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花郎不买首辅的账
明代的帝王师中,若要选一位老狐狸式的人物,则非徐阶莫属了。
徐阶是上海市华亭县人。在明代,华亭属松江府。而上海只是华亭县的一个小镇。五百年后,这里的地理归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镇上海变成了世界闻名的特大都市。而松江则变成了它的一个区。华亭仍然是县,但已经与松江平级了。
在明代,松江府与苏州府并称为苏松。这两个府都处在锦绣江南的腹心,经济发达,人才辈出。明代两百多年间松江所出的人才,多如过江之鲫,徐阶无疑是其中的娇娇者。
大凡异人必有异事。徐阶也不例外。他尚在幼童时,就有了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一岁多的时候,蹒跚学步一不小心掉进了窨井,家人救出,三天后才从昏迷中苏醒。第二次是他五岁时,父亲带着他游览括苍山,他失足从悬崖坠下,衣衫挂在树技上,悬在半空中荡秋千,被人救下幸免于难。由于这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乡里人便认为他是神童,家族中长辈对他期望甚深。
徐阶果然不负众望,嘉靖二年(1523)全国会试,徐阶高中探花,为进士第三名。进士中的优秀者,可选为庶吉士,留在翰林院中继续深造。而一甲三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可直接在翰林院授职。徐阶入仕的第一个官职是翰林院检讨。期间,他请假回乡结婚,接着父亲去世,按规定他又守制三年,服除后回到京城,他仍复旧官。所以说,他真正当官是在他高中探花郎后的第五年,即嘉靖七年。
徐阶当官处理的第一件政事,就让他获得高分。其时,担任内阁首辅的是张璁,即张孚敬。这人在大礼案中与杨廷和唱对台戏,坚决支持世宗皇帝,因此得到超擢使用。张孚敬勇于任事,好作惊人语。他向世宗皇帝提出一个建议:撤去孔子的王号,并将各地文庙中雕塑的孔子像一并拆除,统统换成木主。所谓木主,即一个书有“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而且祭祀的标准也从“王”降格为“师”,俎豆礼乐减去甚多。世宗皇帝将张孚敬的议疏下发给群臣讨论。谁的官大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这几乎是官场历代通行的潜规则。因此,大部份臣子都上书赞同张孚敬的建议。也有一些儒臣不赞同,却不敢公开表示。唯独徐阶一个人站出来唱反调,上书世宗皇帝指斥张孚敬的观点不可取。张孚敬听说后,把徐阶找到值房来,盛气凌人地把徐阶教训一通,大意是说你一个小小白面书生懂得什么。徐阶此时还没有修炼到狐狸的地步,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须知张孚敬是深受世宗信任的首辅、一品大学士,处在官场领袖的地位。而徐阶只不过是七品小官,他若顺竿爬或许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但徐阶却反其道而行之。张孚敬被他噎得脸红脖子粗,不由得拉下脸来斥道:“你敢叛我?”徐阶迎着张孚敬咄咄逼人的目光,正色回道:“首辅大人此话差矣,叛生于附,我徐阶从来就没有依附过首辅大人,这叛字又从何说起呢?”言毕,打了一个长揖退出。
第二天,徐阶“调动工作”的通知就到了翰林院,他被贬为延平府推官。府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一把手为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才是推官。推官的角色,类似于今天的政法委书记。徐阶一到任,就将长期羁押又无犯罪实据的囚犯三百余名尽行释放,又将各类蛊惑人心的淫祠尽行拆毁,并捉拿了百余名危害地方的江洋大盗。这些作法,如同今天的平反冤假错案、扫黑打黄等,都是极得民心的善举。因此,徐阶很快就树立了威信。接着,他升任为黄州府同知,再升为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先后在四个省任职,都是从事司法领导工作。
嘉靖十四年,皇太子出阁,在全国官员中挑选学问好的人来担任讲师。徐阶被选中,他便回到京城,担任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从此,徐阶便从司法战线回到了老本行,充当皇太子的老师了。此时,讨厌他的那位首辅张孚敬已经退休了好几年,徐阶的命运开始产生了转机。
从储君的老师到皇上的宠臣
担任侍讲一年,因为丁母忧,徐阶又回到华亭守孝三年。复出后,升为国子监祭酒,不久又兼任礼部右侍郎。
国子监是朝廷唯一的一所大学,祭酒是一把手,即今天的校长。二把手叫司业,即今天的教务长。徐阶在这个岗位上呆的时间并不长,又被调到吏部担任右侍郎。
