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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时间:2023/11/9 作者: 小品文选刊 热度: 6397
郭明明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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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郭明明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穿裤子的云》是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期的纲领性作品。这部爱情长诗来自于诗人1914年的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诗人以自己的爱情体验为切入点,将悲剧结果归罪于世界,宣告打倒“你们的”爱情、艺术、宗教和整个社会制度。全诗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展现了诗人早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宗教观。

  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抒情主人公

  《穿裤子的云》写于1914年-1915年,当时诗人已经是未来派的成员,1914年他和朋友在敖德萨市的莫斯科剧场进行革命演说结识了玛利亚·捷尼索娃并产生了强烈的爱情。这段感情之后因为女方的父母反对而告终。1915年7月在完成此诗的创作之后,诗人结识了勃里克夫妇并爱上了勃里克夫人,所以会出现此诗是献给莉·尤·勃里克。但是,实际上这部诗的创作来源于诗人与玛利亚的感情经历。

  在《穿裤子的云》中,马雅可夫斯基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仅象征着诗人本身,而且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真理预言家和为别人牺牲的殉道者于一体的形象。《穿裤子的云》最初定题为《第十三个使徒》,在审查时被认为有亵渎的嫌疑才改为此名。上帝只有十二个使徒,第十三个使徒则是因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被置于一个孤立的境地。“我”被女友拒绝了,爱情的幻灭是因为以金钱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在作祟,庸俗的社会充斥着各种交换,“我”要同这些平庸的世俗生存作斗争。这些“不可战胜的敌人”、“一切的统治者”带给诗人深深的孤独失望之感。“我”以为上帝是万能的,可它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痛苦;“我”以为上帝是公正的,可在它统治下的人们宁愿赦免巴拉巴,却不宽恕各各他被唾弃的罪人。“我”以为祈祷和哀告会带来一个公平安宁的世界,得到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被黑暗包围的城市、负载苦难的大街。

  诗人开始质问上帝,讥讽上帝的冥顽冷酷,认识到这个伟大的造物主只是一个既无能又渺小的偶像,于是“我给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打上两个字‘虚无’”。[1](P185)在否定了过去和现在的价值之后,诗人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变成了一个真理的预言家。预言家拥有创造的自由意志和近乎疯狂的反抗精神,重新创造了一个神—“人”自己。诗中充分肯定了人的力量:“太阳也会黯淡无光/假如看到我们灵魂中的金矿”“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五指中/紧握着世界的传送带”。[2](P190)作为新的真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我给你们,掏出灵魂,踏扁它,使它变得更大,把这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你们,作为旗帜”,[3](P192)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奉献精神!然而先驱者被人们讥笑,饱受着不被理解的痛苦,这时的抒情主人公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受难者耶稣形象,宁愿含泪被钉上十字架来救赎人类。

  在这部长诗中,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之所以是如此丰富饱满和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诗人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都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穿裤子的云》属于诗人第一阶段未来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和其他现代派诗歌一样,它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世纪末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处于全面危机的时期。1861年的农奴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没有完全解决土地也没摧毁国家的政治体制,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恐慌,沙皇为了维护其统治不惜采用暴力镇压的手段对民主革命力量进行迫害。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尼采、柏格森、叔本华等人的学说被反复引进。这是一个精神动荡同时也是一个世人觉醒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所属的立体未来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产生了。它继承了意大利未来派的无所畏惧、离经叛道的反叛本质,在1912年12月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前言中,里面的言辞放肆乖戾,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学传统。在本诗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诗人所赋予抒情主人公的与传统决裂的反抗精神。而这种反叛气质带有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痕迹。“疯狂”是超人的重要特征之一。查拉图斯特拉在对集市广场的人们讲话时,始终声称自己是疯狂的,马雅可夫斯基也说过自己生活在一个被“事物”所征服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疯狂”是诗人叛逆的标志。在诗中,抒情主人公把自己设想成尼采的主人公查拉图斯特拉去竭力地劝说人们,即使自己的心脏被撞击成血淋淋的碎片也要斗争到底。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反抗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以商品为价值标准来对待一切事物的观念,全诗一直贯穿着与上帝斗争的主题。马雅可夫斯基对宗教的反感最早出现在他十岁左右时。1902年秋天他在报考中学时,由于回答错一个古斯拉夫教会的词语而差点考砸。“所以我对一切古代的东西,一切教会的东西以及一切斯拉夫的东西,一下子都痛恨起来。我的未来主义,我的无神论和我的国际主义可能就是由此而产生的。”[4](P6)在当时,神学是学校的必修课,马雅可夫斯基别无选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老是坐在家里,要么看点书,要么就学习功课,为巴比伦的通天塔而咒骂上帝,我真想拆掉他的塔!他把语言都给搅混了,而我却要为他受罪,上帝真是一点逻辑也没有”![5](P43-44)马雅可夫斯基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日常的斗争中渐渐形成了朴素的无神论思想。所以在诗中,“我”抛弃了这个折磨人类的上帝,将它一撕两半,杀死于靴刀之下。

