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论析新成长小说中成长关系的建构

　　王晓红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始终伴随着两种关系：“我——我”的关系和“我——社会”的关系。在新成长小说中，它们呈现出新的建构模式：从传统的融入社会成长转变为与社会分离的个体成长，从自我的无意识演变为“反成长”的个性书写，成长关系在解构社会成长本位的同时又试图重新建构个体成长本位。

　　新成长小说;成长;关系;建构

　　成长何为？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成长或是作为文学的母题。个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生命个体性的成熟，有能力承担起种族繁衍的职责，而且意味着稳定个性的形成、自我概念的同一；意味着脱离家庭步入社会；意味着第二次降生”[1]，这也就意味着个人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的两种关系：“我—我”的成长关系和“我—社会”的成长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文学的表征中，尽管形态不同，但成长仪式的中心却始终指向：我是谁/我正在走向何处，以及我如何/才能发现和实现这两者。事实上，它是指向“我”和“社会”，以及如何实现这两者。在新成长小说中，这两种成长关系的建构过程变得十分的微妙复杂。

　　成长主题或原型在文学中较早可以追溯到：神话、悲剧、《圣经》等，但成长小说最终成为一种文学样态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这其中伴随着思想史、教育观的发展和演变。

　　一般认为，“成长小说作为一种类型肇端于西方启蒙时期，卢梭《新爱洛伊丝》就是最早的成长小说之一。一个少年或青年的成长历程，他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世界如何对他进行教育，这些就是成长小说的基本主题。所以成长小说也可以说是教育小说，它表达了启蒙时期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特殊关注，是人文主义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一部分。成长小说在18，19世纪臻于极盛，特别在德语文学中，通过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凯勒的《绿衣亨利》，这个类型得以发展完备。”[2]这类成长小说往往“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切肤之痛的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3]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成长模型，其一，在结构上：迷惘—顿悟—成长，经历一系列苦难，最终进入成人的世界；其二，在人物关系上：主人公——引路人/陪伴者，无论这引路者是长者或是同龄人，还是自然或者动物，陪伴始终存在。经典成长中的主人公，无论经历了什么，最终都指向成长，或主动或被动的融入社会的成长，代表作品有《汤姆·琼斯》《雾都孤儿》等。

　　“但是，到了20世纪，我们己经很难找到一部重要的、比较纯正的‘成长小说’了，根本原因在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20世纪己经破灭，这个时代的主题不是社会如何正确地教育人，而是人如何反抗资本主义物化社会。”[4]可以说到了20世纪，成长小说已然发生了变异，我们暂用“新成长小说”来命名这种文学现象，当然，这样的命名并不只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因素，重要的是成长的内涵和呈现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环境、思想观念、时代精神、文学艺术的不断变迁，为新成长小说注入了永恒的新意和活力，事实上，从成长小说到新成长小说，两种模式的转变与人文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系，“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使得新发现的‘人’和‘世界’的形象都是光明的、正面的；但是，从19世纪后期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思潮的发展，使人们对‘人’、对‘世界’有了与过去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认识。”[5]“上帝死了”的宣告使得人们依赖的精神偶像和支柱倾然轰塌，人们进入了精神的跋涉状态，随之种种关于“人”的传统信念却被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发展无情地摧毁了，现代社会非但没有提高人的价值和尊严感，反而粉碎人的精神家园。这样，人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个人再也无法找到一个顺其自然的方式与自我和他者和谐共处，在新成长小说中体现为，迷惘的自我成长和分离的社会成长。如果说，传统的经典成长小说注重的是与他者——社会的关系，那么在新成长小说中，由于人文理想的破灭，这种主流的社会本位成长关系发生了动摇，甚至是转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成长小说更加关注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成长，但由于与社会的分离，失去依附的个人成长往往是混乱和迷惘的状态，甚至会产生一种自我身份的焦虑感，在对待与社会分离的关系上，则呈现出一种叛逆的社会成长现象，拒绝融入社会：“在20世纪，‘成长小说’作为一种类型依然活着，它在许多作品中被从反面运用、被戏仿。如果说在经典成长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人被锤炼出健康、正确的人格，他长大了，满怀信心、朝气蓬勃地走向社会，那么在‘现代’作品中基本的情节是一个人拒绝长大，或者怒气冲冲地逃到了路上。”[6]

