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钢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15～16世纪葡萄牙的地缘探险与海岸殖民

　　王澄钢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1 导言

1498年5月20日，一个值得葡萄牙人庆贺的日子。这天，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半岛的卡利卡特(Calicut)附近，从此，西欧人直接通往地球另一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事实上，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坐落边陲的葡萄牙作为发现者开创联系亚洲商路的局面也不是必然的。长期以来，葡萄牙人吟诵着伟大诗人卡蒙斯(Camoens)的诗篇：“我们乘风破浪，在之前无人航行过的茫茫海上远航；我们寻找印度，要传播基督的信仰。”[1]或许，他们正在受到教会的感召，去发现遥远的东方；或许，他们正在遭遇邻国的侵袭，去寻觅安稳的新乡。但一次又一次的地缘式探险似乎愈加频繁和紧密地与越来越多的海岸殖民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组合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要求，这也为葡萄牙一个多世纪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地缘探险

在15世纪早期，葡萄牙艰难立国后的社会是十分脆弱的。首先，西班牙的统一给了葡萄牙巨大的压力。卡斯蒂利亚(Castilla)对其多年的战争迫使葡萄牙固于防守，寻求庇护；其次，国土面积的狭小与沼泽、山林的遍布使葡萄牙耕地面积趋紧。对穆斯林的征服尚在眼前，民生问题又甚嚣尘上，葡萄牙的经济环境不容乐观；最后，人口的稀少和阶级的分裂造成社会的怠进。不到100万的人口和支持邻国的贵族给予阿维兹王朝(House of Aviz)严重的劳力问题和信任危机。在进退维谷的一隅成功富强，这在没有外力的支持下根本无法做到。因此，可以说逆境给了“不是本着狭隘的改变宗教信仰…精神”[2]的葡萄牙人以奋力自救的机会。

　　一般来说，靠海的国家都有着大量捕鱼为生的居民，葡萄牙也不例外。海上探险对葡萄牙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讲虽不会特别地熟悉，但肯定不陌生。在亨利王子进行航海事业攻坚之前，大西洋沿岸的渔民就开始了向着大洋纵深的活动。不可否认的是，葡萄牙王室在针对葡国商人探险的行动上是表示支持的，这提升了葡萄牙人驱船远航的频率。

　　1415年，葡萄牙攻占摩洛哥的休达城，“出洋”这一概念开始变得非同寻常，葡萄牙在众多的矛盾交错中试图寻求新的突破口。不管出于什么缘由，葡萄牙的“定向式”航海都在这一时期发现了新兴的立足点。奇怪的是，葡萄牙的探险，似乎大量地贴近非洲大陆沿岸，甚少横跨大洋；相反，西班牙在占据加那利(Canarias)后，跨洋入美成了它的主要航向，这让葡萄牙的航道显得更加地缘化。据记载，“直到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还在使用类似地中海商人使用的小的横帆船。这种船只适合顺风行驶，但在返回葡萄牙遇到强劲的逆风时，就非常麻烦。”[3]可见，葡萄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经济条件和航海技术的限制，通过“顺藤摸瓜”的形式发现世界的可能性非常大。

　　除此以外，在依然为宗教气息所笼罩的欧洲，骑士之风刮遍整个地中海。然而，关心着蔚蓝色海洋的葡萄牙丝毫没有放松它对非洲的通航。商人云集在它的港口，“葡萄牙和国外的商人通常都提供了资金……非洲的最南端似乎已然消失……1469年…一个商人获得了王室内容广泛的让步。这个商人可以垄断黄金和奴隶的贸易，为期5年。作为回报，他必须每年发现长度为100里格的西非海岸。”[4]显而易见，随着航海的逐步扩展，抛开经济利益，大航向的指定掌握在了王室手中。西非至东非，乃至横亘印度洋的航线在很大因素上得到了统治者的首肯。因此，探险的地缘性在相当大的概率下就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秩序性地拓展航线在当时也就不言而喻了。

3 海岸殖民

时至今日，葡萄牙航海式扩张的动因虽然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但是，快速据地建塞的事实却得到了普遍地认同。如果说中国官方出海航行是为了宣扬国威，那么缉盗捕逆就显得名正言顺；如果说西方十字军应召东征是为了恢复宗教，那么攻城掠池就变得崇高无上。而在大西洋沿岸不断建立据点的葡萄牙不论使用何种解释都是那样得冠冕堂皇，“我并不看好航海的发现，因为我一直担心，航海会以征服和掠夺而告终。”[5]约翰逊(Johnson)如此回忆道。

　　尽管在1565年，君主塞巴斯蒂安(Sebastian)鼓励总督们传播基督教，他也承认了这样做是“使国家安宁，增加来自当地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6]由此看来，葡萄牙的航海扩张更多地反映出了一系列国家亟需立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中，食物和金钱是它们的重中之重，它支撑起了一个弱小王国挺立欧洲，并为之生存下去的希望。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葡萄牙对沿岸造访的港口进行了武力据守，它迫不及待地要求入口的“食物”能够持续消化，甚至增强“食欲”。但这毕竟只是恃岸盘踞的一面之词，更多的进攻和建塞赋予了这个国家海岸殖民的其他理由。

