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有博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浅析孟子人性思想内化及其意义

　　宋有博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孟子在谈论“性”即“人之性”时，从人与其他动物之所以区别的角度，他只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方面看作是人性的内容；从人自身所固有的角度，他虽看到“耳目之欲”等自然属性和“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两个方面，但他只把道德属性为看作是人性的内容，并通过一个假设把仁义礼智“四端”和“四心”结合，完成这些道德属性的内化。这种内化所带来的内在道德约束在儒家思想中有重要意义。

　　孟子;人性;内化

　　孟子人性内容的内化是与《中庸》中的人性内容天命观相对而言的。《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那人性的内容自然都是上天赋予的。而孟子却把人性的内容看作是人自身内在固有的，“这就是说，不能把‘仁义礼智圣’这些道德品格当作服从外在的‘命’，而应当作内在的‘性’”。这在《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尽心下》)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属性是人自身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外在赋予的，并为这些道德属性找到了内在的根据，即人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他认为这些道德属性本于人心，并通过一个假设把仁义礼智“四端”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结合，完成了人性内容的内化，如：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孟子在说明仁义礼智“四端”是人自身内在固有时，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他先设定一个特殊的场景，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将掉到井中，而看到的人的瞬间反应是惊骇和产生同情心。这在孟子看来，这种瞬间产生出的同情心，是人心自然而然的流露。而不是出于一些世俗的考虑，如结交于小孩的父母或者是为个人的声誉，同时也不是出于生理的反应：讨厌小孩的哭声。恰相反，这种同情心仅出于人自身固有的仁这种道德属性的直接呈现。徐复观先生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证，‘乍见’二字，是说明在此情况下，心未受到生理欲望的裹胁，而当体呈现，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而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却是仁之端，或义礼智之端。‘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数句，是说明由此心呈露而采取的救助行动，并非有待于生理欲望之支持，而完全取决于此一呈露之自身，无待于外，由此可见，四端为人心所固有。”孟子通过这样的一个假设，将人置身于特殊的环境中，把人在此环境下的瞬间表现出的同情心，看作是人内在“仁”的流露，从而推论出“义礼智”这些道德属性也是人自身固有的，而不是外在赋予的，就像人有四肢一样，是不言自明的。

　　孟子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是人性的内容，并通过一个假设把这些道德属性内化于人心。不仅为其找到内在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形成内在的道德约束。根据道德意识的来源，可以看到道德约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人内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另一种是外在的，包括社会舆论和来自宗教信仰的约束。

1 内因对人性的约束

孟子把道德属性内化于人心，形成“四端”与“四心”的结合，而“四心”中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是构成内在道德意识的两个重要来源”。尤其是“羞恶之心”给人以内在的道德约束，因“羞恶”的“羞”，就是自己在做了不当事后内心感到羞耻、惭愧、懊悔，并有歉意的一种心里状态。这种强调内在的道德约束在儒家思想中由来已久。孔子已开其端，经曾子，到孟子最后完成。孔子在与宰予论“三年之丧”时说“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论语·阳货》)。在是否遵守外在的规范时，孔子诉诸内在道德约束，即人是否心安。曾子也重视内在的道德约束，主要表现在自我反省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曾子虽重视内在的道德约束，但并没有为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找依据。而在孟子这里得到完成，不仅直接内化于人心“赋予伦理心理以空前的哲学深度”，并提出“羞恶之心”。

2 外因对人性的约束

从结合外在的道德约束来看，更能显出孟子提出的内在道德约束在儒家思想中的意义。在外在的道德约束中，宗教信仰提供的约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而儒家思想中宗教性很弱，这透过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明：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对彼岸或难以把握的东西，采取很理智的避而不谈的态度，所以儒家思想中并没有提供一个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可以用来提供外在的道德约束。古代人虽也祭祀鬼神，并且“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周密而庞大的神鬼体系，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鬼神，无物不有鬼神”。但中国人祭祀鬼神是为求福，《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中国古代的祭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为灵魂救赎的意味，自然也没有宗教信仰所提供的外在的道德约束。由于宗教信仰所提供的外在道德约束的缺失，因此中国人更依赖于内在的道德约束。而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正是孟子通过一个假设，把仁义礼智“四端”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结合在一起，内化于人心，使其得以完成。

　　[1]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

　　[3] 戴震(清).《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5月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11月

　　宋有博(1987-)，男，汉族，甘肃靖远，硕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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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7)11-01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