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论庾信入北后的文学创作和对北魏文化融合

　　高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庾信入北以后儒士情愫复归，由纯文人气质向儒文兼备的气质转化。家国败亡的沧桑巨变激发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的反思，唤起他作为儒士的强烈的功业意识，也促使其对儒家伦理的回归。入北以后庾信固有的文人气质又影响北方本土士人价值取向由重儒向慕文转变。他的文学成就，彰显着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好前景。

　　庾信；文学创作；北魏文化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他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唐代新诗的奠基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庾信生于政权频繁更迭的大时代，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然而他怀着亡国之痛，乡关之思，隐逸之念，在北朝走完了他羞愧、痛苦的半生。庾信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下不自觉地充当了南北朝文化交融的使者。

1 入北后的文学创作

庾信的文风在南朝以绮靡为主，但已显露北方苍凉之气。进入北朝之后形成刚健苍凉的风格，但仍带有南方绮艳的痕迹。庾信将南方的形式、自我的情感、北方的粗犷风格相融合，形成写实性与抒情性交融的“庾信体”。且南北两朝都有清新自然之色，这两种文风交融在一起，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庾信在南朝的诗赋大都带有宫廷的绮靡之气，如《奉和山池》《和咏舞》《春赋》等。风格绮艳，内容轻薄，反映了南朝贵族文人精神的空虚和醉生梦死的腐败生活。后庾信出使东魏，沿途留下《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入彭城馆》等一系列诗作，已显示典正之美，苍凉之气。庾信后期的创作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愁、思乡之愁，具有清新之色。他入北之后视野从宫廷生活转向现实人生，对梁王朝的盛衰兴亡有了清醒的认识与思考；他的情感从空虚苍白变为忧愤抑郁，充满亡国之痛，仕北之痛；他的创作从南方宫廷转向北方土地。变迁的时代和痛苦的遭遇，造就了南北朝文学的顶峰人物庾信。如《拟咏怀》《伤心赋》《哀江南赋》等皆是庾信抒发悲情之作。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也就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

　　如果说南方的江左文化蕴育了庾信作品如水一般的灵动的话，那么北方尚武精神则给庾信的作品加进了刚健之气。读庾信后期作品，“马”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盛大活动中的千军万马，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的 “千 乘雷动，万骑云屯”、“尚带流星，犹乘奔电”、“马喷沾衣，尘惊洒面”那种激烈飞扬的场面，那种马射场上的万马争先被庾信真实地描绘出来。如果说其前期的《春赋》还停留在马的名贵与装饰的华美上的话，“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 之玉梁”，那么北朝的马射活动则是惊心动魄的尚武精神的体现。当然最能表现马的神韵的还是它们的一声声嘶鸣，庾信在其它诗作中多次写到此。《奉抒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哀笳关塞曲，嘶马别离声”，《和赵王送峡中军》“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同卢记室从军》“连烽对岭度，嘶马隔河闻”，《伏闻游猎》“马嘶山谷响，弓寒桑柘鸣”。其它关于马的描写还有《见征客始还遇猎》中的“犹言乘战马，未得解戎衣”，《拟咏怀》中的“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郊行值雪》中的“还如驱玉马，暂似猎银獐”，《竹杖赋》“胡马哀吟，羌笳凄啭”等等。庾信北上长安，关陇的自然山川，塞北的铁马秋风给了他的作品加进了新的因素，“黄河”、“胡风”、“胡笳”、“长安”等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正是因为庾信 创作中的一系列胡化的过程，使他的后期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入北以后，国破家亡羁旅异域的悲惨经历促使其儒家士大夫情怀被激发，南朝时期深隐于心的儒家文化价值取向开始深深地影响到他的立身处世和人生追求，导致他的个人气质有着明显的“儒化”倾向。他开始注目于社稷江山、现实政治，反思梁朝败亡历史，谋求在现实的仕途际遇中有所作为。相对而言，唯务吟咏的文士特质有所淡化。这种转化可以从其 《拟咏怀》《哀江南赋》《枯树赋》《伤心赋》等诗赋及一些碑表类文体中获知。可以说，就庾信个人身份而言，入北后的庾信儒士与文人双重角色兼备。虽则文仍是庾信赖以受尊敬的根基，但随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认识与体验的加深和士人、儒士意识的强化，在他身上便自觉地形成了儒与文的融合。

2 对北魏文化融合

庾信不仅在文学领域为鲜卑族汉化，为南北民族文化融合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还通过其他途径发挥了他的教化作用，不失时机地向北周君臣百姓大力传播汉族先进文化，尽其教育胡族而汉化之历史使命。例如：庾信借为北周朝廷撰写郊庙歌辞和诗文，极力主张加强教化，倡导仁义忠信，“冲深其智则厚，昭明其道乃尊，仁义之财不匾，忠信之礼无繁”。

　　庾信入北后南北文风有了初步的融合，但皇帝的赏识，贵族公卿的交往使得庾信文学才能在北方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同时也共同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北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彼此的交往中他们不断吸收对方文化的特点，改变自己的固有思想，从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为开启隋唐文学新时代做表率。他们的交往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学背景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起推进作用。

　　[1] [唐]李延寿.北史·庾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周悦.论庾信入北儒士情愫的复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4).

　　[3] 张喜贵.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J].船山学刊.2010(1).

　　高静(1991.11-)，女，山东聊城，聊城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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