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冉

　　(对外经贸大学 北京 100000)

　　新互联网环境下舆情应对的法律法规

　　张 冉

　　(对外经贸大学 北京 100000)

1 新互联网环境下舆情演化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随着公共区域无线网络以及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的普及，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塑造了人类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尤其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类型的传媒方式的出现，让任何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方式都变得随心所欲。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公民言论表达有着许多以传统媒体为依托的言论表达所不具备的新颖特点，它拥有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的优点，如主体的平等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与隐匿性，对互联网的正确使用，可以解放公民的身份束缚，进一步促进平等权的发展，因此，其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互联网媒体比之于传统媒介模式，所展现出的巨大优势。其创造了自由表达空间的大门，建立了庞大的数据资源库。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身份隐匿性、传播的及时性、参与民众多等特点，“网络水军”、“人肉搜索”等负面产物的出现也刺探着互联网文明的底线。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 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每一个道德社会中没有法律边界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规制网络言论，把这个权利完善且理性地纳入法律规范和政府管理中，才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信息资源库，保证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创建更为和谐的网络环境。而传播成本总是与舆情应对的成本呈反比，我们应注意事后救济和事前预防并重，完善预防性法律法规。

2 国外经验与对策

目前，在国外，网络的安全和健康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但是各国在针对舆情监管的理念和措施上大相径庭。从具体的运作情况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方式：

　　2.1 美国的选择性重点限制

　　为了更好管理本国的互联网应用，美国政府及其各部门陆续通过了数量多达 130 部以上的相关法案，其中包括《计算机犯罪法》、《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等等，全面囊括了管理互联网问题的林林总总，特别是对损害联邦国家利益、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公民私权利的不良网络言论更是做到了严格规范。

　　在法律原则方面，随着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恶劣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优先适用原则，衡平原则，实质恶意原则，禁止事先限制原则先后出现且主导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有关言论自由案件的导向。[2]在美国宪政发展的几百年历程中,代表国家法律最高权威的联邦最高法院形成关于言论自由的若干司法原则也并非都呈现一致性，所保护的利益也各有不同。几种原则变更呈现出发展、倒退与改善的曲折前进的趋势，从严格限制公民言论自由权发展为尊重并不断扩大公民自由范围的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保护美国公民言论自由,有利于政府合理规制网络言论，保证了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2.2 英国的多元治理

　　英国的网络言论规制体系中，行业自律起主导作用，行政管理为导航，相关的法律监管为辅助。主要做法是立法保障和行业自律，辅之以政府指导。英国的网络管理工作主要由网络观察基金会IWF(Internet Watch Fundation)负责。这个半官方组织在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内政部和英国城市警察署的支持下开展日常工作。网络观察基金会为鼓励从业者自律，与由50家网络服务提供商组成的联盟组织、英国城市警察署和内政部等共同签署了《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协议》，制定相应的网络内容管理措施，明确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开设热线，接待公众投诉。基金会在接到公众投诉后，会评估特定网上内容是否违法，如果认定是非法内容，将通过网络IP地址确定内容来源，将问题移交给相应的执法机构来处理。二是建立完备的惩戒机制。

　　2.3 韩国的网络实名制的兴废

　　2002年起韩国政府充当发起人推行实施网络实名制，2005年韩国正式实行网络实名制。具体要求为用户在网络上发帖、跟帖以及上传照片和动态影像时需要确认居民身份证和本人的真实姓名。其网络实名制有三种形式可以选择：一是纯粹的因特网实名制，即从加入会员到论坛发帖等所有步骤都需要实名确认；二是因特网留言板实名确认制，即只有通过登录和本人确认手续的会员才能在论坛上发帖；三是因特网留言板实名制，即在发帖的同时标注网上呢称和真实姓名。

　　此后，韩国政府不断修改和制订保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条款。直到 2011年7 月，韩国一家已经完成实名制度的著名门户网站和一家人气较高的交友网站均被黑客攻击，网民的个人信息诸如用户姓名、身份证号码等普遍遭到泄露，部分民众开始要求废除制度。经过此次事件，以保护网民权利为初衷的网络实名制开始动摇，政府终于决定采取分阶段撤销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废除在国内早已引起大众不满的网络实名制度。最终在 2012 年 8 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要求韩国人须在网络论坛上使用真实姓名的法律违宪。” 因此，实施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网络实名制度以宣告违宪的结局退出了韩国互联网规制的舞台。

　　2.4 新加坡的审查制度

　　新加坡为了防止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种族和宗教和谐以及公共道德规范受到侵害，一直实施较为严格的互联网管理原则。除了传统的诽谤法和保护宗教和谐法的有关条款可以适用外，1996年新加坡颁布《国际互联网法规》，禁止用户接收互联网上的不良内容。

　　新加坡广播管理局(SBA)1996年7月15日宣布实施分类许可证制度，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管制。分类许可证制度规定，凡遵循分类许可证规定的服务都被视为自动取得了执照，但是那些被政府认为有可能从事非法内容服务的国际互联网服务商和内容提供商都需申领许可证，并保证做出最大努力删除法律禁止的内容。SBA定期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的内容进行抽查。国际互联网拉入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将SBA认为含有非法内容的站点和界面予以删除，只能加入经SBA认可的新闻组，并帮助政府识别那些已经列入黑名单站点的用户。

