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009)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口译员的适应性选择
——以历届“两会”记者招待会为例
刘 倩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009)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口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及多维度的翻译方法。以往的口译研究多重视翻译过程的内在研究,本文从生态视角,以历届“两会”记者招待会的口译资料为例,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角度探讨译者在口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
生态翻译学;口译;适应选择论;多维度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对于口译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2003年开设CATTI,2007年批准开设MTI,越来越多的举措表明加强应用型口译研究的必要。研究表明,以往的口译研究多从语言学、翻译学等角度,注重对口译过程本身的研究,而生态翻译学丰富了该研究,以跨学科的理论角度,将社会学、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强调口译的外部生态环境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为口译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1 生态翻译学理论概况
生态翻译学由中国学者胡庚申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提出的跨学科研究理论,是21世纪新兴的翻译学理论。该理论根据达尔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从生态学角度对翻译整体性研究,突出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该理论将口译的整个环境过程看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和多维度转换。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过程分为适应和选择两个阶段,强调译者的地位——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基本理念为: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积结果。[1]表明译者的双重功能,一对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在环境中做出适应性选择。
同时该理论主张多维度转换——“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下,相对集中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其认为翻译活动发生在三个维度: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分别指译者翻译时在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的适应性选择。[3]译者会根据当时的翻译环境,考虑各种因素,从多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
2 应用口译的研究
2.1 口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为一种社会交流的现象和活动,口译研究历史久远,且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口译研究,都经历了几个明显的研究阶段:初级研究阶段,研究活动主要在口译现象下,这时的研究还没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微观研究尚处于开始,没有实质性内容[4];实验性地调查研究,将口译研究提升到语言学、翻译学这样的理论高度;跨学科口译研究阶段,比如认知心理学等。
整个研究过程从浅入深,不断向外扩展。但即便如此,现在的口译理论系统仍不完善,而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出现为口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视角。在科学研究领域,各学科之间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关联,这也正是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更好地推动口译研究进程,更好地指导应用口译实践。
2.2 口译的生态环境
口译的生态环境是将整个口译的过程、现场、人员以及环境等看做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5]。
口译特别强调对现场语境的依赖,强调口译员现场发挥能力。口译是一种对话和交流,通常是直接在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表达,因此口译看重的并不仅是语言表达能力、翻译能力,还包括交流能力、态度感情、肢体语言以及文化背景等,这些细微因素与口译的直观过程一起组成了有机地口译生态环境。在这样的口译生态环境中,需要依靠译者当场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3 口译员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口译员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重点强调了译员在适应整个口译环境中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不仅要准确、流利地表达原意,还要选择出最符合现场环境的表达。译员的适应性选择通常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出发,本文按“三维”转换的方式分析了译员在历届“两会”记者招待会总理答记者问上做出的适应性选择。此类总理答记者问属于外交用语。外交用语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特征,对于译者来说就更加要重视此类环境中自身的适应性选择。3.1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从语言层面对译文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语言维层面,顾名思义,在翻译活动中,由于各国的语言特点不同,比如语法、修辞、词汇等,译者需要有意识地在语言维度进行适应选择。历届“两会”的总理答记者问均属外交用语,外交用语的词汇具有准确性、敏感性、分寸性等特点,这就要求译员在外交翻译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适应性选择。
例1:在我今后的不到3年里面,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朱镕基,1998)
译文:So in the less than three years remaining in my current term, I should do everything to discharge my duty and devote all I can so I will not let the people down.
原文中“恪尽职守,奋力拼搏”强烈表达出朱总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理念。工整对仗,用词精准,“恪尽”、“奋力”、“拼搏”都表达了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同样译文中,口译员现场译为“discharge my duty and devote all I can”,首先“discharge”和“devote”动词使用准确,押头韵的修辞,与原文无论句式还是词汇都对仗工整,展现出口译员在语言维的适应选择;其次,“devote”有“致力于、奉献”的意思,这与原文中表达朱总理为百姓尽心竭力的情感一致。口译员在当场环境中,能够迅速理解朱总理表达的含义并从用词角度作出适应性选择,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例2: 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请问开花(化)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温家宝,2007)
译文:Let me quote a line from Ai Qing, a Chinese poet, “Go and ask the thawing land, go and ask the thawing river.”
