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岚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解读《繁花》叙事中的“弄堂风格”

　　吴学岚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弄堂建筑作为上海近代民居主体，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小说《繁花》在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日常叙事的叙事方式和舒缓的叙事节奏等方面都具有与上海弄堂建筑及弄堂文化的相通之处，在叙事上展现出独特的“弄堂风格”，体现了弄堂文化与海派文学的融合。

　　弄堂；叙事；海派文化；民居文化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市井故事，最初发表在“弄堂网”上，记录了一段充满沪味的上海记忆，展现了作者作为上海市民的弄堂情结。弄堂建筑是近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融合了中国传统江南民居与欧洲联式住宅的特点，承载着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总结到：“作为上海民居样式的代表建筑，石库门里弄住宅恰当地传达出了上海文化的特征：融合中西，在追求经济合理性、功能合理性的同时，为传统生活方式和感情留有余地……”①在小说《繁花》中，弄堂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也是关于上海叙述的重要意象，小说在叙事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弄堂风格”。

　　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沪生、阿宝、小毛等人少年和中年的生活，故事分别以1960年代和1990年代两条时间线索穿插、交错行进，讲述了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的故事，最终在末尾以三人多年后重逢汇合，形成了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小说的各个章节各自形成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串联的小故事，最终交织成脉络分明、紧密相接的一张大网，将小说中的人物们轻轻地兜在其中，看似彼此独立的人物却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这种多线并线、交织成网的叙事方式，在结构上与上海传统弄堂纵横交错的建筑布局相似。近代上海弄堂在江南传统单元房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住宅特点采用采用毗连形式的布局方式，形成狭窄细长的巷道，在整体结构上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特点。而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也像是在勾织一张紧密而结实的网络，小说段落篇幅较大，对话并没有单独成段而是混杂在叙述、描写之中，而且人物众多、信息量较大，使得小说在行文过程中具有一种“拥挤”感。而“拥挤”感与石库门弄堂“挤聚而居”的布局特点有相同之处，传统的石库门弄堂作为上海近代弄堂样式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由于房源紧张、房租昂贵而形成了一种多户居民分租合用、杂糅而居的住房方式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上海相对拥挤、杂乱的生活环境现实。

　　上海弄堂建筑中体现出的纵横交错、挤聚而居的建筑布局特点，同时反映于上海市民文化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阶层之中，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熟人社会建立的过程反映市民生活是靠血缘、地缘、业缘建立起来的。③小说三个核心主人公沪生、阿宝、小毛分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沪生出身空军干部家庭，成为律师；阿宝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成为商人；小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成为钟表厂工人；少年时三人却因排队买电影票这样一件小事相识、相熟。三人拥有各自的故事线和生活圈，经历了不同的家庭变动与情感纠葛，沪生与阿宝相熟更早，且两人的家庭及自身社会阶层相对更相近，两人的故事线和生活圈的重合度相对较高，而小毛却中途“失散”，中年时期的故事线相对更独立，但最终也由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网链再次关联并重逢。

　　在1960年代，三人的生活圈主要以弄堂邻里为主，沪生和阿宝住在卢湾区的茂名路和思南路，小毛住在沪西大自鸣钟弄堂，主要活动地点集中在了弄堂里外的家、理发店、邮局等，各自的邻居共同组成了少年时的玩伴；1990年代则以社交生活为重心，由于恋爱、工作等原因，梅瑞、陶陶、汪小姐等人逐渐加入人际圈，人物也逐渐走出弄堂、走进上海都市，“至真园”和“夜东京”两个饭店成为众人聚会的重要地点，小说中的人物各自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交圈，但彼此之间又存在密切往来。在小说《繁花》中，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相对的固定性与流动性，例如阿宝经历了从思南路洋房区搬到“两万户”曹杨新村成为一名工人，再到成为宝总的过程，而小毛则始终处于工人阶级，但他同时又与阿宝的客户汪小姐成为了假夫妻；再比如梅瑞在“至真园”摆的那桌酒席，三桌酒席人员的安排体现了各自固定的社会阶层与人际圈，阿宝、沪生、李李等人一桌，以小说核心人物为主要代表，康总、康太、汪小姐等人一桌，大多是北方来的朋友，玲子、葛老师、亭子间小阿嫂等人一桌，代表着“夜东京”人马，但在酒席过程中彼此之间也有着互动，例如，玲子和菱红就总是在和陆总、古总等人喝酒。无论是弄堂邻里还是社交网络，《繁花》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由点及面不断外延扩展形成的，最终形成一张铺陈在上海弄堂之中、由彼此熟人构成的人际社会网络。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复杂人物关系网络，不仅体现了弄堂建筑纵横交错、挤聚而居的布局风格，更是具有熟人社会特点的弄堂文化的展现。