　　当下，信仰因素仍然不可被忽略。如果我们需要对1487年左右的航海家们致以敬意，那么争论之语亦不可避免，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航海的目的之一：寻找可靠的基督徒盟友。当1498年达·伽马抵达东非时，他一定会再次熟悉起阿拉伯世界以及那些“可憎的”穆斯林教徒。面对未知世界充斥着异教徒的身影，失望之情在所难免，这可能间接导致了达·伽马在抵达印度后错认了印度教及教堂。作为信奉天主教的国度，在东非和印度沿岸设立据点的次数与日俱增恰恰证明了葡萄牙人反抗穆斯林一切事务的心理。这与荷兰、英国更多地为经济和政治霸权而大规模入侵殖民有着显著的区别。

　　另外，殖民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脱离不了谋生的本能，这给了“海岸”两字极强的空间约束。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口密度极低，且构成非常不稳定。随着海岸殖民的开展，“每年有3000到4000名葡萄牙人到国外，作为补充，每年又有约2000个奴隶被带到葡萄牙……在港口和阿尔加维(Algarve)等贸易区，奴隶占到了人口的10%”[7]。奴隶贸易的如火如荼并不代表庞大的多洋贸易可以顺风顺水，本来为数不多的葡萄牙人现在更加距遥难控，王室的目标也更为现实地体现在香料和税收上，而这些必须通过制海权来实现。葡萄牙在海洋方面的控制通过点对点的要塞牢牢联系起来，它受到地缘探险的影响，线状的要塞清晰可绘，冗长的海岸线给葡萄牙送去了不计其数的珍品和黄金。有限的人口控制繁杂的贸易，向殖民地施加军事与政治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有效进行，相反，重要的据点经常受到当地政府或其他殖民者的袭扰。这加剧了葡萄牙殖民据点海岸化，规模集中化的特征。微弱的军事力量在16世纪晚期被迫更加集中，它们用来维护仅存的几个重要殖民点。可以想见，葡萄牙的海岸殖民在发展迅速的同时，受到了宗教、社会和人口等多方面的束缚，葡萄牙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加重了疲于管控的负担。

4 结语

纵观两个世纪的航海殖民，葡萄牙从欧洲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全球的殖民帝国，这与葡萄牙的社会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王室的鼓励始终起着开辟新航路的核心作用，它直接促使葡萄牙的地缘探险成为了现实，紧接着出现大量的海岸殖民。

　　在前文论述中不难发现：地缘探险与海岸殖民可谓相辅相成。其一，地缘探险在保证航行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港口的发现提供机遇，新港口的发现又为殖民地的选择提供参考；其二，地缘探险的目的是为了打通前往东方的航线，海岸殖民则是方便了船只的补给，为航海家进行更远的探索提供保障；其三，地缘探险在结束了最初的使命后，海岸殖民成功维护了这一探险成果，并让接踵而来的贸易链成功连接世界各地。这些互相联系的因素体现出葡萄牙人在生存逆境中的谨慎和果敢，高层精英的努力和步步为营的作风，使葡萄牙的航海之举硕果累累。

　　当然，二者的羁绊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事业的持久性：葡萄牙对内陆的浅尝辄止给了本就敷于表面的海岸殖民较为迷茫的环境提示，这不仅影响到沿岸要塞的战略问题，更忽视了内陆社会对海岸线的重视程度，这与17世纪据点的丧失不无关系；再者，殖民地的管理可以说尚且停留在十分原始的阶段，地缘探险的过程却是漫长的。当据点面临危机，探险的步伐亦会受到影响，这可能直接关系到15世纪几段灰色年代的航海进程。

　　从总体上讲，地缘探险和海岸殖民对于葡萄牙乃至欧洲而言是十分成功的。某些历史学家曾明确表示葡萄牙并非是唯一掌握先进航海技术的国家，假如葡萄牙未能抵达好望角，其他国家的人仍然“无法避免地”会做到这一点。但必须承认的是，航海探险的确是葡萄牙人的擅长之处。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说：“葡萄牙人‘使欧洲从地理和观念上获得了解放’[8]。

　　[1] William C. Atkinson, trans., The Lusiads, Penguin, 1952, p.166.

　　[2] Portuguese India Today, 2nd ed. (Lisbon, 1956), pp.31-32.

　　[3] M.N.皮尔森 著，郜菊 译，《葡萄牙人在印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4] 同上，第24页

　　[5] John Wain, Samuel Johnson, London, 1974. P.278.

　　[6] Hubert Jacobs, ed., Documenta Malucensia, 2 vols., Rome, 1974-80, vol. I, pp. 461-462.

　　[7] M.N.皮尔森 著，郜菊 译，《葡萄牙人在印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8]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2nd ed. (London, 1982), p.4.

　　K25

　　A

　　1672-5832(2017)11-018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