首先,原诗整体结构在句式、词汇和修辞方面都十分工整,译文也采取诗句形式,上下对仗。原文中“请问”出现两次,从语言维角度分析,具有音韵美以及对仗美;译文中“go and ask”重复运用恰好对仗“请问”,保证诗句的效果。其次,在用词方面,艾青诗句采用“开化”、“解冻”表达相同的意思,因此译者在口译时,重复使用了“thawing”一词,更加简练的解释出“开化和解冻”的含义,具有音韵美。“thawing”意为“融化、解冻”,译者在高度紧张的口译环境中,用词准确,显示出译者极强的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译文的整合适应性极高。
3.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注重文化内涵,强调文化的影响与作用。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双语间的文化差异,在口译过程中,译者应关注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用释意的方式对原句重新解读,使两者之间的表达效果一致。在外交正式场合中,这种文化的传递尤为重要,这关系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要求译者更要谨慎对待。外交场合中的文化维,大多是总理引用的中文诗句。这些诗句极具中国特色,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需充分了解两国的背景文化知识,在口译的生态环境中,做出适应性选择。
例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将以此明志,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温家宝,2010)
译文:“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 I will not regret even a thousand deaths.” This will be my guiding principle in my work during the next three years.
原文诗句选自屈原的《离骚》,表达了温总理对个人工作的敬业和热爱,愿为人民鞠躬尽瘁。首先,诗句翻译时运用释意的方式对原句解读。译者在充分理解原句含义的基础上,对诗句释意性表达,充分表现出温总理为人民服务的热忱,这种情感的把握在外交场合中尤为重要。其次,原句中的“九死”在中国古汉语中有泛指的意思,指可以为忠爱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即使很多次也心甘情愿。译者抓住该诗句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讲话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并没有直接译出“九死”,而用“a thousand deaths”同样地泛指情况,表达温总理的真挚情感;若将“九死”译为“nine times to die”, 目的语听众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一定是九次、是否有特殊含义”。因此,口译员在文化维层面,需熟练掌握两国的文化差距,利用自己的适应性选择,进行文化层面的转换,本次译文在口译的生态环境中整合转换度极高。
3.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重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交际功能。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在于,译者把选择转换的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使原语中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得以体现。翻译中,除了语言、文化,交流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口译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和交流,整个过程包括讲话者和听话者。语言的目的就是用于交流,口译员要能够领悟讲话人背后的意思,并将其完整表达,起到交际的意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总理答记者问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交际,所讲的话不仅要被在场的记者们听到,还会被转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口译员要格外关注讲话者的交际意图,准确完整地表达源语信息,做出适应性选择。
例句: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温家宝,2010)
译文1: 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 side.
译文2:We must always remember the adage that “For a journey of 100 miles, 90 miles should only be considered half the distance.”
交际意图,首先要求译者要理解讲话人的内在含义。此处列举两个译文进行对比,原文“行百里者半九十”正确含义表示做事要坚持不懈,九十里就像走了一半,还要继续坚持。译文1将“半”字理解为“half of the people”显然没有正确领会背后的含义;译文2的译者正确理解“半”字,意为“九十里就像走了一半”,引申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正确表达出源语含义。在外交场合下,一字一句的用词都十分重要,同样讲话人的意思表达也是重中之重。译文2的译者,在口译环境中,进行了交际层面的适应性选择,正确完整地表达出讲话人的说话内涵,起到交际的作用。
4 结语
本文选择外交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维度对译文分析。在口译生态环境中,多维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结合,形成有机的整体,这就需要在口译活动时,译者充分考虑各维度之间的协调作用。无论是语言维、文化维还是交际维,译者首先要正确理解源语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现场状况,在整个生态环境中,主动发挥译者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从选词精准到句式对仗,从文化内涵到交际意图,需充分考虑,做出适应性选择,使译文更能表达讲话者的意思。现如今,口译学科的研究已走向跨学科研究阶段,各学科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生态翻译学就是从生态学角度对翻译进行分析,本文将生态翻译学与口译研究相结合,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从“三维”角度对口译生态环境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进行分析,为以后口译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陈圣白.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12).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3] 包蕾.生态翻译学角度的口译选择研究[D].重庆: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5(7).
[4] 刘和平.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教学法研究[J].中国翻译,2011(1).
[5]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 陈蓓.中国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分析[D].青岛:青岛远洋船员学院,2009(3).
[7] 刘徐霖.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汉英外交委婉语口译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3(6).
[8]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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