明代的六部的堂上官,由尚书、左侍郎、右侍郎三人组成。尚书是一把手,左侍郎是二把手,右侍郎是三把手。
明朝的吏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朝廷九大衙门的一把手,表面上同一级别,但实际上不一样,比如说刑部尚书来吏部拜会堂官议事,刑部尚书要站着作揖,而吏部尚书只须坐着还礼。吏部左右侍郎与其它大衙门的一把手见面,只须平等行礼。地方官来北京述职,哪怕是各省一把手,也见不到吏部尚书,更不能到堂上官值房拜会。左、右侍郎接见各省地方官,只能在会见厅,双方作作揖,交谈不得超过五分钟,左右侍郎就得起身送客。徐阶到吏部当了右侍郎后,一改这种高高在上的作风,地方官来,他必迎至值房亲切接谈,从各地方的吏治民瘼到边关虏情、赋税风物等,皆一一询问。对他这种举止,一些老吏部官员看不惯,认为对地方庶官过于亲切有损组织工作的原则。长期以来,吏部官员形成了那种肌肉僵硬,见谁都高人一等的冷面孔。所以,在他们看来,徐阶还不适合担任组织部门的领导。但徐阶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吏部承担着为朝廷选拔与考察官员的重任,如果不与各类官员接触,他怎能了解官员的心中想法与行政能力?好在当时的吏部尚书熊浃支持他,使他在任上得以公允并有效地选拔了一批人才。这一点,再次为他在官场赢得赞誉。
但是,随着熊浃的离任,继位者不欣赏徐阶的做法。徐阶郁郁不乐,便请求调协工作,这种请求很容易得到批准。他离开吏部担任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升为掌院学士。具体的工作是担任庶吉士的老师。前面已讲过,庶吉士从新科进士中选拔,备为皇帝近侧的文臣。担任庶吉士的老师,是一个延揽人才的好岗位。徐阶既是储君的老师,又是庶吉士的老师,这是他离开吏部以退为进的重要一步。在他所教过的庶吉士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并最终得到他的激赏,这个人便是张居正。关于两人的师生之谊,我将在撰写张居正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此处暂略。
掌了两年翰林院,徐阶超升为礼部尚书。他的破格提拔,乃是因为被世宗皇帝看中。
徐阶长得白白净净、干干瘦瘦,身高不超过一米六。在朝廷股肱大臣中,是最矮小的一位。古往今来,历史中不乏那种扭转乾坤的小个子政治家。徐阶并不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但也属于难得的优秀者。他在吏部的举动显然引起了世宗的注意。掌管翰林院后,作为词臣与讲臣之首,他参与了为世宗斋醮制作青词的工作。在严嵩一文中,我已介绍过严嵩曾被人称为“青词宰相”。嘉靖一朝,大臣提拔,特别是礼部尚书与内阁辅臣这样的位子人选,除了必备的才能之外,一个特殊的附加条件就是要善于撰写青词。徐阶的青词“屡屡称旨”,有时还得到世宗皇帝的激赏,这便是他超升为礼部尚书的原因。
屡任新职之后,徐阶很少到礼部上班,而是到世宗炼丹的无逸殿当值。斯时,内阁首辅是严嵩,次辅是张治、李本等二人。徐阶与他们一起陪着世宗炼丹,写青词,得到不少赏赐。这时,有的大臣看到徐阶受宠,便向世宗建议让徐阶担任吏部尚书。世宗不置可否,不是他认为徐阶不合适,而是担心徐阶一走,他的身边就少了一个青词高手。
徐阶的这种状态,在别人看来,是荣耀不过的事。但是,他自己却如履薄冰。因为,他早已注意到,首辅严嵩一直在用古怪的眼光打量他。
年近六十终于当上阁臣
嘉靖二十九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世宗皇帝在西苑紧急召见严嵩与徐阶。
这次召见的原因是因为蒙古俺答部率兵越过长城,进逼到北京城外。蒙古游骑屡屡在边关滋事,但攻到京师,这还是第一次。一时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却说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这三天,俺答率部队从通州渡过运河向西开进,前锋七百骑兵抵达安定门外教场并在此安营扎寨。第二天,俺答骑兵攻到东直门,并在那里捉拿了皇帝马厩的八名宦官。士兵将宦官押到中军帐下,俺答傲慢地对八名宦官说:“我不杀你们,现在放你们回去,给你们的皇帝老儿送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要求通贡。嘉靖皇帝于是召见严嵩。老奸巨滑的严嵩看过俺达的信后,推诿说:“通贡是礼部管的事,这件事应该让礼部来处理。”
