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业玮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从《小团圆》看新女性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

　　盛业玮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汇聚其毕生心血，是一部女性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较为激烈的经典。本文试图通过文本解读，从爱情、亲情和国家意识三个层面论证新时期女性如何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不团圆式解构。

　　《小团圆》；女性意识；传统伦理道德；解构

1 颠覆传统的情爱观

1.1 爱情面前卑微至尘埃

　　邵之雍第一次去拜访九莉，九莉就已经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但她不以为然，因为在九莉的认知里，“中国人过了一个年纪全都有太太”。太太像标志身份的装饰品一样存在，但并不等同于灵魂伴侣。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可以有撑门面的白玫瑰，也需要灵肉契合的红玫瑰。所以九莉在遇到邵之雍之后“总是高兴得像狂喜一样”，因为九莉关注的是邵之雍这一个体，而不在意附着在他身上的标签。在邵之雍这儿，九莉第一次体会到与人交往的乐趣，邵之雍对她文学造诣的欣赏使她感受到被人重视的喜悦，他如父若兄般的呵护令九莉难以自拔，而他的成熟和才情更是深深吸引着九莉。

　　九莉崇拜邵之雍，这种崇拜不仅仅归咎于于邵之雍本身男性魅力，更是来自于初次恋爱的女人对另一半的迷恋：她会默默注视他的侧脸，会仔细收好他吸落的烟蒂。可是九莉并非邵之雍心尖上唯一一朵娇嫩的红玫瑰，在和九莉结婚之前，邵之雍已经离了两次婚，在两人结婚之后，生性风流的他仍是四处留情，作风放浪。九莉可以不在乎邵之雍汉奸的身份，但却无法忽略他身边不断出现的莺莺燕燕。直到她跋山涉水去寻找邵之雍在自己和新欢之间做选择时，她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想要的不过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可惜男人追求的是“二美三美团圆”，两人精神世界已渐行渐远，肉体绑定已毫无意义，不如主动离弃，给彼此自由。

　　虽然邵之雍有胡兰成的影子，虽然他品德败坏，可张爱玲在塑造邵之雍这个角色时，仍给予对方足够的正面形象：幽默、睿智、成熟……因为在张爱玲看来，“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爱情虽已如风飘散，可那仍是一段甜蜜到忧伤的回忆，足够自己回味一生的重要经历。

　　1.2 赤裸裸的性爱追求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男欢女爱一直是男性拥有主动权，例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女性在性爱追求中通常是处于被临幸的被动地位。但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个性，谁都有性的本能和性爱欲求，谁对它都有兴趣，这是生物学和生理学所规定了的‘命运’，不管是男是女，是‘正人君子’还是村野小民。”[1]“五四”以后，随着女性意识苏醒，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到了《小团圆》这，张爱玲将这种改变推向极端，甚至比同时期男性作家描写得还要激进。

　　张爱玲于1976年3月25日给邝文美的信中所提：这篇小说有些地方将会使宋淇夫妇“窘笑”，指的应该就是此类较为私人、隐密的生活内容，其中自然包括了婚姻生活中的性爱行为。在《小团圆》中，除了前半部分小说中对张爱玲的“性爱敏感度”的屡次触及外，在九莉遇见邵之雍后，对于性爱的感观感受更为直白地表达出来。当九莉与邵之雍刚刚踏入爱情的河流里时，她感觉像“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由于初恋对象是恋爱经验丰富的邵之雍，与他在一起后，九莉有了性之初经验：

　　1.2 组织架构 团队核心成员由组长和组员5名组成。组长为内科科护士长;组员分别为肿瘤科、内分泌科、骨科护士长和综合ICU护士。其中，大专3名，本科2名;主管护师2名，护师3名;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均在5年以上，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组织沟通能力。设立团队联络员为各科室的护理安全管理即时质量控制专员。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都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嚷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柔和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2]

