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索伦嘎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小说：矛盾中的爱与成长
——以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为例

　　吴索伦嘎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十七年文学”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展现出一种被束缚的形态，然而这样的形态下仍然存在一定的具有文学意义的挣脱——另类小说。这些另类小说在情节和叙事中构建一对对显性或隐性的矛盾，从而达到对主人公形象的诠释和升华，使人物逐渐在斗争、矛盾、人性的关怀下成长为一个健全而美好“人”。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本文将以故事中的矛盾为主要探讨内容，揭示这种矛盾下的情节推动和人物形象分析，从而对人物的成长达到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

　　十七年文学；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矛盾；成长

1 “十七年”文学概观

“十七年文学”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属于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学的方向、态度以及发展都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和要求。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和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在主流政治的严厉归训下，当时的文学已不敢触及较深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敢描写人物复杂性格和心理，几近变成顺应政治、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笔锋都指向党政部门领导干部身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再看对人物爱情、婚姻生活方面的拓展。这一领域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严格防范的，制造了种种禁区，形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和缺乏爱情的爱情’的畸形文学现象。”“十七年文学”时，由于泛政治化对人们造成的精神的桎梏，从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失去了自由、自觉和超越的精神，表现出对“人”和“自我”忽视。然而时代的力量总是难以预料的，就在这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走寻常路”的文学创作，“在作者的意识中，应该非常清楚，5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抒发爱情话语时，须非常谨慎。尽管左翼文学自现代以来就有‘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从50年代初到‘反右’，‘爱情’却在主流话语中慢慢被剥离被排斥最后被打入冷宫。作品因为描写了‘爱情’遭殃的有‘反右’时期的茹志鹃那清新回忆战争的小说《百合花》，尽管‘爱情’在文本中微乎其微，作者也是小心谨慎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地作了那么一丝丝意绪而已，但皆受到了批判，作家还遭受到政治惩罚。以路翎为例，它是中国理论家胡风认定为在中国文学中‘继曹雪芹、鲁迅之后’最出色的作家；是一个有底蕴走向世界的作家。路翎更关心人的心理现实，从个体的感性生活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这些“异端”性的因素使路翎受到了批判，尤其是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被批判为“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歪曲了人民和英雄战士的形象”，“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对人们的灵魂起一种腐蚀作用”。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十分可笑的。

2 多视角人物形象的饱满诠释体现作者的隐性爱

“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对于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钳制。江青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中说：“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周扬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主题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把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认为这是‘文艺创作最崇高的人物’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干瘪单一，缺少一种人性和人情的美好和生动。而在《洼地上的“战役”》中，主人公王应洪就是一个让人读来十分喜爱而又着急的人物。他的爱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他热爱组织，严格遵守纪律，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一种深沉而又热烈的感情，“他完全不属于自己，甚至也不属于自己的热情和勇敢，他的热情和勇敢必须绝对地属于伏在小路周围的黑暗中的他的班，而他的班属于他的连，他的团……”；他爱战斗，这一点是作为一个军人的本质，尤其他还是一个没上过真正的战场的“新兵”，“他要发奋努力才能赶得上别人，才有资格在将来的战斗中要求任务”，他努力向老兵学习，在小说后半部分真正作战时，内心也是激动不已的；他还“爱”美丽的朝鲜姑娘金圣姬，这里的“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男女之爱，而是他把金圣姬包括老大娘在内的人当做“人民”去爱，他是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这种感情再提升一个层次就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世界和平的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为什么说是多角度呢？在王顺眼中，这个新兵热情、认真、却又缺乏经验，而却使他感动和钦佩；在金圣姬眼中，王应洪“热诚”，有着一股“愣头愣脑的劲儿”；参谋长、指导员也都“喜欢这个年轻人”。总的来说，王应洪身上的各种品格和气质，包括他放哨时和王顺之间的误会、和老大娘家之间的往来、汇报与金圣姬之间“甜蜜而又惊慌”的感情以及最后洼地里的“战役”，都让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的士兵的心路历程，似乎读者就住在他的隔壁，每日都能看见他穿着一身干净的军服，挽了袖子和裤腿干活，或者背着枪跟在班长后面追问各种战斗技巧，而这应该就是作者所追求的人物的鲜活，也是作者间接对这样一类人物的喜爱和歌颂，也许他们经验不丰富，枪法不够好，没有立过功，但这恰恰是与众不同之处，打动读者之处。也许所有人都会为那些“伟大的工农兵英雄”去立碑吊唁，但是这样清新而平凡的英雄也总会有老百姓记得，让人感动。

