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彦虹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四川 成都 610000)

　　休谟驳理性作为道德基础中的理论困境

　　高彦虹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四川 成都 610000)

　　休谟是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构建起始于对理性作为道德基础的反驳，随后把与理性相对立的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他提出的理论难题至今都没有人真正解决，但是他的整个论证过程中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联性差，“是”与“应当”的关系。

　　理性；“是”与“应当”

　　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首先是驳理性主义的把理性看作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其次论证情感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实际上无论是在驳还是在立，都可以发现其在论证上的缺陷。

1 休谟自身命题的不完善性

休谟涉及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伦理事实中理性和情感各自道德的作用。休谟有两个命题来介绍理性在道德中的地位，第一命题是，“即使有时需要理性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事实做些说明，理性从来不足以说明这些事实，此外，除了解释这些事实,还必须假定一种情感。第二个命题是,理性仅仅与事实有关。”①

　　休谟驳斥理性作为道德基础论证为：第二个命题意义为虽然人们通过理性可以认识到某种事物的性质，也就是好与坏，也能够认识到关系的正确性和适宜性，但是很有可能根本不会被这些正确的关系和性质所驱动，或者即使在认识到后感觉到赞同和反对的情感，这也不足以驱动他们去做这些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或反对不正确的事情。因此，休谟认为理性不足以成为道德的动力。

　　休谟第一个命题并没有否定和反驳理性在认识伦理性质中的重要性，也没有反驳理性直觉到伦理性质和其他性质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理性除了在道德中的认知的作用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跟伦理之间的其他的特性。理性在认识伦理性质中的作用体现为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时，我们就会有某种感觉，如一个东西是红色的，将会产生红色的感觉。理性直觉到伦理性质和其他性质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个东西具有某种特征，因为这个特征我们大部分人在看到这个东西时就会产生红色的感觉。认知作用表象为一种直接的现象感觉，理性直觉到性质之间的关系起因于某种事物特征。这种特征表明事物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不能通过感觉来展示，只有这种大量的关系通过感觉引起理智的注意时，理智才知觉到这种关系。理智虽然需要情感作为中介环节才能认识到事物性质的关系，但认识事物性质关系的能力是理智，而不是情感。因此，在伦理学中理性还是情感更为重要，休谟并没有解释清楚。

　　即使第二个命题击中了理性不能做到道德的动力，但第二个命题与第一个命题联系甚少，不能起到对第一个命题支持作用。休谟对道德判断基础是基于第一个命题的。

　　因为关于理性内涵的认识不一致，在针对克拉克观点论证上，休谟和克拉克由于用着不同的基本观点，两个人各自说各自观点，休谟所说的因果联系和克拉克的理性所知的事物的适当性不同，如休谟认为“一个单纯的人性事实，他对道德性的整个考虑全都支持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这样一个一般的因果影响力，因此也就肯定地根本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似乎清楚的一点是，克拉克正在谈论的不是因果影响力，或者硬说有一个必然的因果法则。他认为，事物的适当性(在早些时候解释的意义上)为理论理性所知”②在这里休谟把理性局限为因果关系。

2 麦金泰尔对休谟的批判

还有一个最为直接的针对的是休谟提出的“是”与“应该”的问题，即“事实”和“价值”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麦金太尔认为休谟的道德基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作为物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的任何本质特征和目的的特性。“这些思想家都抛弃了人性问题上的目的论观点，拒绝任何认为人具有限定其真实目的的本质的观点。理解了这点也就理解了他们力求为道德寻找基础的努力为何必然失败。”③这就是休谟对理性认识上的缺陷。

　　休谟的道德观点试图在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置于人性的基础上，但在反面却走向了一种主张：一种有效的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不能从纯粹的事实性中得出来。这也就是休谟的从“是”推不出“应当”的结论。但是麦金太尔认为这是因为取消了功能性的概念的结果，一个表述“是”前提能够在一定情况下表明“应该”的结论。之所以“是”推不出“应当”那只适用于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所谓功能性的概念，麦金太尔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块表走得不准且不稳定’和‘这块表重得不好携带’这类事实前题中，可以正确地得出‘这是一块坏表’的评价性结论。从‘他种这种作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比当地任何其他农夫的产量都高’，‘他所采用的回复和提高土地地肥力的方法是迄今所知的最佳方法’和‘他饲养的奶牛群在农业展览会上赢得了头等奖’这类事实性前提中可以正确地得出‘他是个好农夫’的评价性结论”④这里“表”和“农夫”就是具有功能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表”和“农夫”这些词添加限制性的词语来得出道德判断，而比“表”“农夫”不可能独立于他是不是好的标准，而这两种标准都是事实性的。那么休谟之所以得出从“是”推不出“应当”是因为他处于一种极其缺乏道德词汇的文化中。这种文化是一种缺乏目的论的概念，因为只有持有目的论，才能从事实中推出价值。

　　麦金太尔虽然指出了休谟难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指出了解决的方案，但是仍存在不足和困惑。一个是功能性的概念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二是无法寻找一个目的论的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注解：

　　① [英]C.D.布劳德著：《五种伦理学理论》，田勇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② [美]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页

　　③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 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④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 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1] [英]C.D.布劳德著：《五种伦理学理论》，田勇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

　　[2] [美]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页。

　　[3]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 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4]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 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高彦虹(1978.08-)，女，山西阳泉人，外国哲学专业，西方哲学史方向，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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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6-02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