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杰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文化至尊”观与中国同天主教会的礼仪之争

　　杨靖杰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国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儒家礼仪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容的问题与清王朝发生的宗教冲突。关于这场冲突爆发的原因，学界已有较多相关研究。而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中国与天主教会在此时所各自持有的一种“文化至尊”观念来对“礼仪之争”产生的原因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文化至尊”观;中国同天主教会;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发轫于耶稣会与道明会、方济会之间长期的矛盾斗争与各自观点、理念的不和：耶稣会认为祭祖祭孔是世俗的仪式，与天主教教义相容，在一定范围内，是应该被容忍的；而道明会和方济会则认为这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不可容忍。于是纷纷上书罗马教廷抨击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方式。道明会修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黎玉范于1643年到达罗马，他在向传信部递交的报告中通篇用宗教性用语描述中国人的行为，将这些行为附以偶像崇拜和迷信性质，使圣职部的神学家们相信“中国礼仪是宗教性的并且是迷信的”。随后，教廷于1645年9月颁发敕谕谴责并严令禁止黎玉范所描述的中国礼仪。敕谕1650年左右才抵达中国，耶稣会士次年就派卫匡国(Martino Martini)赴欧辩护。卫匡国1654年抵达罗马，在其报告中，卫匡国强调宗教性礼仪和世俗性、政治性礼仪之间的区别，在阐释中避免了使用宗教性术语，与黎玉范形成鲜明对比①。他还强调黎玉范对礼仪的误导性描述来自托钵修士对中国文化的生疏②。教廷遂又于1656年3月颁发敕谕，允许中国基督徒参加卫匡国所描述的祭孔仪式和经修改后的祭祖仪式。③

　　除了修会团体之间的纷争。“礼仪之争”爆发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来自教廷高层的推动力。罗马教廷于1658年设立宗座代牧制，以加强教会中央集权并部分抵消葡萄牙、西班牙享有的保教权。宗座代牧圣品与正职教区主教相当。其后，教廷传信部又于1663年在巴黎成立了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道院，削弱了葡萄牙、西班牙在海外势力的影响。④伴随着教廷对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传教事业控制力的增强，原本已经长时间活跃在这一区域的耶稣会的影响力就渐渐地减弱了。相比于耶稣会，罗马教廷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较少，因此对传统儒家礼仪始终心存疑虑，担心在这种礼仪的背后隐藏有另一个与“天主”不同的“神”⑤。

　　教廷对中国传统礼仪采取严厉态度始于颜珰(Charles Maigrot)于1687年继任福建代牧区宗座代牧。颜珰是礼仪之争中的强硬派人物，康熙曾把中国礼仪之争之发生，归咎于“颜珰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颠倒是非”。1693年3月颜珰向他代牧区的教徒发表七点告示，严禁中国教徒用“天”和“上帝”以替代“天主”、悬刻有“敬天”字样的牌匾或从事或参与祭祖祭孔之行为等等。其后，教宗克莱孟十一世(Pope Clement XI)于1704年1月发出严厉的祭祖、祭孔禁约。之后又于1715年3月颁发通谕《从登极之日》(Ex Illa Die)，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礼仪活动：“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Deus)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⑥

　　中国的祭祀礼仪中的确不可避免地包含部分不符合天主教信仰的内容，但是罗马教廷在其“文化至尊”的心态下，摒弃了耶稣会所长期采用的一种渐进、包容的对策，而代之以全面地禁止。殊不知，此时的大清帝国不比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同天主教会一样，它也拥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复杂难懂的语言。而且，大清帝国深受“华夷之辨”与“朝贡外交”的影响，更是自视为世界上最先进、强大的国家，拥有最为优秀、高深的文化，所谓“天朝统驭万国，抚育四夷”。各自拥有“文化至尊”心态的二者一旦接触，发生巨大的碰撞便在所难免。

　　当“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在华天主教会受到清朝政府不断加重的迫害后，克莱孟十一世曾委派以亚历山大宗主教嘉乐(John-Ambrose Mezzabarba)为首的宗座使团到中国觑见中国皇帝，并由嘉乐把他1719年9月写给康熙皇帝的信带去中国，信中对康熙皇帝以往善待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希望中国改善和天主教会的关系：“我们请您相信，我们认为您这个著名国家里的礼仪习俗和我们教会的法规可以共存，我们允许它们。进了教的或者将要进教的您的臣民可以进行这些礼仪活动。相反，我们不同意那些我们认为和我们的教会不能共存的礼仪习俗，当然，我们从未想到这个禁令会触犯您。”尽管教皇信中的口气已经相当缓和，但它再难挽回康熙皇帝昔日对传教士的眷顾。况且信中的语气仍是以一种“文化至尊”的地位来“允许”中国礼仪，中国人“可以”进行这些礼仪。信中仍还强调“我们不同意那些我们认为和我们的教会不能共存的礼仪习俗。”所以，尽管信中一再表明“我们从未想到这个禁令会触犯您”，却恰恰还在触犯这位同样以“至尊”自居的中国皇帝。⑦

　　随后，康熙阅取了嘉乐所带来的《从登基之日》通谕，这份文书使他更为愤怒：“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⑧之后，他不仅收回了1692年3月容忍基督教的谕令，而且下旨禁止传扬基督教。之后又传旨给嘉乐：“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若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⑨

　　在“文化至尊”的心态影响下，清朝统治着对合乎自己观念的东西欣然接受，例如当1700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上疏康熙，认为祭孔是“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时，获其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⑩但一旦某种事物与其观念发生了冲突，那么这种事物断然将被摒弃，因为“天朝上国”的信念使得清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无所不有，因而无所需求；反倒是“外夷”百般有求于自己，当“外夷”“情词恭顺”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沐浴恩泽教化的机会；但如果“外夷”“桀骜不驯”，那么他们就是自己葬送了这一机会。上述康熙帝之反应即是这种“文化至尊”观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与天主教会所各自拥有的一种“文化至尊观”是造成“礼仪之争”的重要因素。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在与不同文化相遇时，要学会包容、欣赏与学习，不能固步自封，封闭保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 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8页。

　　② 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第8-10页。

　　③ 吴莉苇：《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94页。

　　④ D.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Stuttgart,1985,p.25.

　　⑤ 朱静：《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37页。

　　⑥ Frédéric Mantienne,Mgr Pierre Pigneaux,évêque d'Adran,dignitaire de Cochinchine,Paris:glises d'Asie,1999,pp.177-182.

　　⑦ Charles G.Herbermann,etc.,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ume XIII),New York:The Encyclopedia Press,Inc.,1913,p.39.

　　⑧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41-42页。

　　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3页。

　　⑩ 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光绪甲午版，第117-118页。

　　杨靖杰(1995-)，男，汉，武汉，本科，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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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7-02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