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欲

　　王小天,本名姚利红，八十年代生人。毕业于中南大学矿物系，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樱桃》、《红香》、《空城记》、《大家族》等。曾被《武汉晨报》，福建教育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媒体专访介绍，2008年2月曾受邀中央电视台，以嘉宾身份参加央视一套《对话》栏目“聚焦80后”专辑。

　　在中国的世俗社会里，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妇孺皆知，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尤其是香港一代喜剧明星周星驰的一部《唐伯虎点秋香》，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上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放荡不羁，无拘无束，豁达无谓，闲云野鹤等等，这些词汇几乎都能套在他的头上，却似乎都不能完全概括。

　　唐伯虎是个虚无的存在，坊间戏说的成分居多，以至于那些戏说淹没了真实。然而戏说又何尝不好？在这个庸碌繁琐的世界上，我们活得太累太死沉，太空太俗气，所以我们需要偶像，需要一个被装扮得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的世外之人给我们的精神提供放逐和流浪的空间。唐伯虎本人有诗作《言志》：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买，不使人间造孽钱。

　　事实上，不炼金丹可以，不坐禅也可以，可是后面的不为商贾不耕田，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除非我们都有万贯家产以供挥霍。还是上面那句话，我们的日子太过稀松平常，没有波澜，所以我们需要唐伯虎这样诗句，抑或来壮胆，抑或来自嘲，抑或来把它当做一个梦。

　　有梦做总是好的，有了梦，万千人也就有了心灵的寄托。

　　然而事实上，唐伯虎的一生实在并无多少出彩之处，不仅不出彩，有时候甚至满肠悲伤与悲壮。二十四岁那年，上苍无端折磨，他的五位至亲之人相继去世，其中包括他尚年幼的儿子；原本寄希望于科考，却因为科场“弊案”，遭受冤狱且被终生禁考。从狱中出来后，原本殷实的唐家早已凌乱不堪。科举无望，妻离子散，上升之路已断，家也四分五裂，唐伯虎一身疲惫，心情之沮丧和悲凉可想而知。

　　唐伯虎绝望了，绝望中又有了大彻大悟。

　　唐伯虎破碎了，碎得再也拾不起了。

　　唐伯虎看透了，在这庸俗的世界上，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正义，戒规是假的，道义是假的，真理也是假的，真实的唯有自己。所有的坚守和追寻，到头来，换来的却是无穷的伤害与破灭。那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他需要重新寻求自己的人生坐标。于是坊间流传的那个放荡无羁、风流倜傥的唐伯虎问世了，其间多少虚构多少附会多少戏说，经过历史的模糊与增减，纷纷衍变成了一个个不谢的传奇。这传奇的力量太强大也太偏执，以至于让后人忽视了唐伯虎本身的平庸和后景的穷困凄凉的事实：晚年唐伯虎生计艰难，不得不靠卖书鬻画来维持最低限度的衣食之需，然而由于天灾人祸，他那赖以维生的“笔砚生涯”几乎难以为继，以至于常常陷入断炊绝粮、“三日无烟”的窘境。

　　我们才不管真实的唐伯虎是个什么人，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那个传奇。或许是我们的世俗生活实在太沉重了吧，希望太多而失望也太多，功名和道义，家国和天下，都是沉重的石头，压得人透不过气，也不敢透气。无论是落魄士人也好，世俗大众也罢，他们都需要一个桀骜不驯的形象来表达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愿望，也需要为自己的理想寻找一个具体的寄托。

　　明世宗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唐伯虎在凄风苦雨中走完了人生历程。那一年，他五十四岁，留下大量诗作。这些诗文一反通常文人的故作高深，通俗直白，丝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明朝另一位被传奇塑造得神乎其神的大人物徐文长曾评价其诗文：“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应是很高的评价了。正是在那拒绝虚伪造作，崇尚本真悠闲，淡化表层的文字中，唐伯虎将笔触和疼痛直接插入生活际遇与人生思考，也许表面上滴水不露，实际上早已经沧海桑田。

　　疼痛的无法说，欢喜的不愿说。

　　这样也好，唐伯虎自娱自乐，悠然悠哉，化悲伤为无谓，化人生大事为过往烟云，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倚。因为，我就是中心，就是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