关怀都去了那儿。这次既然来到，就认真地东翻西捡，居然碰上让我心猛地跳了一下的《中国日记》。

　　《中国日记》（China Diary）是诗人史本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与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合著的书。1981年5月，72岁的诗人和44岁的画师，从美国出发，经中国香港到中国内地旅游三个星期，这本书就是旅程的纪录。全书有150多幅图像，包括水彩画、素描和照片，主要出于霍克尼之手；文字部分则由史本德操刀。这是两位有个性但又敏感度极高的域外人，第一次到中国游历的经验。

　　书不是难得罕见之书，1982年由伦敦泰晤士与赫德逊公司及纽约阿伯拉罕公司分别出版，1993年还出了平装本；我们学校（香港科技大学）的图书馆就藏有两个版本。我以十英镑再五折的价钱买下的，是美国1982年的精装版，外封套与英国版不同。据知这本书还有日文本，译者是小沢瑞穗，由新潮社1986年出版。中文译本尚未出现，但在香港爱读此书的人相信不少。比方说，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利希滇旅游奖助金”，章程上就要求获奖者游学归来，必须呈交日记一份，以《中国日记》为范例。

　　于我来说，对这本书萌生兴趣，首先是因为史本德，其次当然还有霍克尼。

　　我认识史本德这个名字，先是由他写《艾略特》（1975）一书开始，然后知道他与艾略特、吴尔芙夫人等熟络，知道他是与奥登、台刘易士等同群的英国30年代著名诗人。多年后，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其实不是那么遥远。早在三四十年代杜运燮、唐浞等都曾经为文介绍他的诗歌，袁可嘉也译过他的诗论，辛笛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还和他见过面。50年代马朗在香港办《文艺新潮》，第一卷第二期刊载了史本德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的《现代主义派运动的消沉》（“TheModernist Movement is Dead”）一文。这篇中译论文当时在港台之间流传极广，甚至引发了台湾覃子豪与纪弦的一场“现代主义论战”。《文艺新潮》在日后香港文学史的神话地位，或多或少与此文有关。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史本德亦不断以典范诗人和诗论家的形象，出现在香港作家西西、昆南、温健骝等人笔下。迟至70年代，台湾诗刊《创世纪》还组织了“英国诗人史蒂芬·史班德特辑”（第43期，1976年），由杨牧撰写前言，赞扬他是“真正的英国诗人，秉承伟大的英诗传统”。

　　然而，这位深受中国现代诗坛敬重的诗人，其后半生的声誉却极富争议，尤其晚近评论对他非常苛刻。有说他是“谄媚者”（“toady”），有说他是“晚宴诗人”（“A dinner-party poet”），讽刺他只懂得与名人约会；他早年的一行诗“我一直惦记那些真正伟大的人”（“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who were truly great”）屡次被人借来嘲弄一番。其风评不佳，大概与他的同性恋是非无关；反而，政治风潮的影响更大。60年代后期，史本德为主编之一的《笔汇》（Encounter；1953年创刊）被揭发资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化冷战”经费。史本德年轻时曾为共产党员，不久退党；二战后被邀约为《不灵之神》（The God That Failed，1949）一书撰稿。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这本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先有李省吾译本，题为《破灭了的信心》（台北：华国出版社，1950）；继而是夏济安以“齐文瑜”之名译成的《坦白集》（香港：友联出版社，1952）。马朗在回忆《文艺新潮》岁月时，就说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往后史本德几乎成了“自由世界”的文化斗士，四处巡回演讲，出席国际论坛。不少论者认为他后半生在文学上成果歉收，文学史地位远远追不上奥登。

　　然而，政治的铅华终有褪去的时日，齐整中国故事的动力，竟然是回归童稚的好奇。

　　《中国日记》

　　霍克尼的名字之所以在我眼前一亮，因为才刚刚看过他的一次人像画展览，印象犹新。再说，不管懂不懂艺术的，都会知道他是当今英国名气最响的艺术家一集画家、制图师、版画家、摄影师和舞台设计师于一身。他以“普普艺术”在60年代成名，但风格不限于一。移居美国加州以后，有一系列以泳池为主题的画作，荡漾感性，在流光掩映中倾泻同志激情，其中“更大的飞溅”（“A Bigger Splash”，1967）一幅几乎成了他的标志；后来有一部以他的艺术生活为中心内容的独立电影（John Hazan导演，1974），就以此为题。

　　在出发到中国以前，霍克尼正忙于舞台设计，歌剧、舞蹈、音乐对他这个时期的抽象和即兴的画风有明显的影响。在华旅途上，霍克尼延续了这种蕴涵了毕加索元素的风格，以明快、爽直的笔触捕捉感觉。我们摊开《中国日记》，碰眼击目的就是霍克尼的童心和幽默感。那张“挂红旗的船与毛虫”，构思和颜色调配都充溢趣味，赏心悦目。有趣的是，霍克尼以为自己在中国时间久了，也学了中国画的用笔用墨，其中“西安酒店外”一幅，就是明证。据说他离开中国以后，更用心研究中国手卷画的布局，重新思考“视艺”如何展现“时间”。