3 前铺后垫，在纠苦与矛盾中展现个人的成长与升华

作品中洋溢着一股平静而温暖的味道，但只要做一点挖掘式的理解就不难发现文本中存在的几对重要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并不全是不好的，它除了起到推动情节自然发展的固有功能外，更使小说中的人物各自得到了成长，从而可以进行对现实生活的延伸，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些矛盾和抉择中逐渐蜕变的。比如说王应洪“因为眼前的麦田想到了他的才离开不久的家乡”，想到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缝制新棉袄的场景，而他现在必须要在前线进行战斗这件事情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虽然使他感到“孤单”和“寂静”，却也激发了他要为了和平而战斗到底的决心，使他从一个白纸一样的士兵逐渐建立起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并且这种信念也成为他作战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矛盾就是他对金圣姬的感情矛盾。一方面，他虽然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及时向组织汇报“爱情”的进展情况，但是通过文本我认为王应洪内心或者说潜意识中还是有起伏波澜的：“他这时才回想起这些时来金圣姬姑娘的神态，觉得果然是有些什么的，心里很不安了，”“可是他红着脸一转身就出去了，”“他心里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对这种感情他有很高的警惕，于是在金圣姬姑娘面前他的态度变得更生硬了。”这里的“甜蜜而惊慌的感情”在文中一共反复出现过四次，其频率之高也可以为王应洪笨拙而隐性的情感做一个证实。在那样一个时代环境和人物关系中，就算是本该发生的一切却总是难以实现了。他珍惜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无限深情，但是却不能接受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最后他“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为祖国为世界为和平而战”，在洼地的“战役”中牺牲了。“正是由于作家敢于和善于表现蕴藏在个体生命中的这种真挚的感情并把这种感情放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更增强了它的伟大和悲剧意义。”

　　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王顺和金圣姬。王顺的主要矛盾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作为王应洪和金圣姬感情最直接最透彻的旁观者，他“感到了模模糊糊的苦恼，”“但军队的纪律和他心里紧张的警惕却又使他不好去批评……”虽然他没有做出什么实质的决断，只是找王应洪谈了谈话，但是他却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者，给予两个年轻人应有的关怀和保护，这也是人性中一个美好的地方。二就是他自己内心关于家庭的矛盾。小说中对于他家庭的介绍仅仅用了一段的篇幅，但是仍然写出了他内心沉抑已久的渴望，“他隐隐约约想起了那显得是很遥远的和平生活，”然而他与家中的联系又不多，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甚至可能是那个时代很多类似班长、连长、排长一类人的代表性缩影。至于对金圣姬的描写倒是很有中国乡土小说中对少数民族姑娘描写的意味，她们都是同样美丽善良、勤劳热情并且能歌善舞。在感受到王应洪的态度后，这位多情的少女心中是委屈而又矛盾的，“这对于金圣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这样呢？她有什么不对的么？难道她对战士们照顾得不好，不曾把他们的衣服洗得很清洁么？她站了起来，悄悄地流下了一点眼泪。”这里能够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和倔强。初开的感情就这样被打击了。但是令人钦佩的是“当她得知王应洪牺牲的消息之后，却以惊人的毅力控制住内心的悲痛，接过血染的手帕和照片，紧紧握住王顺的手，一语不发，以致使王顺感到无须再说一番话去安慰她。由此可见金圣姬对王应洪的爱是崇高的，纯真的，健康的，决不是什么‘违反了生活真实’的‘个人温情主义’。”

　　“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不在这个纪律所不容许，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故事的本身，而在于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在相互关系中升腾起来的那种人类的美好感情，和这种感情被战争无情摧毁的悲剧。这是作家将反战情绪升华到对美好人性加以关照和揭示的产物，也是作家被生活所激发起来的内在的审美感情燃烧的产物。还须看到《洼地上的“战役”》的问世，是新中国战争文学最早的一次探索。它从人性、人道主义方面强化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可以这样总结：“叙事者将一场战役，以爱情赋予了‘血染的风采’！”

　　[1] 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生成[J].世界文学评论，2008(1)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

　　[3] 段崇轩.“十七年”文学中的“异端”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4(3)。

　　[4] 汪双英.论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变迁.当代文坛[J]，2014(3)

　　[5] 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中国当代文学50年.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83

　　[6] 吴中杰.论中间人物与英雄形象.复旦学报[J]，2014(2)

　　[7] 于润琦.百年中国文学史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120

　　[8] 黄济华.当代文学审鉴卮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2-124

　　[9] 田中阳、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史.南海出版公司.2006:95-96

　　[10] 张慧敏.是“反领导权”还是被叙事者出卖？——读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6)

　　吴索伦嘎(1994—)，女，蒙族，内蒙古通辽人，当代文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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