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雪

　　(烟台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5)

　　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浅谈庄子的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

　　李 雪

　　(烟台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5)

　　人以心、性、情为一体，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体现了庄子的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本文首先分析庄子的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再结合时代背景，多角度地解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最后谈及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庄子；圣人无情；江湖两忘；人性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以及《庄子·外篇·天运》。意思是“水干了，鱼吐沫相互湿润，比喻在困难中用微薄的力量相互帮助。”这正是无情与有情的体现。庄子是中国首位提出“圣人无情”的思想家，目的是为了消除多情引起的烦恼；然而在现实中庄子却是一位多情之人。在现实中，庄子终其一生也没有做到无情，他一直纠结于现实的多情生活与理想的无情境界之中。庄子的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造就了他不凡的一生和伟大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本文从庄子的无情理论和多情性格入手，展示他人分析以及本人理解“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的含义，最后谈及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 庄子论情：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

“无情”一词出现很早，但最初不是作“没有情感”义使用。如《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郑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关于这个“情”，古今学者一致理解为“实”[1]，“鲁有名而无情”的意思是鲁国有大国之名，却没有大国之实。而作为没有情感义使用的“无情”一词，首出于《庄子》: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吵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

　　最早将“情”的议题凸显出来的是《庄子》。或者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情”的概念及其论题之被显题化始于《庄子》。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情”一词，首见于《庄子·逍遥游》，《骄拇》等篇还一再发出“仁义其非人情乎”的呼声。[3]此外，《庄子》书中还提出了许多与“情”相关而富有深刻哲学意涵的思想观念，如“道情”“天情”“恒物之大情”“达生之情”“达命之情”等。

　　庄子认为，圣人的模样与世人一样，所以圣人与世人生活在一起；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世人的“情”，因此他们的思想境界就高于世人。庄子说的“无情”，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残酷无情，而是无“好恶”之情。好恶之情是人们身心痛苦、招惹是非的主要原因。佛教把人生痛苦概括为七种: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七苦，无不与“好恶之情”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好恶，那么各种痛苦自然也就没有了。另外，有了好恶之情，就会把自己喜爱的事物占为己有，而把自己厌恶的事物推给别人，这会为自己招惹是非。

　　于是在庄子的笔下，就出现了一大批无情的圣人，有看破生死的秦失、孟子反、子琴张，有淡薄名利的许由、巢父，更有超然于万物之上的遂姑射山神人。庄子在《齐物论》中总结说，圣人连生死都不放在心上，更何况是区区一些小利小害呢!因为庄子首倡“圣人无情”理论，所以庄子就被后人视为无情的圣人。

　　然而事实上，如果认为首倡无情的庄子做到了无情，达到了无思无虑、无忧无愁的所谓圣人境界，则完全是个误判。终其一生，庄子都是一位多情之人，他没有能够摆脱情的困扰。后人认定庄子做到无情，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妻子去世之后，庄子不仅不哭，反而鼓盆而歌。关于此事，成玄英评论说:“庄子知生死之不二，达哀乐之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乐。”[4]许多读者与成玄英一样，只注意到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情节，因此得出妻死之后庄子“敖然自乐”的结论，而忽略了其中极为重要的几句话:“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关于这个“概”字，《经典释文》解释说:“司马云:感也。又音骨，哀乱貌。”[5]其实不然，反而是从庄子的言行之中深刻感受了“悲欢相交”的感情，悲的极致即是欢，一种超脱人间疾苦烦恼的欢。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行行走走，谁又超脱得了生死疾苦呢？这种看似无情却又情，贯穿了庄子的思想。

2 解读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先秦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儒家主仁义，墨家倡兼爱，法家重刑名，他们各以自己的学说去救世，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惟有庄子，对个人的命运倾注了他的感情。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礼崩乐坏、天裂地诉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破坏殆尽，而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各派思想家都在宣示自己的社会主张。

　　庄子立言，多用寓意。此处以“鱼水”起譬，以鱼喻人:泉水干涸，鱼在危难之际吐沫相濡以互救，精神固然可嘉，但这样何如处于江湖之中呢?处于江湖之中，优游深水，自得其性，虽无患难与共的美誉，却可生命无虞，自由自在。庄子这里表达的，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关怀，这在先秦是独树一帜的。[6]

　　《大宗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泉水干涸了，鱼搁浅在陆地上，呼出湿气，吐出唾沫，用以互相沾润。与其在陆地上为了不被晒干而互相关切与爱护，莫如回到江湖中各自游弋。尽管这会使相互之间不再有什么关切性的往来，甚至于互相忘怀，但能够在这种没有制约的环境中生存，即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地来回游动，这是何等的惬意与痛快！适宜于鱼生存的环境是江湖，而适宜于人生存的条件则是道术。与其像鱼在陆地那样“相濡以沫”地互相关切和爱护，莫如崇尚道术，自由自在地逍遥于自然无为之境。鱼在江湖中用不着“相濡以沫”，人在道术中用不着刻意讲求仁义礼乐。庄子通过这个形象的比拟，意在说明人应当屏弃仁义礼乐，回归于道德。

