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我在乡下散漫地呆了两年，回北京后参加一些活动，多不适应。有一个较深的印象是，遇到的一些人物多脸谱化，数年不见，苦大仇深的、悲壮莫名的、成功得意的，类型化了。人们少了自己的个性，少了一份成熟者的从容、舒展。笑嘻嘻的人们也各有自己的pose或logo，有些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精华丧失，人拘着，抽搐了。这让我难过，这些人确实是精英啊，年轻时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人才，现在也仍是世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但精气神呢，人的魂魄、理性、元气呢？似乎萎缩了。

　　我一度以为这个观察只是我对“相由心生”一类的偏执理解，我着相了，但在跟二三朋友交流的时候，才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电影导演王兵是我的同龄人，长年在外工作，风霜尘色已经写在他的脸上，看着他农民式的双手、晒得黑红的脸膛、精气四溢的神态，我们可以理解他那几部饱满而力量强大的电影。《铁西区》、《和凤鸣》、《夹边沟》等等确实挑战了我们的心智。但王兵跟我聊天，勉力我多做事，谦虚地说，再不做事就对不起自己了。人生这么短，转眼就到了中年，想起一二十年前，自己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虚无、混世的中年人，没想到一转眼自己就成了曾经仇恨的那种人，成为年轻人轻蔑的中年人……这样的话让我感动，也勾起了我青春少年的梦想。

　　是的，“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是鲁迅的话，20世纪的中国，“谁不爱鲁迅？”但是现在我们都放弃鲁迅了，我们放弃了年轻时的理想、纯粹、济世情怀。

　　这两年周围毕业纪念的活动也多了，跟朋友聊起，多感叹记忆里尚是清纯的同学转眼间居然是酒色财气的社会中坚。诗人陈初越是我知道的仍执着自己理想的朋友，他在主持《南风窗》杂志时写的一些政论曾激动过读者的心灵，后来退到边缘，却也像是回到纯粹的青春；他来北京期间送我一本自印的诗集，说是纪念。聊起生活，他几乎完全拒绝了世俗意义上的日子，跟文学界也不来往；说起多年来中国人的话题，房子车子票子，陈都了然，但不挂怀，而关于诗，则一谈起就停不下来。他跟我谈起新诗和旧体诗的味道，如何戴着镣铐跳舞……让我羡慕他这个奥登的中国传人，仍有着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

　　80年代的我們确实青春意气，确实在清水煮白菜的生活里都能贴近自己的生命。但能坚守者有多少呢？陈初越跟我讲学写旧体诗的经验，诗的意味，让我想到有人读齐邦媛传记写下的话，“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们八九一代人已经中年，多半小康即坠，融进中国生活中去了。人格文格渐卑而庸福近，但曾经的自己并不如此，我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可以教训教化的，是可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我还记得80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等人管领风骚的年代，萨特在几代中国男人心中都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和同学阿隆构成了人类思想的两极，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当代的文明。但是，用80后的朋友质问我的，中国的假阿隆们不说也罢，现在还有萨特那种坚守的人吗？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大概是同龄的朋友谈曾经如何崇拜萨特，说自己已经成功小康，住在二百多平米的房子里，突然想起了萨特，心里明白了自己的背叛。萨特一生都没有什么财产，住在租来的两居室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

　　有人说，他终于放弃在萨特式的小房间里生活的那一天，可能就已经不是真正的萨特“信众”了。“过了三十几岁，我终于耐不住为享受搬了家，我买了家具，布置了窗帘，坚持了一年没买冰箱，后来也忍不住，自己做饭了：这就等于叛变了。”这种背叛其实不是背叛了萨特。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这并不意味着理想跟身体无关，跟生活享受无关。坚持并不意味着清心寡欲，过苦行僧的生活。因为明心见性者在生活和关怀中通达无碍，鲁迅、胡适都是注重生计、很会享受的人，胡适晚年还劝过唐德刚要学着攒点儿钱；但这不妨碍他们一生成全而非背叛了自己。只有背叛者才在两极之间跳跃，今是昨非，青春是盲目的，如今中年才看透了。这种人生现象，正是传统中国文化总结的小人反复，他们未能精进成为于人于己有益的君子。

　　朱学勤曾有名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也许是到了张贴寻找八九一代人启事的时候了。当然，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我希望我有勇气像兰德那样说，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他们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

　　选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