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成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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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丁 成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思想家，结构主义现在已经没落，在50年代至80年代可谓如火如荼，它似乎又一次激起了哲学家心中的火花，给了他们一丝希望，可以去找到那客观本质。结构主义本身也是个不固定的流派，关注的焦点十分不一致，人类学、语言学、经济结构、文学批判、精神分析等都是结构主义的不同运用，事实上确实是哲学家又迷上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但是所有的结构和足以都有一个相同点——强调人的无意识。因此萨特与过去的盟友出现了裂痕。原因就在于，萨特所说的虚无根本就不是虚无主义的虚无，因为在萨特那里虚无不等于存在，它正是意识本身，而意识是及其主动和富有创造型的。而结构主义强调的是事物自身的结构，不同的结构形成了不同的系统，比如语言。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主题意识的体现，而是语言结构决定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血族关系，社会阶级、文学理论等等，都是结构的体现。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欲望，而是结构在支撑我们，使我们去表达和表述“在场”、想象对应物的不在场。而找到各个领域内的这种结构，是当时哲学家所努力的。

　　阿尔都塞采纳了结构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能够完成全球性知识整合，能够将自身置于结构范式中心的唯一思想形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追上结构主义的乐队彩车，别开了经验、心理之维和异化的辩证。把指涉物置于边缘，就有了“认识论突变”，故阿尔都塞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分开。他用结构主义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因果系统，那的确是简单线性因果观。阿尔都塞用结构因果性代替了线性因果性形成了一个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各个环节都是有决定因素，这便反对了拥有自治权的政权的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现实。摆脱了经济决定论作为主要矛盾所带来的个人崇拜和集权主义及意识形态。这就是两者的分离，苏共的国家计划在当时事实上大红大紫，全世界都在模拟着自己能否也实行几个五年计划。而隐藏的一系列问题在光辉下被掩盖了，隐藏在背后的传统行业在苏联国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然而苏联的国家计划并没有让所有人都为之欢呼雀跃，苏共模型的困境正好被阿尔都塞所言中，他的理论成为拯救苏共的可能。

　　另外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结构主义是强调无意识的，主体移心化。在阿尔都塞与雅克拉康联手后，“既要反对苏联和法共对马克思的修正，又要反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官方传人对弗洛伊德的修正”。[1]“毛泽东思想、拉康思想、阿尔都塞思想都一致反对有关自我的思想”。[2]但是两者“反对自我”的含义不同，之所以毛泽东思想反对“自我”、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消除私人利益，是因为资产、市场的模式是少数人幸福并且大多数人异化劳动的模式。付诸实践便是实行吃大锅饭、人民公社，一切为公。因而一旦“共有”成为普世价值，社会中立刻实行人人平等，两极分化在一种外在性的方式下被“幸运地”消除，阶级阶层大调整。所谓去除“自我”无非就是这类情况。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极其严重，如果在这种时候强调去除“个人”或者主体性而宣扬所谓的客观的东西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国家的文化、经济建设等等。

　　然而阿尔都塞与拉康等结构主义哲学家没有看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从他们自行理解的尺度赞同了我国的发展模式，也赞同了文化大革命等等。错误的模式却赢的了外国哲学家的肯定，他们是否在落井下石？但是我们知道法国哲学家考察的问题——尽管是在上世纪在五六十年代左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法共高层与阿尔都塞要绝交一事足已可见他们的理论在法国这样一个人文、哲学素养极高、言论自由的国家也往往难以付诸实践。故而说中国和和法国在去除“自我”上有共同的焦点确实是错位了的巧合。甚至可以说以我国现在的时代精神面貌、主题，还尚且不用去关注上世纪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所担忧的问题。归根到底法国哲学家在担忧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主体的地位问题。人从迷信上帝中解放出来是因为启蒙运动，启蒙让人相信理性，把理性一步一步地成为了宇宙中最美丽的花朵，最可贵的东西，理性代替了神的位置，是的主体的地位不断扩张，人们开始迷信理性，“上帝”不过是被理性取代了而已。但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流派作为现代哲学已经厌倦并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去解构所谓的主体的地位，从阿尔都塞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分开这点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这遭到了加罗迪等人的反对。结构主义承认社会中大量复杂现象是由于人引起的，但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语言结构(能指的虚无性)，语言是一套封闭体系，因此结构是最终结症，并不是主体。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法国哲学家以为他们找到了与中国模式的契合点。

