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佳琪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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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死轮回中的萨满文化

　　邓佳琪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额尔古纳河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中俄两国的界河，也是鄂温克族的发源地和世代居住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瑕瑜互见的原璞世界”[1]的书写，表达的是“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张扬”[2]，她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遗孀的口吻叙述了这个神秘的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以及新时期建设的发展历程，以及鄂温克族如何从与世隔绝、原始淳朴到一点点被迫地改变以至被现代文明收编的过程。此书不仅以细腻详尽的笔触描绘了鄂温克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向外界展示了诞生于鄂温克族生死观念之中的萨满文化。

　　鄂温克族；生与死；萨满文化

1 鄂温克族的“生死”观念

“生”与“死”是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永恒母题，有无数的文学作品在孜孜不倦地讨论这两者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之一的儒家对生与死有着如下见解：“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3]即在儒家看来，生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涵摄彼此包容，而中国儒家文化的日常性与实践理性使它不会脱离人事而去空谈鬼神。这种生与死的观念在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中以另一种更为鲜活而不无悲痛的方式表现出来。

　　《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中描述了鄂温克族特有的“生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人们谈“生”侃侃、谈“死”色变相比，鄂温克族有着“轻生死”的传统。书中写了诸多人的死亡，例如“我”的父亲林克在回家途中被雷击中，“我”的母亲达玛拉因跳舞力竭而亡，“我”的孙女伊莲娜在作画时失足淹死……甚至“我”最初的人生记忆都是从“死亡”开始的，而尼都萨满以一头驯鹿的生命挽回了姐姐列娜的生命更使“我”对死亡有了更沦肌浃髓的体悟：“我在星光下看见了先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小驯鹿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了。我攥紧母亲的手，打了个深深的寒战。我所能记住的最早的事情，就是这个寒战。”但是虽然书中有形形色色的死亡，但是却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迟子建用优美绚烂的语句来描写这些死亡来冲淡血腥和恐惧感，另一方面也是鄂温克人出于纯真蒙昧而对死亡报以敬畏和淡然的态度令人敬服，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尽力使生活多姿多彩，在死亡来临时也没有太多刻意的眼泪和难以走出的阴霾，鄂温克人对待死亡更多地是一种接受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只是将夭折的孩子放在白布口袋抛到向阳的山坡上，将死者悬挂在其生前最喜欢的树木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现代社会中繁琐隆重的礼节，有的只是平静面对的淡定。

　　鄂温克人之所以“轻生死”，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生存环境的艰难与恶劣，越发察觉自己的无能为力，死亡时刻威胁着氏族人群的生命，严寒、瘟疫与猛兽使死亡成为一种常态记忆，人们只能任其发生，但从书中所描绘的情形来看，更有可能是鄂温克人将死亡与自然紧密相连，迟子建本人也说道：“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4]他们以崇拜自然的眼光看看待生和死，认为生与死就像四季轮回一般周而复始永不停歇：姐姐列娜的生命来自于一只小驯鹿，而她的死与这只小驯鹿的母亲息息相关；达西杀死了一只母狼，多年后小狼为母报仇与达西同归于尽……这种生死转换只会使读者深深体会到生的珍贵和死的玄奥，鄂温克族理念中的“生”和“死”紧密相连，“生”是值得歌颂的，而“死”是一种残酷更是一种博大。

　　总而言之，在鄂温克人的心中，死和生是合二为一，相辅相成的，而“萨满”文化作为联系二者的桥梁，搭建在每一个鄂温克族人的阴阳两界。

2 萨满文化

萨满文化作为贯穿《额尔古纳河右岸》全书的重要元素，既是鄂温克族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同时又维系着鄂温克“乌利楞”(氏族)成员间的关系。萨满广泛存在于世界很多少数民族教义中，我国信奉萨满文化的有满族、赫哲族、纳西族、维吾尔族、鄂温克族等。广义上的“萨满”是指为本氏族成员提供宗教服务的指定神职人员，他们平日里和所有人一样从事劳动生产，只有在需要时才转而从事祭祀祖先、向神灵许愿、为本氏族祈福等宗教活动，与其他宗教神职人员最大的不同就是萨满能够以个人的躯体作为人与鬼神之间实现信息沟通的媒介。而在鄂温克族独有的萨满文化中，萨满还担当了治病救人甚至起死回生的角色。