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世宗皇帝对严嵩不肯承担责任感到恼火,于是又紧急召见徐阶征询对策。徐阶清楚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回答稍一有误,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他斟酌答道:“敌寇已经深入内地逼近京师了,如果不允许他们通贡,恐怕会激怒他们。如果允许他们通贡,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臣建议皇上派出使者用假话哄骗他们缓兵,让我们有时间加紧防备,待援兵到达,他们害怕被围歼,就会主动撤兵。”
应该说,只要具备三流智商的人,就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俺达只要稍稍动动脑筋,也会看穿这是缓兵之计。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世宗却认为徐阶出了一个好主意而一再称善。
九月一日,俺达率部离开京师,经张家口和古北口而出塞。他之撤退与各路勤王兵马的到来没有关系。这些勤王之师没有一支部队敢主动出击。俺达是因为在京城郊区大肆抢劫,其收获大大超过预期,而主动宣布撤兵。
京师的解围,世宗认为是徐阶建议的缓兵之计起了作用。因此对他的信任增加。这样一来,严嵩对徐阶的猜忌更加厉害。严嵩与夏言是死对头,而徐阶最初的赏识与推荐者正好是夏言。因人划线党同伐异历来是官场难以解决的顽疾。严嵩从根本上对徐阶就不可能产生信任,加之徐阶在世宗面前抢了几次风头,更是让严嵩感到威胁。于是,他一直等待机会要对徐阶下毒手。
果然,严嵩等到了机会。盖因徐阶当过裕王的老师。因此,在皇太子夭折之后,排行老二的裕王就成为实际的储君,但世宗似乎不太喜欢裕王。徐阶担任礼部尚书,三番五次要世宗早立太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这时为裕王说话,这件事引起世宗的不愉快。世宗听信道士陶仲文的话,认为自己要想长寿,就不能立太子。立太子就是“二龙会面”,小龙会克老龙的阳寿。但徐阶却不顾及世宗的心态,坚持要及早定下皇太子,世宗于是开始疏远徐阶。有一次,他召见严嵩说起徐阶,言语之间表示了不满。严嵩见有机可乘,便中伤道:“徐阶这个人并不缺乏才能,他的问题是有二心。”
“二心”之说,指的是徐阶坚持立太子。这句话戳到了世宗的痛处,越发对徐阶冷淡。
徐阶敏感地觉察到世宗态度的变化。而且他也准确地判断是严嵩从中离间。审时度势,他感到自己眼下还远不是严嵩的对手。于是一改游离状态,千方百计讨好世宗并在严嵩面前表现得服服帖帖。他为斋醮所写的青词比过去更为精心。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他终于重新获得世宗的信任并部份解除了严嵩对他的戒心。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初九,世宗终于任命徐阶为东阁大学士,并入阁参予机务。
徐阶入阁时,也已年近六十。此时,他的政治谋略,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徐阶与严嵩暗中较劲
此时的内阁,是典型的老人政治。严嵩年届七十,徐阶比他小十来岁。如果把严嵩比做一匹老狼,徐阶则是一只老狐狸。这样的两个人斗法,可谓棋逢对手。但徐阶的巧劲儿似乎比严嵩的狠劲更胜一筹。
说来也怪,徐阶入阁之后,严嵩的麻烦事骤然多了起来。
徐阶入阁七个月之后,一封弹劾严嵩的奏章从南京寄来北京。奏章出自南京御史王宗茂之手。这个王宗茂是湖北京山人,担任新职不到三个月。他早就看不惯严嵩的所作所为。如今当上言官,于是立即在沉闷的官场放了一个响炮,他的奏疏开篇就火力极猛:
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至文武将吏,尽出其门。此嵩负国罪之一也……
奏章开列严嵩八大罪状,皆揭发有据。但是,把持通政司的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他收到奏章后先给严嵩过目,等严嵩想好开脱的办法后再交给世宗皇帝。
世宗看完奏章,又听了严嵩的“辩冤”,果然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诬诋大臣罪”将王宗茂贬为平阳县丞。
这个处分,倒是令很多人诧异,包括王宗茂本人,已作了必死的打算。因此,诏旨下达,他倒心安理得地前往就任。当时官场对这件事颇多猜测,有人背地里议论,可能是徐阶暗中保护的结果。
严嵩也猜测徐阶是否为王宗茂的幕后指使者,但找不到证据。兹后,弹劾严嵩的奏章一年多似一年,最厉害的要数杨继盛,关于杨的悲剧,前文已经讲过。严嵩越是遭人弹劾,越是对身边的人不放心。他知道徐阶靠不住,于是总想把徐阶扳倒,但在两个重要的回合上,他却全都输给了徐阶。
一是世宗发现大将军仇鸾的斑斑劣迹,便下令彻查他的问题。这仇鸾本是严嵩的政治盟友。他一来为了洗清自己,二来为了陷害徐阶,便捏造事实说仇鸾与徐阶结党营私。谁知他准备向世宗揭发时,世宗却告诉他:清查仇鸾是徐阶的主意。为此事,徐阶曾三上密信。严嵩一听,差一点背了气。心中忖道:这个徐阶表面上温顺如羊,关键时候一点也不手软。由此,他对徐阶由猜忌变成了仇恨。