3 我国现有舆情应对法规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网络舆情监管立法实践起步较早，从1994年至今相继颁布了总计60余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除上述法律法规外，我国还不断对网络犯罪的立法加以完善，如2000年年底通过,2009年再次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国务院于 2000 年 9 月 20 日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 2011 年 1 月 8 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等。除以上法律法规外，我国也出台了不少部门规章和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业自律规范等。

　　可以说，我国在立法规制网络言论方面能够基本做到全面覆盖，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为指导，刑法、民法等法律为规制主体，以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行业自律规范为补充的针对网络言论的较有层次的法律体系。而且，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相关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范围领域也较为全面，包括对互联网道德文化的管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等方面。但是这不能掩盖体系内存在立法指向模糊、层次不高、针对性不强等特点，据此，现提出如下看法：

　　3.1 增强立法指向性、提高立法层次

　　首先，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指向性不强。中国现行的网络监管法律体系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缺少必要的、基本的强行法；立法不够全面，还存在很多空白等等。特别是在网络版权保护、淫秽色情信息管理和网络犯罪活动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对十分匮乏。[3]另外，在立法方面，中国多种立法主体和多方进行网络监管的制度可能会造成法条法规的重叠，导致交叉管理或重复管理，影响执法的效率。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现行的网络监管立法制度，必须要做到在全国人大的统一立法领导下，严格区分各部门的立法管理范围，切实解决好现存的立法冲突问题。

　　其次，立法层级较低,制定主体散乱。目前只有《未成年人护法》、《侵权责任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属于立法层次较高的法律。其中，从法律层级角度来看，《决定》也不属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它的制定目的仅是为解决互联网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立法效力等级不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上来。我国关于互联网管理的立法比较落后，仅有《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很好的保护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提高网络立法的效力等级成为迫在眉睫的事，从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3.2 分级推行网络实名制

　　通过实名制在韩国的发展我们可知，全面实名制在避免网络混乱的同时，也抹杀了互联网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优点，正如匿名投票一般，人性的特点表示我们在隐匿的情况下会更真实的吐露自己，这其实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匿名与实名的选择，实际是在自由与监管两种价值利益之间选择的结果，过于倾向一方都会使天平倾斜。而在西方，言语的种类被分为数种级别，种类不同的言论在法律上的地位自然也不尽相同。如网上与政治有关的言论一般受到保护，像广告等商业用语则可以进行规范，那些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一定是严格禁止。借此，首先我们要对网站和网民进行分级。其次，规定在敏感的网站或者是对影响力较大的用户要求其进行实名认证。

　　3.3 设置中介组织加强事前监管，带动各界参与网络监管

　　处于政府和市场主体中间地带的社会中立组织，在当今社会监督与社保方面发挥越来越实际的作用。将网络监管全部依靠政府部门来进行实施显然是不现实的，互联网监管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监管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能够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其中的立体监管体系。政府应通过立法，把互联网管理完整地纳入系统法律框架之内。一方面，保障网络从业者的各种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可以实现网络从业者自我优化，自我管理。在法律框架内，给予从业者最大的自由空间，鼓励行业提高社会责任感，积极倡导行业量体裁衣，自制符合自身情况的自律规则。现代社会信息流通高度发达，信息发布渠道也多种多样，如果能通过这些渠道将网民、社会团体、民间团体参与网络监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互联网管理工作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4 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出发研究如何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制

　　舆情泛滥的媒介主要是微博、微信以及网页，尤其是微博的影响最大，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工具，微博传播对于社会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很显著，如微博中出现的谣言屡禁不止，恶意言论事件频发等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正是因为近几年微博在互联网中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和数量庞大的用户人群，微博上的言论才显现出特别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应根据微博具体媒介的特点规定细致的违法犯罪行为方式与后果，从而将法律与科技更好的结合，使法律规范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 结语

总之，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和影响，互联网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网络在人类社会的交流、沟通与表达方式上，更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人们的沟通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无视时间的改变，在言论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力上更是达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境地。这种技术上的改变，对言论自由这一得到人类社会认可的基本人权的发展，同样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言论自由内涵与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重视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言论自由的价值在网络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言论自由的弊端也在网络领域更加凸显，网络语言暴力，色情泛滥，对公民隐私权和荣誉权的侵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都表明对网络言论自由必须要有合理的法律规范的限制。当然，在实践中我们要开阔视野，不仅仅从法学角度，还要从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综合考量。要综合运用“意见领袖”引导、设置适当的“把关人”、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控制手段等方式，来更好为舆情事件服务。

　　[1]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2] 周静.论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郑州大学法学硕士.2015(05)

　　[3] 母彩佳.网络监管的立法与完善.《法制博览》.2015年8月(上)第81页

　　张冉(1990—)，女，汉，河北人，研究生学历，对外经贸大学，民事诉讼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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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7-02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