  1905年后,俄国革命低潮所带来的颓废情绪弥漫了知识分子界。在哲学方面开始‘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出现了宗教主义的回流,“寻神”和“造神”的口号影响着人们。《穿裤子的云》就是在这种宗教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诗人怀着激愤的心情宣称打倒你们的宗教,并且自创了一个神。诗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自命不凡,充满了反抗的锐气。但是在诗中,仍然可以看到诗人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重合的地方。抒情主人公最终以殉道者-替罪羊的耶稣身份来定位自己,“哪里有痛苦/我便在哪里停下/我在每一滴泪水上/都把自己钉上十字架”。[6](P191)诗人在文中否定的是上帝和造物主,而不是耶稣或基督,反而,他将耶稣从宗教王国中分离出来。这个时期,诗人的宗教观是矛盾的,虽然他批判了全能的上帝,但是思想深处并未摆脱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的救赎意识,他的“大喊大叫”是由宗教饥渴导致的自发性疯狂行为,是高压下长久积累起来的压缩状态的宗教力量的总爆发。所以他主张不以暴力抵抗而是以耶稣式的宽恕来拯救人们,“甚至欺侮过我的人们/在我看来你们也是最为可爱、最为亲近的朋友”“你们见过没有/狗怎样舔着那只打它的手”。[7](P190)

  《穿裤子的云》和其他未来派作品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作品中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它并不是完全追求语言词汇的新颖,而无任何思想内容。就因为这一点,它显得比其他作品更有力量,才会有“打倒你们的爱情、宗教、艺术和制度”的勇敢口号。而这些和他个人的经历联系紧密。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是社会最底层人们群众的代表和捍卫者,那些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1905年马雅可夫斯基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有人介绍他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1906年父亲死后,全家搬到莫斯科接触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者。在学校里他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倒是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所吸引。宿舍流传的秘密印刷品促使马雅可夫斯基产生了想法:“别人写,难道我就不能么?我便开始乱写起来。”[8](P13)这促使马雅可夫斯基对文学进行探索。1908年初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三次被捕入狱。这期间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千百万人民被压抑和被歪曲的生活处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此他感到忧郁。这种对苦难人民的热爱使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反对现代派诗歌的另一极端,反对卑劣的上层统治者和他们的奴仆。所以在本诗的开头,抒情主人公就以一个青春的少年戏弄躺在油污睡椅上的肥胖的仆从为开场走入读者的视线。他的创作不仅是厌恶,而且是仇恨,热切而积极地探求行动的仇恨。所以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从一开始就夹杂着社会性,同时这也是为何抒情主人公含有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穿裤子的云》作为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代表作,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影响下,有着鲜明的未来主义创作倾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诗人个人的生活经历所赋予作品的独特性:诗人与传统宗教的关系并不是彻底的,也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使作品的影响更加深远。

  [1] [2][3][6][7]余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精选》[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4] [8]余振.《我自己》载《马雅可夫斯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 柯洛斯科夫.《马雅可夫斯基传》[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4.

  郭明明(1991-),女,汉,黑龙江省讷河市,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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