　　初经人事的九莉是完全沉浸在与邵之雍的性爱中，在这个对爱情偏执敏感的女人看来，性爱让她的爱更真实，她的爱也在性爱中得到升华。除了建构九莉的情欲外，张爱玲还对其母亲蕊秋进行情欲书写。蕊秋是“过渡时代的人”，一面缠着小脚，一面周游列国，她这一生和众多中外男性有过暧昧关系，如没离婚前所爱的简炜，追他未果的毕大使，英国商人劳以德，英俊肥矮的法国军官，为女儿看病的德国医生……从小说中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人与其有过肉体关系，用姑姑楚娣的话来说，蕊秋“这方面的事多了”。例如九莉受风寒，蕊秋因没钱给女儿治病而以身为酬请来医生，蕊秋对此不以为然并且此后未多加提及。

　　如今中国小说中的性爱书写已比比皆是，但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这样赤裸裸的性爱书写是令人“震动”的。张爱玲是一个成长于传统家庭，同时又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思想女性，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更谙熟在那个时代所谓新女性的生存之道。从九莉和蕊秋两代女人的两性情欲书写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从被动的男性给予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女性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爱情，自由宣泄自己的欲望，由此体现出女性主义的锋芒与女性意识力度。

　　1.3 冲破堕胎的伦理牢笼

　　在传统观点中，生子育子是女性一生的头等大事，打胎是不光彩的，是放不到台面提及的事情，可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却触目惊心地描写了一段九莉到美国后打胎的情形：

　　夜里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的欹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眼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3]

　　九莉“从来不想要孩子”，姑姑楚娣曾在九莉很小的时候送过她一个洋娃娃，像婴儿一样，对于一般小女孩来说，洋娃娃是最爱和最能展现母性的玩具，可是九莉并不喜欢，这种对孩子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母爱的缺失。成年后的九莉更是认为孩子“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她拒绝了孩子，拒绝生命的延续，这是对血缘亲情的否认，也是对父母的报复。在母亲坚决地拒绝了她的偿还后，她曾对自己说：“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因为九莉知道自己是个冷漠的人，她害怕自己会像母亲蕊秋一样，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将子女的不幸延续下去。

2 冷漠的母女关系

《小团圆》的文学价值不仅仅表现在那异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大团圆式的男女关系，还在于刻画了一种超乎常态的畸形的母女关系。刻薄悲凉的母亲形象在张爱玲小说中并不少见，例如《金锁记》中摧毁女儿幸福爱情的曹七巧，《花凋》里满心利害打算的郑夫人，《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附上流社会的姚太太等等。而《小团圆》中母亲那种刻薄形象表现得更加细腻，同时作者也将紧张的母女关系推向极致，出现这种状态的原由无外有二：

　　2.1 缺爱的家庭环境

　　《小团圆》中的母亲蕊秋因其一定的真实性与以上母亲形象存在些许差别，正如张爱玲曾在给其朋友的信中所说：“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4]张爱玲与自己笔下的九莉一样，父母离异，从小被过继给亲戚，只能叫自己的亲生父母“二叔”“二婶”。在张爱玲看来，母亲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无法忍受父亲旧式颓废的生活做派而远走他国，在女儿的印象里只是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母爱是张爱玲生命成长过程中最大的缺憾，这种缺憾导致女儿与母亲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的不适感，例如《小团圆》中因过马路而使母女唯一一次出现肢体上的接触：

　　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显然她也有点恶心。[5]

　　对于向来不敢与人有任何接触的九莉来说，这次与生母的身体接触显然刺激出了剧烈的心理震动。这种常人看来最寻常不过的牵手在九莉眼里却被放的无限大。她没有感受到母爱的温馨，反而冷静地关注起母亲的手来，那样瘦弱的手像细竹管一样扎手。聚少离多使得母女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从一个“也”字可以看出，母亲蕊秋对自己牵女儿手这一异常行为表示不适，而女儿也对母亲这一假惺惺的亲子行为表示出不屑。母亲与孩子的距离依然很远，陌生感和随之带来的与陌生人身体接触的反感占据了这对母女之间的所有空隙。