　　《大宗师》提出“恒物之尤清”观念之后，接着就论述道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所谓道“有情”，意指道之情实，我们用“道情”来指称。老子之道“玄之又玄”，庄子之道虽然无为无形，不可口授不可目见，却是可传可得的。在《庄子》内篇中，道开始与人心有了联系，人可以体道、悟道、修道，通过心的修养而上升到“道情”的境界。《庄子》中已经出现了修道的境界和工夫，如《人间世》中的“心斋”，《大宗师》中的“坐忘”“见独”等。而“唯道集虚”“同于大通”“见独”均是得道、体道的不同表达方式。[7]

　　为此，庄子提出一套旨在修德修道的程序，这就是所谓“坐忘论”。在《大宗师》篇，庄子通过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将修德修道的程序确定为一个渐次遗忘的过程。至于遗忘的对象，首先是仁义观念，而后是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就会进入到坐忘状态。将仁义礼乐全部遗忘，这只是修德修道的前提条件，具备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达到“同于大通”的境界。这个境界被描述得十分玄乎，似乎要求堕毁肢体，废弃耳之聪与目之明，离开形体和去掉智巧之心，才能与道合同。然究其实质，不过强调修内忘外而已。[8]

　　《庄子·大宗师》是集中抒写“道论”，可谓“游方之外，以明达道”。“道”的建构又是以自然空间的体验为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划分为陆地/江湖、相濡/相忘两种层。两条鱼处在“陆地”的空间之中，是互相依偎、大口出气获得生存，这既是一种艰苦空间中的彼此照应，更是渴望生存的技术之举；处在“江湖”的环境之中，是自由自在、物我两忘的逍遥，这是回归自然本质的道论建构，也是绝情中的痛苦升华。两种变幻的自然空间成为庄子带有淡淡忧伤“道论”建构的前提，陆地艰难时期的相濡以沫令人感动，江湖自然状态中的相忘江湖则是一种境界。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逝，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舍，莫过于相忘于江湖，追求道论。[9]

　　郭象在《庄子注》中指出，“与其不足而相爱，岂若有余而相忘!”。成玄英的《庄子疏》更为形象，“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无复往还，彼此相忘，恩情断绝。侯乎泉源干涸，鲤鳍困苦，共处河底，赤尾曝腮。于是吐沫相濡，呴气相湿，恩爱往来，更相亲附，比之江湖，去之远矣。亦由大道之初，物各逍遥，鸡犬相闻，不相来往。”水是鱼生存的场所，而道确是人最终的精神归宿。鱼能够在水里自由自在，闲适逍遥，就不会再追寻困苦中的相濡以沫了。同样的道理，人们称为得道圣人之后就超脱世俗凡物，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自适于广漠之野，就不需要世俗的仁义理解的约束了，而这样也就通达了“道”的境界。“江湖”称为鱼儿自由生存的空间，“道”也正称为人类自然生活和心灵生活的空间。

　　庄子的空间思想由自然生发，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哲学意义。“陆地”、“江湖”以及“道”都是在空间的追寻和变换中生发出来。空间也成为“道”论哲学实践的场所。英国地理学家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出:“地理景观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地理景观具有人类实践价值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这种空间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类的宇宙观、文化观和生活观划分了此种格局。“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文本为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的孤立的镜子。同样，文学也不仅仅是针对客观的地理知识或提供某种情感的呼应。恰恰相反，文学提供映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山川在庄子这里，陆地和江湖的相对立正是“世俗”和“道论”的对立，自然空间既有对外在世界的体察和考据，同时也有对客观外物自然而然发展变化的顺应。相忘江湖正是自由空间的舒张，也成为通达“道”的途径。

3 庄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正越来越凸显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逐渐突破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告别熟人社会，走向契约市场。与此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巨变。庄子的思考可以给我们启示。当然，庄子为了强调个人的价值，他所提出的“相濡”与“相忘”的选择，是一个两极的选择，我们肯定“相忘于江湖”选择的个人关怀，并不应否定“相濡以沫”的道德意义，更不是要重走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之路。我们是在人的发展的更高阶段上解决个人发展问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树立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群体价值和个人价值辩证统一的个人发展观。继承庄子，更要高于庄子。

　　[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有大国名，无情实。”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情，实也。”郭丹等《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左传》:“情，实。”

　　[2]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页。

　　[3] 陈鼓应，《庄子论情：无情、任情与安情》，中国哲学，2014年04期，第51-52页。

　　[4] 张松辉，张景，《论庄子的无情理论与多情性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第6页。

　　[5] 《庄子集释》卷六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中册，第614页。

　　[6] 《庄子集释》卷六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中册，第615页。

　　[7] 何少林，“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读《庄》一得，领导之友，2003年03期，第49-50页。

　　[8] 萧汉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论庄子的人性朴素论与德行修养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1期，第22页。

　　[9] 裴萱，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庄子*大宗师》道论中的空间美学，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2期，第99-100页。

　　李雪(1993.12-)，女，湖南，在读研究生，烟台大学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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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7)11-01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