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父亲反对我学戏,因为过去戏子被人看不起,所以送我上学读书,直到考进复旦大学。但是我想演戏,后来经我再三要求,大概因为我嗓子比较好,他终于同意了。
父亲认为我先不要学麒派戏,必须先从谭派学起,打好基础。他给我请来三位老师:开蒙老师产保福和陈秀华、刘叔诒。我先跟产保福老师学了《捉放曹》和《李陵碑》,这样所有的板式都会了。父亲嘱咐我一定要学会四出戏:《定军山》、《战太平》、《击鼓骂曹》和《打棍出箱》。这四出戏包含有文有武、唱念做打、基本功繁复的身段,服装包括了蟒、靠、箭衣、褶子和短打的侉衣侉裤、腰包,还有刀、枪、把子,所以学会这四出戏,就可以打下较全面的基础。
我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上由王少芳老师来我练把子功,有时他父亲王益芳老先生也来教,他有“大刀王”之称,教我耍大刀,又教我舞双锏。上午和中午跟三位名师学戏,又跟方传芸老师学昆曲,因为父亲认为京剧演员一定要有昆曲的底子。然后是吊嗓子,琴师是陈立忠先生。那时我已21岁,起步晚了,所以必须加倍努力。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穿上厚底靴,在家里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上下楼梯,直到晚上睡觉才脱下来。
第一次出去到宁波,由舅舅刘韵芳保着我去,他能戏极多,是父亲的老搭档,另外还带了司鼓的唐风鸣和琴师朱安生两位先生。和当地剧团合作,就由刘韵芳舅舅来说戏、排戏。头三天打炮戏是《伍子胥》(从《战樊城》到《刺王僚》)、《四郎探母》、《杨家将》,第一次用了周少麟这个名字。当时唱的都不是父亲的麒派戏。因为当地人知道我是周信芳的儿子,就要求我演麒派戏。实际上我一出麒派戏也没学过,就由舅舅说说,再加上我自己对父亲的戏的印象,演了《群借华》,并且一赶三:鲁肃、诸葛亮(马派)、关羽。从宁波回来后,我深感一个好演员,必须对场面(乐队),尤其是武場(司鼓、打击乐)非常熟悉,才能掌握舞台节奏。再说我下次再出去演出,不一定带鼓师、琴师,舅舅也不一定会去,要独当一面和当地剧团合作,必须给那里的鼓师说戏,我自己不懂武场就不行。因此我每天在家里请来全堂乐队,还有几位老生、花脸演员和名票来唱,共二三十人,最多时有六十人。我边听边学,主要是学场面、打大锣,因为我要熟悉锣鼓经。父亲说,你怎么不吊嗓子而学场面?我说,你几十年的舞台经验,我要在一两个月学会,不仅场面,连拉幕、检场都要学。因为有了这个时期的学场面,使我在台上知道什么时候要吃锣鼓,什么时候不要吃锣鼓,怎样利用锣鼓村托我演戏;怎样向鼓师交待我要什么锣鼓、什么节奏。后来我又到江苏各地演出,期间继续学戏。因为要演麒派戏,就开始跟父亲学戏了。大概因为父亲不习惯给自己的儿子教戏,我也不习惯跟父亲学戏,父亲教我的方法很别致。人家总是教戏的人现身说法,学的人亦步亦趋。父亲教我学戏的方式,截然不同于一般的教法。在我家比较长的客厅里,父亲坐在这头的小沙发上,我坐在他身边的小沙发上,两人几乎是靠得很近地并排坐着。母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离得比较远。可是父亲却不对身边的我说,而是向对面离得比较远的母亲说,说过了问母亲:“明白了吗?”我远远地对母亲说:“明白了。”我要是有什么不明白,也是问对面的母亲,母亲再问对面的父亲,父亲告诉对面的母亲,母亲再对我说:“听见了吗?要记住!”而且每次说戏,都是母亲发起,母亲组织的。到后来,我父亲也习惯了,就直接教我了。有时宾客在场,比如鼓师张森林、我家常客朱永福等,父亲也会给我说戏。
有一次我问父亲,髯口怎么掸?“三”和“满”有什么不同?踢褶子,蟒、官衣有什么区别?他便叫我把髯口、行头拿来,穿戴好了,他却做不来怎么掸、怎么踢了。后来我明白了,他在台上做这些动作完全是顺着剧情和人物心情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做出来,已经成了他的下意识动作了,让他刻意去做,反倒做不来了。从此我不再让他教我具体动作怎么做,而是仔细看他怎么做,特别是在他身后或侧面看,这样可以看到他怎么起范儿,动作是怎么开始的,劲头用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下面一个动作。这就是学戏的窍门,也解答了我原来的疑问:褶子和官衣的劲头在手上,和踢蟒就不一样。
父亲教我戏时,常常带上讲谭鑫培,说明他对老谭很钦佩。但他从不规定我一招一式一定要怎么演,而是给我很多启发。他巧妙地化用老谭的身段,比如在火烧连营赵云救驾时,谭鑫培有个猛打三鞭,换腿“跺泥”,然后极快地下场的身段,父亲吸取了用在自己的《追韩信》里。我也学着化用,“三报”中边听边转身的演法,我在《乌龙院》中多处用到。父亲也写过文章,指出老谭的某些不足之处,如把《文昭关》伍子胥唱的“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改为“伍员马上威风勇,那旁坐定一老翁。”就不如原词贴切。又如《探母坐宫》里杨延辉念的“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挂心头。”改为“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词是雅了,但不知所云,还是原词切题,更适合人物心情。不过总的说来,父亲是推崇谭鑫培的,主要在于他不但有极好的技巧,更在于他塑造人物栩栩如生。他认为这才是谭鑫培的“谭派”。
选自《尘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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