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浅析《管子》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
宋彦慧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管子》的教育思想震古烁今、影响深邃。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其教育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教育思想丰富,并自成体系,其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中级目标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管子》;教育理念;传统文化
《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学者根据管仲的理论与实践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最大的特色是其思想的融通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事、军事、伦理道德、教育、外交和国际竞争,但重要的思想则是教育。管子在担任齐国丞相时就深刻认识到“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管子》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他以“一树百获”为喻,充分说明了“人”是积累社会财富的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国家的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管子》提出了百年树人的终身教育理念
《管子》 的“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一语点破人才的重要性。《管子·权修》中说:“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打破了齐国传统的以贵族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用人规则,采取了礼贤下士、任人唯贤的措施,为此还创设了“三选制”:第一,本乡如果有有才德、有武功之人,要举荐给国家;第二,国家对所选人才实行考核和试用,择其优秀者推荐给国君;第三,国君对推荐上来的人才亲自考核,把合格者任命为上卿。所以出来的人才有曹孙宿、宁戚等人,为齐国的复兴和强盛做出了贡献。此外,要人尽其才、量才使用。《管子》中提出“任力有五务”,即“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就是说人各有差,在人才的使用上,要用其所能,避其所短,即“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如果让他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只会劳而无功。再有,管子主张对推荐上来的人才要进行一定的考核以辨明他的虚实真伪,保证人才质量的可靠性。其教育观念为培养人才为终身的规划,培育人才,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国家注重培养人才,其效果将是实用的,这是我国最早的涉及终身教育的论述。2 《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的四维社会教育观
管仲从治国大计出发,明确提出了“礼”、“义”、“廉”、“耻”社会教育的内容和措施。《管子·牧民》认为“礼”、“义”、“廉”、“耻”四条道德规范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四条巨绳,即“国之四维”;《管子·五辅》认为礼义是道德规范的核心,并明确指出,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义”有七体,即:“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离,以辟刑缪。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蠓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七个方面,就是义的内容。体现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用以阐述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它还认为礼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管子·权修》中提到“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申明知识和礼节,就可以教育百姓。要以身作则来引导百姓,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百姓,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百姓。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体现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恩德与威慑相补充。“礼法并用”是《管子》在治国方略上的主张,即以法来维护百姓利益,以“礼”来维护社会秩序。3 《管子》提出职业教育思想和家庭教育思想
《管子·小匡》记载,公元前685年左右,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权,提高国民素质,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改革措施,把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集团分别安排到有利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圈子居住。同时,要求士、农、工、商不仅在职业上子承父业、世袭相传,“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而且要求父兄将职业技术和职业道德教给下一代,开展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即所谓“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传统文化中,子承父业的纲常伦理思想根深蒂固,是因为儒学的发展及集中王权的政治需要,那么管子强调子承父业的同时,父辈的技能和学识一并都流传给子孙,形成百年商埠,百年老字号的历史印记。从这方分析,这属于家庭教育要用在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深刻地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4 《管子》强调教育需要情感熏染
《管子·侈靡》中说:“教化,好像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好像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在这段论述中,管仲认为,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教育是需要情感注入的,教育者以情动人,受教育者会被教育者的情感熏陶;教育注重感情基础上的心灵交流。《管子》认为“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令,与时变,与俗化”(《正世》)。就是说统治者要遵循不急不缓的原则,既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代和国人习俗的发展采取灵活的变化,获得最大利益。应该说,管仲抓住了教育的本质,重视情感熏陶和内心感化,可谓是后世情感教育、心灵教育的先声。中国古代是居民自治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人,如果把这个目的忘了,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识字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专业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这些都是途径,不是目的。在这些教育的背后,贯彻着一个精神的教育,一个做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这才是更重要的。古代的教育,其目的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从诵读经典到诗词文赋、琴棋书画,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进行人格教育。在古代,文人儒士,就是一方民众的主心骨,一方水土的保护神。识字的人就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所在。读书的人要更有品格、更有气节。
[1]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上海:中华书局,2004.
[2] 池万兴.论《管子》的民本思想及其治国实践.管子学刊,2007,(3).
[3] 宣兆琦,李金海.齐文化通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4] 赵曙光,《管子》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1).
[5] 陈永汉.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宋彦慧(1991.03-),女,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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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12-02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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