第二件事是世宗的居处问题。却说自从大内出了宫女杨莲英的谋弑案后,世宗就搬出紫禁城而入住西苑万寿宫。这座万寿宫本为永乐皇帝所建,属于游宴的“行宫”。世宗入住后,很喜欢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不巧,那年冬天失火,万寿宫化为灰烬。世宗暂时搬到西苑内另一座玉熙宫居住。这玉熙宫属于便殿,格局狭小,世宗入住诸多不便。因此,就居住问题,世宗征询严嵩意见,严嵩劝世宗回大内居住。世宗一言不发,又征询徐阶意见,徐阶说:“皇上仍可住在玉熙宫,宫殿狭小,可将拟修万寿宫的木料调来用于玉熙宫的扩建。”这一建议迎合了世宗。尽管大内是皇帝的正寝之地,但世宗压根儿就不想回去。加之他又迷信,遭灾的万寿宫也不能再住。于是,玉熙宫就成了他理想的居所。徐阶建议提出,世宗大为嘉奖,并任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担任玉熙宫扩建工程的督修。
经过这两个回合,徐阶在世宗心中有了更稳固的地位,而严嵩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徐阶一手策划了严嵩的倒台
如果说徐阶一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他组织了对严嵩致命的一击。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老伴去世,按规定,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要为母亲守孝三年。经世宗的特许,严世蕃不必回到故乡而留在京城守制。但是,他虽然留在北京,却因为服丧而不能到西苑入值。往常,世宗有事询问严嵩,严嵩不能回答时,坐在隔壁的严世蕃就可立即出主意。现在严世蕃不能入值,严嵩年迈糊涂,草拟诏书常常不能称旨,手也打颤,写字歪歪扭扭不工整,因此渐渐失去世宗的欢心。徐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认为扳倒严嵩的机会已经成熟。
不久,一件秘事在玉熙宫发生。
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善于扶乩。所谓扶乩,即今天所说的大神附体。若询问某事,扶乩人就会装神弄鬼,任一支笔在沙盘上写下乩诗。该诗似是而非,但总还能沾上边儿。因此博得事主信任。蓝道行是扶乩高手,经人推荐到世宗,便深得信任。世宗每逢有大事决断不下,便让蓝道行前来扶乩。
这一日,世宗忧虑边关问题,又叫来蓝道行,问他:“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于是施展法术,让竹笔在沙盘上写下乩诗,大意是皇帝身边有奸人。世宗问是谁,蓝道行说是朝中年纪最大官职也最大的人。有心人一听就知,这指的是严嵩。世宗愣了一下,又问:“上仙为何不诛除他呢?”蓝道行答:“上仙要留待皇上自己诛除他。”世宗沉默不语。
第三天,世宗就收到了都察院御史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揭发严世蕃卖官鬻爵、鲸吞公财、结党营私的种种劣迹。
关于这件事,《明通鉴》记载说是邹应龙在世宗与蓝道行谈话的当天,在相识的值殿太监家门口躲雨,值殿太监秘密透露给他的。于是,他回家就写了这份奏章。但在《明史?徐阶传》中,却明确记载:“阶乃令御史邹应龙劾之。”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明史》的记载是准确的。在同时代人的笔记中,有两条佐证:一是说徐阶派人花重金秘密收买了蓝道行;二是建议邹应龙的奏章不要将矛头直指严嵩,而是先敲山震虎弹劾其子严世蕃。
这份奏章相信经过徐阶的审阅而后发出的。尽管弹劾的是严世蕃,但结尾一段还是把严嵩捎上了:
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已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臣请斩世蕃首以示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如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
这封奏章可谓摸透了世宗的心思。世宗对严嵩的感情虽然有所疏淡,但毕竟内心还有所眷顾,若将严嵩当作打击对象,势必引起世宗的反感。世宗收到这封奏章后,果然下旨慰问严嵩,但又认为严嵩溺爱严世蕃,有负宠信,于是令他退休,驰驿回籍,指示有关部门每年给他一百石米作为退休费,同时将严世蕃抓捕下狱。
这一天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十九日,严嵩二十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对于世宗一朝的政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徐阶的“三还”宣言