　　《繁花》中勾勒的是一幅上海市井图，讲述的是上海普通市民沪生、阿宝、小毛等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有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暧昧、偷情的故事，但这却是真实生活的鸡毛蒜皮与家长里短。小说的引子中，陶陶所讲述的就是菜市场里卖鱼的女人与卖鸡蛋的男人偷情的八卦，暗示了小说讲述的正是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暗藏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流言蜚语，并非阳春白雪，而小说正文部分男男女女之间暧昧纠缠的关系也比比皆是，例如，沪生的前女友梅瑞喜欢过阿宝，陶陶出轨与“夜东京”老板娘的妹妹纠葛在一起等。日常叙事的叙事方式也是作者金宇澄要做一个说书人的想法的体现，“《繁花》不说教，也没什么主张，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北方话讲，基本是逗哏，捧哏的，牢骚。像这个多元时代的方式，宽容，有序，也很无序。”④此外，《繁花》在叙事节奏上表现出了舒缓、稳定的特点，小说的时间跨度有三十年左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了各种起伏，但人物的存在状态却有着从容、舒适感，例如，在少年时期的末尾，阿宝从思南路搬到“两万户”开始在工厂做活，小毛成为钳工，沪生在五金公司做采购，三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三人依然去一起去公园游玩，或者就在小毛家楼下的理发店闲聊，仿佛生活与之前并无两样。这一方面是作家对于叙事节奏掌控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上海弄堂儿女坚忍柔韧的性格与自由开放的心态。由于近代上海的特殊历史环境，它很早就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有过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体验，使得这座城市的人民成熟稳重、安于生活，而具有“自由化的建筑格局”的上海弄堂是上海开放的产物，也体现着上海儿女的自由心态。

　　小说《繁花》在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熟人社会的人物关系网络、日常叙事的叙事方式和舒缓的叙事节奏都具有与弄堂建筑及弄堂文化的相通之处，在叙事上展现出独特的“弄堂风格”，体现了弄堂作为近代上海特色民居建筑与海派文学的融合。建筑是文化领域中最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部分，反映出来的是空间与时间的微妙关系，是城市精神和人类文明的象征。⑤弄堂建筑作为上海近代民居主体，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充分体现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同时也承载着上海儿女坚忍柔韧、自由开放的精神，“它是上海人生存环境的一种代名词，也是时代与环境造就的上海人格的又一物化品”⑥。海派文学中也存在着“弄堂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海派文学中以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为典型代表形成一派，这部分作家以上海传统弄堂为基点，讲述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刻画了生活在弄堂里精明务实的上海儿女，勾勒出一幅幅平淡质朴、温情脉脉的市井风情画。《繁花》也正是这派海派文学中表现不俗的当代小说作品之一，作家金宇澄将其弄堂情结融入于小说的叙事之中，展现出了弄堂文化与海派文学的良好结合。

　　注释：

　　①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第162页.

　　② 陈欣：《穿越百年石库门弄堂文化透视上海人》，中南民族大学，2009，第10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④ 《金宇澄推出<繁花>：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1-09/4317336.shtml.

　　⑤ 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第109页.

　　⑥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19页.

　　[1] 杨东平：《城市季风一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

　　[2] 陈欣：《穿越百年石库门弄堂文化透视上海人》，中南民族大学，2009.

　　[3]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11).

　　[5] 《金宇澄推出<繁花>：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1-09/4317336.shtml.

　　[6] 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7]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G423.02

　　A

　　1672-5832(2017)08-0037-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