　　2.2 物质利益的冲突

　　九莉从父亲象征的衰败的封建大家庭逃出来后，投靠了生母瑞秋和养母三姑，这是小说情节，也大致是张爱玲的生平史料。多出个正在上学的女儿对生性自由的蕊秋来说无疑是个负担。在《小团圆》这部小说中，九莉母女之所以与蕊秋关系紧张，也大半是因为有金钱二字横在中间。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九莉对母亲最初是保有温情。例如九莉用“从家里垫在鞋里带出来”的五块钱买了一朵芍药送给母亲蕊秋。当收到安竹斯教授赠送的八百港币的“助学金”时，九莉迫不及待想拿去给母亲看，想和母亲一起分享快乐，母亲却借由压下这笔钱，可背地里却打牌输掉，至此之后，九莉“对她母亲极度淡漠，不去想她”。

　　金钱是九莉衡量感情的筹码，这种认识是童年经验赋予她的。于是她与母亲之间亲缘关系的唯一衡量的提示便是金钱。九莉执着地认为“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在她看来，自己亏欠母亲，而这种亏欠只有用金钱来偿还，但这种亏欠的偿还愿望是一种报复，而并不是对真正的养育之恩的感激和报答。我们看到，在偿还母亲的钱时九莉急不可耐，一刻也等不了，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从偿还中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弥补，才能消解同母亲之间的亲缘关系，从而将自己的母亲真正从心底抹去，平静遗忘。

3 沦丧的国家观念

“战争”是那个时代主流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可是在张爱玲笔下，没有对战争场面的大肆渲染，没有战地英雄，无关政治立场，有是只是战乱中的儿女情长和柴米油盐。《小团圆》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的故事，但故事中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战争。对于一群家境优渥的学生来说，战争是无聊时期的消遣，是看电影时的调味料。战争甚至给了人们一个狂欢的理由，“修女们今天特别高兴，做了炸牛脑，炸番薯泥丸子，下午还特地做宿舍的车上城去，买新鲜的法国面包”。

　　战争对平民意味着颠沛流离、天人永隔的苦难经历，可当战争濒临脚下时，女主人公九莉却有着另外一番体悟：

　　七嘴八舌，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的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6]

　　对于战争来临，九莉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自身安危，也没有担心住在被炸弹袭击的浅水湾附近的母亲，而是首先想到托战争的福，她可以不用参加那门令其深恶痛绝的历史考试。九莉甚至对战争抱有期待，希望不要那么快结束。经历过两次沪战，战争于她而言无外乎是多囤点米和煤，躲在室内不要出门。此外，恋爱后的九莉更是希望二战一直打下去，这样她就能和之雍永远在一起，这种为爱而不顾他人存亡的爱情至上主义显然超越了传统道德的底线，但却是支配张爱玲写作的强大的感性力量。

　　作为一个清醒的历史旁观者，九莉道出了张爱玲的心声：虽然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是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使得她所处的时代变得混乱，使得她的人生失去控制，也令她珍视的爱情受千夫所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使得她没有精力去关注所谓的政治理想。战乱年代的生活令张爱玲积淀了太多的悲愤情绪，也成全了她的女性意识：通过关注生活的小细节展示人物内心真实的心理和本真的自我。

　　张爱玲借九莉这个人物一生的经历消解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关于“大团圆”的向往，她想通过人物表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刻觉醒，从九莉身上，张爱玲发现了一条女性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身心状态的自立之路。同时，九莉是小说里的张爱玲，通过九莉，我们看到了一个颠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张爱玲，“一个感情至上主义者、感官主义者、感性主义者”。[7]

　　[1] 李泽厚：《华夏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45页。

　　[2] 宋以朗：《小圆圆》前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第208页。

　　[3] 同上，第157页。

　　[4]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第6页。

　　[5] 同上，第80页。

　　[6]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第46页。

　　[7] 张伯存：《离散中追寻生命踪迹的自我书写——论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及其晚年的文学书写》，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26卷第4期。

　　盛业玮(1989-)，女，江苏高邮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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