严嵩勒令致仕,徐阶顺利接上首辅的位子,官场莫不称快。但是,世宗却闷闷不乐。因为几十年来,无论是斋醮还是国事,他都形成了对严嵩的依赖。严嵩一走,他感到空虚,于是对徐阶表露了想退下来让裕王接位的打算。尽管徐阶是裕王的老师,早期曾多次坚持要世宗在法律上明确储君的地位。但此时他却不敢奉诏,他认为世宗说出这等话来,一是因为严嵩走后他的心情恶劣,二来也可能是试探他的忠心。于是徐阶表态:“只要皇上同意,臣就每日到玉熙宫当值,臣会陪着皇上炼丹。”
世宗听到这句话,自然很高兴。严嵩当了二十年的首辅,并没有在内阁值房里呆很多时间,而是每日到西苑入值陪侍世宗。徐阶愿意仿效严嵩,令世宗大为快意,他便让徐阶搬进严嵩在西苑的值庐。徐阶搬进去的当天,就在值庐入口的屏风上大书三句话:
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这三句话主要写给世宗看的,当然也是写给官场看的。如果用今天人的调侃口气,人们会叫他“徐三还”。他通过这“三还”与严嵩彻底的割裂,表示他尊奉主上、诸司、公论。而自己这个首辅,只不过是一个“奉公惟谨”的大办事员而已。
果然,“三还”让徐阶获得巨大的声誉。皇上与百官,两方面都对他满意。
其实,徐阶的这三条标语的产生,还是源于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
严嵩离开京城后,一些对严嵩不满的官员跃跃欲试,想揭发严嵩的种种劣迹。世宗听到一些传闻,把徐阶找去,很严厉地说:“现在,如果有谁再说严嵩半个字的不是,朕一定将他斩首不饶!”
而严嵩也没有闲着,他听说了蓝道行的事,于是收买宫里得宠的太监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正为处罚了严嵩而懊悔,听说蓝道行竟以功臣自居,便下达逮捕令。在严嵩被革职后的第六天,蓝道行就被打入诏狱。最终,蓝道行被处死。徐阶从头到尾都没有为蓝道行说一句话。一来是不敢违背世宗,二来他也乐得借此灭口。毕竟,通过旁门左道来消除异己,摆到桌面上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是,徐阶知道,只要严世蕃不死,就始终存在着翻盘的机会。严嵩年过八十不足虑,但严世蕃正值盛年,且一直有“小宰相”之称,严嵩就是依靠他才弄得风生水响。但是,如何让世宗下决心杀掉严世蕃,徐阶为此又进行了一番设计。
计杀严世蕃
严世蕃被刑部判为“发极远地区充军”,获得世宗同意。严嵩回到江西袁州后,上书世宗请求将严世蕃改戍近地,世宗没有批准。但严世蕃未经同意,却擅自返回家中,大举修筑园林,势焰丝毫不减。
江西方面的官员将严氏父子的情况密报徐阶。为了掌握更多动向,徐阶派遣自己的心腹南京御史林润以巡视长江防务的名义到达江西,与袁州推官郭谏臣密议之后,迅速发出密疏驰送京城。第四天,世宗就读到林润的疏文:
臣巡视上江,备防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怀有谋反之心。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蛊惑人心。近来以修筑宅弟为名,招集勇士至四千余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典刑以绝祸本。
对严氏父子,世宗什么都能容忍,唯独不能容忍的就是谋反。所以,看到林润的密疏,世宗立即下达了逮捕严世蕃、罗龙文的命令。奏疏中提到的罗龙文,是严世蕃交往多年的心腹。
当严、罗二人押解来京后,刑部拟罪,悉数罗列严氏父子的罪恶。包括冤杀杨继盛与沈炼之事。奏疏送给世宗之前,先给除阶过目。他看过后,把奏疏搁在一边,将刑部尚书黄光升与御史沈润请入内室,屏退左右,轻声说道:“二位君子,你们认为严公子应当死,还是应当活?”黄光升答:“当然是应当死,严世蕃死有余辜。”徐阶接着问:“那么,你们二人审理此案,是要杀他呢,还是要救他?”黄光升答:“严世蕃的诸多罪恶,最令人发指者莫过于冤死杨继盛与沈炼。我们特别加上这一条,就是要将此案办成不可更改的铁案。”徐阶笑道:“二位想法不差,但却忽略了另一面,杨继盛、沈炼之死,天下人皆知其冤,但杨继盛是中了严嵩之计触犯皇上忌讳,皇上颁下特旨处死。两人虽然均为严氏父子所害,但却都是皇上下旨杀掉的。皇上从来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这份狱词若到了皇上手里,他必然怀疑你们是揭发严氏父子的罪行来彰显皇上的过失,这会引起他的盛怒。到时候,严世蕃可以从容出狱,而你们二位恐怕就会被定为死罪了。”
二人一听,脸色大变,表示重新商议,徐阶说:“事不宜迟,若泄露出去,恐生意外。”说着从袖中取出一稿,说:“我拟了一稿,你们速让写本吏员到这里来,连夜誊正,盖上刑部印,明天一早送进宫中。严嵩人虽走,但京城耳目甚多。今夜,凡参与者一个也不准离开!”