　　法共传统的保守观点给阿尔都塞形成了层层阻碍。确实是的，他的《读资本论》以及《保卫马克思》在其高师乌尔姆校区他自己阵营的出版社出版，因此得到的好处便是，两本书都没有受到法共思想的洗礼。“那两本书的解读实践被命名为‘征兆性解读’，事实上征兆一词是直接从精神分析学说，特别是从拉康那里借来的。”[3]意指不在场。阿尔都塞以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马克思不但在寻求斯密、李嘉图所遗漏的观点并且同时还在把马克思的前辈尚未怀疑、质疑的论断凸现出来。阿尔都塞在著作中看到了那些没有交代、被遗漏的东西，于是“不在场”被表示出来。但是这种表示，正如上例所示，是一种佛洛依德的方法，不在场被置于话语的“缺席”之中，并且暗示了不在场的发现恰好是通过其他诸多“在场”的现象而显现。这明显是结构主义的影子，同时带有精神分析的浓厚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认识论突变”的铺垫，阿尔都塞正式在突变的认识论模式来解读马克思，发现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批判了人本主义，拒绝使政治、历史立足于人的本质，排除了主体、本质、异化等哲学范畴，对于人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是统治阶级迷惑民众的意识形态，这是《资本论》对于生产方式的真正科学。阿尔都塞认为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断裂，断裂之处在于辩证法的差异，黑格尔是矛盾一元论者而马克思是矛盾多元论者，很显然后者思想更靠近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批判了斯大林的连续认识论，斯大林用经济关系反应一切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正式马克思延续黑格尔的线性结果。

　　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在这点上暴露无疑。“我相信，当这个概念被理解成一个缺席的原因所发挥的效力时，他才极佳的适宜于指称作为结构的缺席，该结构处于我们正在考虑的各种结果之中”[4]，不在场的效力，结构被界定为造成某个结果不在场的原因，在场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在场的效力所引起，这暗示着一种开放的政治模式，生产方式的要素事实上其方式与能指超越所指的方式无疑。还包括了不在场的效力，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故而会引起特殊的现象，上层建筑是否在一切生产要素面前都属于支配地位，值得我们重新考察。

　　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一般历史，只存在历史性的特定结构，只有不同的实践性，就与整体的关系而言，他们都是独立的。阿尔都塞的这种观点是既批判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控制一切，又为苏联提供了解决方式，即放弃普遍历史，放弃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一一对应。这样的社会总体性，是承认了特殊的总体性，包含了不在场效力的总体性。阿尔都塞把它称为“结构的总体性”。这观点就与黑格尔的思想十分相似，只不过黑格尔的“虚无的他者”存在于辩证法里面，并且对于时间问题来说，黑格尔不是持断裂的历史观，而是恰恰相反的认为精神形成自我意识的自身运动运动，并恰好把握了时间的延续性。因此可以说在认识论上面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既受到了古典哲学的影响和启发，又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以主体主词为中心的做法。他们把语言中的能指当作象征化了的结构，使得他们别具一格地颠倒了也颠覆了传统本体论。结构主义之所以想要喊出他者、无意识的声音，也许是因为他者被忽略了太久而又拥有着其不可动摇的正当性。但是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里面并没有单纯地把外部结构与主体隔离开来，他充分承认了他者(自身异化的东西)的地位，并且把它视作是事物自身持存那内在的动力。因而如果从辩证法作为事物内在性的来看，结构主义一方面脱离了传统认识模式，另一方面又没有超越那经典的东西，仅仅是把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以一种单边的声音放大了而已。

　　[1]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第363页。

　　[2]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第364页。

　　[3]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第373页。

　　[4] 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2卷，第171页。

　　丁成，男，汉，浙江桐乡，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外国哲学。

　　B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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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5)12-02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