　　霍克尼原意要多画、细画，可是，除了因为行程紧凑、时间不足以外，据他说，现场环境也不许可，因为每次坐下来写生，就被好奇的中国人团团围住，大概他本人也成了“断章”的风景。

　　《中国日记》中的叙事声音，当然来自史本德。他和霍克尼协议，两人按照自己的个性，各以擅长的媒介，体味中国。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霍克尼“乐观主义”的、“人性论”的情怀，也熏染了史本德的书写。他们从来没有隐瞒“西方本位”的立场；故读者不必要求他们“客观公正”。只要态度诚恳，不是存心“污蔑”，则“偏见”也有其可供诠释的意义。

　　通过史本德的文字和霍克尼的图像，我们见到同是偌大无朋的“社会主义的天安门广场”和“封建皇朝的故宫”相互对峙，见到古城外“权力与战争”象征的兵马俑，见到上海“租界殖民地式”建筑，见到桂林的奇山秀水；也见到少年宫内作清洁劳动的小孩子、以“外汇券”交易的友谊商店、下午四时到七时不供水的广州酒店，以及“万恶归于四人帮”的公共言论、“披头士不道德”的流行音乐批判……合是初访中国于1981年的旅客之遭际。除了观光玩赏、消费怀旧，《中国日记》擦亮的还有那两双西方的眼睛：中国是“诗意的”国家，中国是数字，中国人以“倍数”思想，中国人钟爱“墙”，中国人有的是“清教精神”；更“情何以堪”者：中国是许多美国人的“恋物”（“love-objects”）——虽则其具体指涉是“尼克松访华”的历史心理。

　　阅读这两位西方文化人的中国游记，我更感兴趣的是其间的中西并置与碰撞。书中描述二人在北京与《诗刊》两位“年轻诗人”裘小龙和李小雨会谈。当李小雨讲述自己诗作中的感情表现与胜利油田的经验之间的密切关联时，史、霍似乎未能体会。及至裘小龙畅谈他对艾略特、奥登的浓厚兴趣，30年代与今天之间的断裂等等，史本德的心弦大约响起了共鸣而生出万千感慨。今天裘小龙又成了以英文创作推理小说的美籍华人作家，若他看到史本德所铭刻的往昔，内中又不知有何回响。

　　《中国日记》描述了好几个性质相似的文化聚会，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次交锋发生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史本德与霍尼克得以见识见识中国文艺之“即兴”。是时，美术学院院长提出要赠画予史、霍二人，请他们命题，当下挥毫；而霍尼克则受邀以他从未用过的中国纸、笔、墨，在众多学生面前即席创作。这个过程史本德写来好似两阵对员，隐隐笳豉声作。

　　霍尼克如愿获赠了一幅树叶，而史本德求画草蜢，院长却客气地回应说画金鱼。至于霍尼德可以自己选题，他就为院长作人像写生。史本德一边观战，一边归纳中西异同。他认定中国艺术家心内存储有一系列的主题，画笔又有本然特性；举手挥毫是焕发画笔与主题共生之意义，好比音乐家以小提琴、长笛演奏古典乐章一样。西方艺术家之模型写态，对客观物象与媒体上所呈现的图像作等量的关注，由物象到图像之旅程，就由操笔者运力驾驭而完成。艺术之见殊途，犹如地表之有二极。当然，史本德也声明这些对比描述有其夸张之处，具体情况往往受制于特定环境，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读到这些印象速写时，还是觉得趣味盎然。

　　在香港迎向中国

　　《中国日记》还有《尾声》一章，记录史、霍二人于1982年1月在美国洛杉矶重聚，重新整理回忆，落实这个图像与文字的合作计划。这十页的对话记录更清楚展示他们对“中国1981”的印象和观感，也补充了许多观察背后的思想逻辑，甚至意识形态的根源。

　　读到这一章，回看《中国日记》整本书，我见到的不是一册过时的“中国旅游导赏”，也不止是一个可以凑合“后殖民理论”批判的文本。回想在殖民地成长的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掌握，除了得自庭训，受诸师长，就不出高中时与同学合购共读的《明报月刊》《中华月报》。人大学以后遇上“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运动，开始多读多想。“1981的中国”虽然近在咫尺，也远似天涯。我所知不一定比只读史景迁，但却亲临中国的史、霍二人多出几许。1981年的《中国日记》，于我来说，是一份可供深思的文化交往的载记，让我在今天从容地探首于历史时空的种种裂缝，沉吟于无量的因缘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