第二天上午,世宗读到严世蕃的罪行,杨继盛、沈炼只字未提,其中却有这样一段:
罗龙文与汪直交通,重贿世蕃求官,世蕃密听占星者言,认为南昌有王气,于是在彼地占地修建宅地,规制比拟天子宫殿,且又勾结宗室朱典楧,暗中等待时机,招聚亡命之徒,南与倭寇相通,北与虏酋交结,共相响应。
世宗读到这里,可谓七窍生烟五官挪位,也不容细想,立即就同意了刑部的判决,将严世蕃及其党羽罗文龙绑赴西市斩首。
严世蕃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被执行死刑。两年后,严嵩贫病交加,寄食于墓舍而死。从徐阶入阁起意要将严嵩致于死地到如今,已整整过去了十五年。由此可见,一个政治家要想做成一件大事,必须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耐心。
世宗去世后徐阶的主政措施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病危,他被搬回大内乾清宫。当天,他就死在那里。享年六十四岁。第二天,通政司就发布了他的《遗诏》: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最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为务。怎奈身体多病,过于追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补过无由。自即位到今建言获罪之诸臣,凡存者悉数召用,殁世者尽行恤录。所有方士全都收逮,交法司治罪。一切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罢之。
其实,世宗搬回乾清宫时,已深度昏迷,死时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道不到两百字的遗诏,是徐阶一手泡制。文章虽短,却将世宗一朝的所有弊政全都推翻。遗诏颁布之日,朝野各届人士听了,无不痛哭感激。短短几天,曾在世宗身边汇聚的数十名方士妖道全部捉拿归案。被世宗以各种罪名罢黜的数百名官员,第一批三十二人重新任命官职,而象杨继盛、沈炼这样的冤死者,都追赠谥号并给家属优恤。
徐阶以极快的速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使他的威信在朝野间达到极盛。有史家认为,徐阶起草的《遗诏》与四十五年前杨廷和为嘉靖皇帝登基所起草的《登极诏书》一样,都是深得民心的匡扶社稷补偏救弊的好文章。嘉靖一朝的开始与结束,在杨廷和与徐阶二人的主持下,都向历史交出了优秀的答案。
但是,也有人对《遗诏》不满意,那便是内阁中另外两名辅臣郭朴与高拱。他们对徐阶独自起草诏书不与他们商量深为不满。因此专挑《遗诏》的毛病。郭朴气愤地对高拱说:“徐阶讪谤先帝,罪可当斩!”
两人由此与徐阶结下了仇隙。
对这件事,《三编发明》书中作了如下评论:
大臣肩负军国重任,应当谦虚谨慎,各衷共济。只求大事处置得当,所谓“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才合道理。此言于平时无急事之时,若于先帝驾崩呼号哀痛之中起草遗诏,当是非常时期,怎么相互之间产生嫌隙?观徐阶起草之遗诏,可谓切中弊政,深得民心。高拱、郭朴应当支持,怎能因为未能参与而心生嫉妒,造谣诽谤……
这段评论有见地,讲的是大局观念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个人操守。可惜,高拱不能理解。不到一年,内阁衙门又狼烟四起。高拱公开向徐阶宣战。在下篇文章里,我会讲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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