　　每个时代都有困扰年轻人成长的不同主题，而不同的时代精神又为人们面对困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和路径。聚焦20世纪，社会环境、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化的背景中，年轻人的成长道路已然出现了新的方向。

　　“迷惘的一代”就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年轻群体，虽然在最初，它是指称一战之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表征中，这些年轻一代在巨变的社会环境里，满是幻灭感，他们迷惘、游荡、又不知所措。人文理想的破灭、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以前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状态，个人再也找不到一个顺其自然接纳他们的港湾。于是，在迷惘中，迷惘的一代将他们自我放逐，正如置身于雾中，晨起迷路，迷惘中探索记忆中的方向：他们相信，现实才是真理，可现实是残酷的，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明确的反社会行为和意图，只是对一切事物不感兴趣，摆出一切事物都与己无关的姿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找不到成长的方向，一大批极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就是当时年轻一代的成长写照。

　　二战后，出现了疯狂的“垮掉一代”。从最初的文学流派转变成为一种社会成长现象，垮掉的一代不再期望社会的回归和信仰的拯救，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对社会不抱任何幻想，一开始就看透了社会，毫不妥协，他们甚至采取偏激怪异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以不能为常理所接受的行为表现他们的成长姿态。“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最好的思想……”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导致了社会和人的异化，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武器来对付那个不给青年一代成长余地的社会现实。他们砸碎了现存的价值观，却无力建立起新的来支撑自己”，只能选择反抗，而这种反抗却又是无向度的，最终他们彻底拒绝了经典的成长模式，只能永远的在路上……

　　在新成长小说中，成长仪式再也不像经典成长小说中那样顺其自然的完成了，成长失范和成长反叛成为年轻一代的常态。社会再也不是温和的接纳和拯救这群不听话的“坏孩子”了，更多的时候，社会隐性的成为了年轻一代成长的某种阻碍。与社会的分离成长势必会带来某种隔阂，社会期待年轻一代接受现实，按照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理念行动成长，而社会境况的变化让这种教育再也不起作用了，标新立异的行为一方面表达了个性，另一方面却是对社会的反叛。事实上，“反成长”成为与“我——社会”成长关系的实质特征。表象之一：拒绝成长，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形象极具代表性。表象之二：反英雄、反历史，英雄成长神话不再出现在新成长的言说中了，关于历史、家族的成长记忆也渐渐消失了，类似于《大卫·科波菲尔》经典成长模式已经销声匿迹了，在新成长小说中，主体的呈现开始更加广泛化、平民化和私人化。表象之三：反“文化”，这里仅仅将其限定为新成长小说中那些不符合社会常规文化、价值观念的成长意识，也包括移民文学中的成长文化冲突。如果说罗曼蒂克和冒险是上一代人的成长范式，那么在新成长小说中，性、同性恋、暴力、父母离异、种族隔离、战争等等构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生活的新图景。当然，这些场景或许正是当下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但即使是在多元的文化社会里，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期待仍旧是符合常规的主流的文化价值理念。

　　综上分析，这种“我——社会”的“反成长”关系表面上是因分离带来的直接后果，本质上代表的却是是一种成长的渴求，期待社会包容和接纳迷惘的、个性的成长，只是求而不得，种种的反叛行为只是想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引导，社会给予的却是不理解、不满足的态度。因此，在这种循环中，成长的社会关系建构变得复杂、艰难而漫长。

