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茉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陕北小伙陈忠实到郊区开会，散场后一位陌生人拦住了他，介绍自己叫何启治，从北京人文社来。陈忠实依习惯叫他老何，一叫就二十多年。31岁的陈忠实，后来凭借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彼时刚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得知何启治邀约长篇小说，陈忠实直呼“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不仅深知能力有限，也是对编辑亲自约稿的意外与压力。人文社这座京城并不高的门楼，对作家如同文学圣殿，用陈忠实的话说，“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

　　寒冬下，何启治耐心鼓励陈忠实，拿出自己辅导延安插队知青创作长篇小说的先例。老何的真实与坦诚，让陈忠实有了基本信任。回京不久，何启治又写去一封长信，仍鼓励长篇创作，从立意、构架、素材等方面给出建议。此时，上级通知陈忠实去南泥湾劳动锻炼，他以此为由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同时何启治援藏两年，期间二人通信往来，老何一直鼓励他写作。多年后在《何为益友》的回忆文章中，陈忠实写到，“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见过很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翻天覆地，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80年代初的夏天，何启治再一次去西安。时隔多年第二次见面，陈忠实特意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用自己刚收到的稿费请老何，点了看家菜葫芦鸡。往后每每相聚，何启治总会突然歪过头问：“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来着？”

　　这次何启治为创刊不久的《当代》组稿。直到完成从短篇到中篇过渡的《初夏》，陈忠实才斗胆寄给老何。

　　《初夏》是他写作生涯最艰难的一部，锻炼了陈忠实驾驭复杂结构的能力。历经三年多，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作品问世得益于何启治与《当代》编辑的巨大耐心和热诚，陈忠实曾回忆：“他和他们的工作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作者完成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初夏》之后，陈忠实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的探索。许是认为时机成熟，何启治旧话重提，“有没有长篇写作的考虑？”陈忠实直率地回答，没有。老何的突然发问，使他立即想起街头初次见面，已十年有余。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老何却轻松地说，何时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

　　十多年里，陈忠实完成9部中篇，80多篇短篇和50多篇报告文学，然而他始终认为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直到1985年的《蓝袍先生》，陈忠实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命运，生命本身强大的欲望张力，使他意识到“如果50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1986年，44岁的陈忠实开始直面这一重大人生课题。

　　老何再问起长篇时，陈忠实终于说，有想法，但离实际操作尚远，“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那时陈忠实正做《白鹿原》先期准备，初步计划写作时间三年，他希望“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避免过多议论与关心。自己尚在极大的无把握之中，他没有向老何提及《白鹿原》具体内容，只叮嘱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几年，何启治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文社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他的问候，进门握手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他再三叮嘱不要催促。陈忠实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1991年初春，编辑们到西安庆祝建社四十周年。此时《白鹿原》书稿已完成三分之二，见面时老何仍恪守约定，淡淡地说，按你的计划写，写完打个招呼，我让人来取。陈忠实也紧闭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只应诺着写完报告。

　　这年夏天，先后有两家曾给予他帮助的出版社向陈忠实邀约长篇小说，他信守与老何的承诺，逐一辞谢。

　　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人世嘈杂，陈忠实的笔在老家西蒋村的小圆桌上爬行了三年。决定动笔前的1988年早春，他在家门口栽下的梧桐现已撒下一片绿荫，《白鹿原》三代人生死悲欢的命运也终于走向最后的归宿。

　　1992年3月，洪清波与同事高贤均受何启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当代》的年轻编辑取稿时曾当场退掉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以致作品旁落，因而何启治叮嘱，千万别退，无论如何先拿回来。由于还在复阅最后几章，见面后陈忠实让他们先看中篇。二人读完并无惊艳，且心生疑惑，长篇能行吗？

　　正式交稿那天，两位编辑从欲言又止的陈忠实手中接过《白鹿原》，奔赴成都。西安到成都的火车8个小时，洪清波边读稿边对高贤均说，你看看吧，太出乎意料了。成都组稿期间，他们除了工作就是读《白鹿原》，出差期间全部看完。至今洪清波仍难以平复：“当时就没见过这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物关系，每一件事都新鲜。农村革命题材类型不少，他写出了全新的体验。”

　　本以为要两个月，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就分别接到编辑和老何来信，可想见的兴奋与喜悦。“对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我來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老何等待近二十载，从1973年西安街头，到1992年在北京亲手写下《白鹿原》审阅意见，曾经的青涩小伙真真成了沧桑的陕北汉子，自己一直鼓励与相信的作家终没有负了约。作为编辑，何启治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艰难成长，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

　　在《当代》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后，《白鹿原》至今已发行逾400万册。如今，何启治书柜里最多的就是各种版本的《白鹿原》，猖獗的盗版也留存许多。今年初他特意购入一本盗版书，并附上给人文社领导的手写信，阐明情况，维护权益。

　　何启治为何始终不放弃长篇？漫长时光里，这份坚持让陈忠实不得其解。何启治曾说，以文学编辑为终身职业的人，若不想和有潜力的作家交朋友，除非是个傻瓜。上世纪70年代文艺有着鲜明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大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流。他的“星探宝库”有如此记载：陈忠实，已发表2万字作品，长期在农村工作，熟悉农民与乡土生活，可考虑长篇。

　　选自《何启治：只一件事让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