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時，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一遍一遍地“播”“播伯跛簸”，我却一会“不”，或者一会“铺”，而且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好玩好玩。
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一百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一百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有一次，我坐在东边小山坡上写生，样子大概很认真。父亲立刻走过来看。看了一会，他居然也坐下来，拿过我的画笔，说：“我教你。”据我所知，父亲对美术是一笔都不会画的．
可是他很懂美术，因为他上过师范，理论上很有一套，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竟然是自己也不擅画只擅写的父亲。
同样的，父亲教过我集邮。教过我打麻将，是数番的那种，很复杂，动脑筋做牌，只玩不赌。他常带我上四川那种老百姓的茶馆，一坐一下午。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丰子恺先生来到北碚，父亲带我去看他，是在一间山坡上特别黑的房间里。夏天父亲晚上乘凉时，给我们全家讲过美国小说，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晚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
就这样，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渐渐开了窍。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
选自《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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