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璐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

　　魏明璐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晋商是明清时期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群体，晋商对明清时期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创造出了独特的晋商文化。山西又是一个戏曲大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梆子戏，在四五百年内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本文拟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的方法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晋商;戏曲;戏台;文化软实力

1 晋商兴起对山西戏曲的影响

1.1 晋商促进山西戏曲对外传播

　　俗话说“商路就是戏路”，这句话揭示了晋商与山西戏曲之间的亲密关系——晋商在促进山西戏曲对外传播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清时期戏曲传播主要依靠戏班的辗转流动演出进行传播，晋商无疑为戏曲的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山西戏曲随着晋商的贸易扩展最早传向了内蒙、河北、山东等北方省份，尤其是在内蒙古与河北张家口两个主要地区拥有广大观众。北路梆子在清初就传入了内蒙地区，并逐渐成为了内蒙地区影响较大的梆子戏。清同治年间，内蒙地区已经出现了私人性质的两个戏剧班子——吉升班和长胜班。演戏酬神是每个晋商社群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一般来说晋商邀请家乡的戏曲班子来承担这项任务。这些戏剧班子的酬神演出是每年轮流进行并且也到呼市郊区进行演出，加上在庙前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举动使得山西戏曲在呼市及远郊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为当地人民所喜爱。

　　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戏班难以在外常年演出。古代戏班并不是采取现代的卖票制，而是采用包场制。一个戏班想要在外地长久生存，其关键就是能否获得包场所需的巨额资金。此时，山西商人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晋商邀请戏班通常是先付款，再看戏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催生了戏班“写桌子”的习惯，即戏班先用钱，商号后看戏的办法，班中旦角大部分又是各个票号掌柜的干儿子，所以“写桌子”成功与否全靠花旦。“写桌子”这种习惯深刻揭示了，晋商对于在外地的山西戏班的重要性和经济上的依赖。

　　1.2 晋商生活影响山西戏曲题材和内容

　　艺术源自于生活，戏曲就是生活的一个反映，戏中之情便是世情。祁太秧歌中很多剧本都是以商人的婚姻生活和情爱纠葛为蓝本进行创作。

　　“红杏出墙”的剧情在祁太秧歌中多见，例如《做凉袜》的女主人公他的丈夫走关东，女主人公寄住在北村，她自己在北村找到了自己的情人。“小奴家，一十八，外号人叫细吃喝，给奴家相好的哥哥做凉袜……奴男儿，走直隶，家中留奴独自己。……小奴院里住的个姓王的，年纪小，二十几……白天里做饭洗衣裳，到夜晚做伴在一搭”①这些剧情内容凭借贴近真实性的特点引起了商妇的兴趣，妇女成为了戏曲的稳定观众。

　　清代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提到过，晋商大多十多岁开始便随从他人在外晋商，稍有积蓄便回乡娶妻。之后仍出去做生意，一般两三年才回家一次，这种状态已经是常例。有甚者，一二十年不还乡。这种记载正是晋商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直接影响了晋商戏曲创作活动。

2 山西戏曲对晋商的影响

2.1 山西戏曲兴盛促进经济繁荣

　　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此同时戏曲对商业贸易的繁荣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山西商人眼中对戏曲的热爱和痴迷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的兴趣爱好,还将这种本土艺术赋予了一种促进商业繁荣、快速打开市场、聚集人气的功能。

　　梆子戏演出最多的地方便是各地的庙会。梆子戏流行后，山西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出现了庙会流行的繁荣盛况。例如晋中地区的太谷县是山西中路梆子流行之地，同时也是晋商聚集之地,每年大小庙会多达五十五个。村民在寺庙前演戏剧酬神，与此同时四方的商人运来百货到此处进行交易。庙会上罗列各种新奇宝贝，商贾云集，交易种类丰富，故商会需要设置临时的会务局，专门管理会场的事情。

　　这种盛况的原因在于，群众的文化生活与商品贸易常常连为一体。只要有好戏上演，观众和购物者便会蜂拥而至，商品销售额也随之成倍增加。

　　2.2 山西戏曲兴盛影响晋商私宅建筑

　　晋商喜爱戏曲，这一习气，使晋商不仅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建造戏台，而且在他们的私宅大力建造戏台。他们出于个人或者家人喜爱戏曲的目的，以便宴请宾客亲朋。现今保留下来的几个家族戏台,大部分也在晋中地区。晋中商人在清代中后期驰骋商界,雄厚的财力为修建戏台提供了资金保障。

　　以灵石县的王家大院为例：王家大院的戏楼始建于嘉庆九年(1804)，耗资三千二百两白银。戏楼设计考究，工艺精湛，飞檐、斗拱、雕柱具存。王家大院的戏楼除了作为观戏的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戏曲在商人家庭不仅作为一种娱乐项目，甚至附带有说教的作用。由此可山西戏曲的影响了晋商大院的建筑风格。

3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的反思

我们通过研究晋商与山西戏曲的关系，得出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晋商与山西戏曲共存的关系对于我们传承和创新优秀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文化影响力上并不是强国。然而韩国政府在90年代就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战略。通过制作一系列的精美的韩剧和韩国流行音乐，向世界传播了韩国文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前往韩国旅游观光创收了大量外汇拉动就业。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的影子，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历史的经验和现实告诉状况告诉我们：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灵魂。

　　我国政府正在推进国家目标的实施，立足全球提升文化软实力。分散在全球的孔子学院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搭建了文化平台。中国经济巨大的空间和良好的前景正在吸引全球各地青年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为未来参与中国经济活动做准备。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途径将会增加。如何做到效果最佳，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永恒的话题。本文通过对晋商与山西戏曲之间的关系的梳理，重新发现商业文化价值，“文化搭桥，经济唱戏”，对现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 祁太秧歌剧本荟萃(手抄本).做凉袜[Z]

　　[1] 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2] 张正明.晋商经营文化[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3] 冯宝志.三晋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4] 徐暮云.中国戏剧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编号CX2016SP142)研究成果。

　　魏明璐(1994-)，女，汉，江西萍乡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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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7-01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