　　事实上，这种社会成长关系的建构往往与“我—我”的成长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成长中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往往会产生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无归属感、为人冷谈冷漠、甚至是出现攻击性等极端行为。同时，这种自我成长在新成长小说中往往体现为个人化的书写表达，即倾向于内心独白或私人隐秘生活的呈现，这显然与传统经典成长小说中的社会本位成长有很大的差别。20世纪以来，我们逐渐生活在万物都有可能被解构的时代，自我的主体性和唯一性也受到的了质疑和动摇，这种“我——我”的自我成长关系无论是在现实环境中，还是在文学表象上，都显得十分的混乱，成长的身份焦虑上升为一种时代病：年轻一代焦虑的成长着。本质上，我们渴望获得个人的同一性，渴望能从信赖的他者那里获得所期待的认可和支持，求而不得的失望和失落让成长的归属变得遥遥无期，其结局往往或是继续的在路上寻找，或是回归——回不去的童年、不受染指的自然、走向绝望的死亡……光明的长大似乎只是过去的童话故事。

　　成长永远没有终结，在“长不大的孩子”和“自以为不需要成长的孩子”那里，成长之痛依旧存在，并且在当下社会中，成长的样貌又呈现出奇特的景观。互联网的时兴让成长的秘密不复存在，那些难以言齿的欲望和心理似乎只需要轻轻点击鼠标就可以解决，我们耳濡目染的受到这不设禁区的信息爆炸影响。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中人的成长是传统引导型 ，引导人们行动的是常规和习俗，是公认的正确方式，甚至在早期社会中，倡导内在引导，即人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创造力，膜拜自我内在权威。而在新媒体时代，成长是他人引导型，媒体时代的关键词是时尚，一种集体参与的生活状态，又是一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潮流，一种诞生和消亡都很随意的东西。时尚抹杀了原创性生活，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自我个性，但个性很可能不过是流行新款。他人引导的实质是整一性，如何与别人存在差异，便会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7]。互联网一代似在拒绝成长，又似在虚拟的世界中完成了青春，只是当这种个性成长变成了流行成长，成长的意义也便不复存在了。

　　现在习惯用代际来划分群体，青春成长的一代在当下定格为90后和00后，时代迅猛的发展让90后也成为“落伍者”，还没有长大，追忆便开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系列青春回忆成为荧屏时尚，我们被裹挟在青春滥觞中无处逃离。成长在当下中国的小说和电影中被包裹成爱情的模样在肆意的兜售，这是谁的青春？这是谁的成长？我们不满，却又无法证明和反抗。似乎表现出的镜像就是只停留在谈情说爱的朦胧青春成长阶段，这样的刻板印象和社会的成长期待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个人成长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无法断奶”的成长被无限期“延长”了，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于自我内心中，成长身份都始终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位。不谈信仰，没有历史，毫无经验，远离根土，互联网时代的“90后”“00后”成为了“无根的一代”，表面上似乎只关注个人的吃喝玩乐，事实上，他们的内心是十分惶恐和焦虑的。“长不大”或者说是“不想长大”，在不愿意过早承担社会成长身份责任的同时，自我的成长身份也在焦虑中无法形成。

　　在21世纪中国文学中，并没有形成或者是表现出西方新成长小说中严格意义上的“我——社会”的“反成长”关系。“无法断奶”的成长似乎还得依附社会或者是社会的缩小版——家庭，“不听话”的叛逆表象是炫富、暴力和性。

　　吐槽，成为“我”与“社会”的沟通方式，这也是互联网的产物，并且一直在继续着。无法形成共同的对话场域，也没有形成一个真实的群体镜像，新世纪的成长中，在与社会关系上，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纠结存在着。成长中，我们在焦虑着，社会也在焦虑着。

　　说不清的成长，说不完的青春，或许，这也就是它的精彩处。每个时代、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只是成长的色彩各不相同罢了。与社会分分离离，自我或自然、或清晰、或迷惘、或逃离、或焦虑的成长着，终极目标指向的都是社会中的自我成长，无论这种成长仪式最终是否完成。破茧成蝶，成长必定是“在清新的空气中飘散着少许血腥气味” 的过程。

　　[1] [7]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第227—228页

　　[2] [4][6]李敬泽:纸现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3] 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第13页

　　[5] 田广文.困惑的张望——新潮成长小说论，硕士论文，2002年，25页

　　王晓红(1991.10-)，女，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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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3-008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