　　萨满文化渗透在鄂温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生病时会请萨满跳神治病；驯鹿群发生瘟疫时由萨满跳神驱除邪气；鄂温克族的婚礼和葬礼等红白喜事都由萨满主持；发生火灾时萨满跳神祈雨。《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写实的作品，但在描述萨满文化时多少采用了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当读者用理性的眼光来看时萨满文化充满了让人讶异惊叹的神秘色彩。书中主要写了“我”所在的乌利楞中的两位萨满，分别是“我”的伯父尼都萨满和“我”的弟媳妮浩。从外表上来看这两人毫无相似之处，尼都萨满高大健壮，红光满面；妮浩娇小美丽，洋溢着女性特有的温柔，但是迟子建在描述两人进行萨满跳神仪式时都有着相同的过程以及效果，他们都能通过吟诵旁人无法理解的咒语和歌唱历任萨满口耳相传的神歌，以及复杂多变的舞蹈来求得神的垂怜来解救人的病痛，而在完成神秘仪式的过程几乎都会表现出神志恍惚、极度兴奋等生理状态，此时他们已经不是“我”的亲属，而是神的使者。

3 诞生于生死观念中的萨满文化

萨满作为氏族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族长相比，虽然较少参与氏族活动安排，但是作为鄂温克氏族中担当着与神进行交流沟通的人员，萨满几乎是人们在病痛折磨来临时唯一信赖的救星，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祭祀活动来救人性命，但是同时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要用另一个生灵的性命来交换，由此可知，萨满的祭祀活动与鄂温克族的生死观念有某种意义的关联。

　　3.1 萨满存在的原因和必要性

　　萨满在鄂温克族中是一个连接生和死罅隙的人物，其之所以存在与鄂温克生死观念等有着很大关系，首先萨满文化包含着鄂温克族对万物皆有灵的笃信，这是基于脆弱的生存环境更需要生态保护的种族千百年的生存经验，是人与自然在生存搏击中和谐共生的精神，这种观念一方面源于鄂温克人对未知领域，比如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命运和巧合等现象的敬畏和好奇，另一方面则是弱小民族无力去更好地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条件，最终只能顺从自然法则，因此，一旦发生一些较为重大的事情，萨满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神的代言人能够向族人传递信息，安抚他们无知而纯洁的心灵。

　　萨满文化与生死观念是相辅相成的，鄂温克族人对生死的无知使他们相信神的存在，从而催生了萨满，而萨满的存在又冲淡了人们对生死的畏惧。鄂温克人敬畏自然，相信大自然是有灵性的，动植物和人类一样是神灵赐予的，自然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人类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被神赋予生命的含义，所以即使是被俘获的猎物鄂温克人也会举行仪式祈求其原谅再食用，与世无争的鄂温克族人给予所有生命应有的尊重。正是因为他们终年生活在原始森林中，所以与大自然有四季更替的规律一样，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也有了轮回重生的性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死亡不再浓墨重彩，而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同大自然的循环再生，死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死亡才有再生，才能达到生态的平衡。

　　萨满的存在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每当生与死发生，萨满都是人们希望的集中点，他们作为生死轮回的第一见证人，能够增强生之喜悦，冲淡死亡带给人们的震颤，也正是有了萨满，鄂温克人才能在不受外界打扰的历史演变中怡然自得地获得生存的宁静。

　　3.2 萨满的生与死

　　萨满作为特殊的神职人员能够与神交流，但最终也只是肉眼凡胎，除了偶尔显露的神性外与常人无异，因为他们只是通过仪式获得神的垂怜，所以在挽救生命的过程中存在萨满独有的自我牺牲精神。

　　书中的两位萨满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他们一生都在为别人的幸福奔走付出而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幸：尼都萨满为了做一位称职的萨满只能放弃爱情，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和别人结婚，孤独一生；妮浩在救治病人时不得不用自己最心爱的子女的性命来交换，从而逼迫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作出痛苦的抉择，痛苦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死去。

　　萨满有着普通人的情与爱，“我”的伯父尼都萨满和“我”以及姐姐列娜等小孩子的关系都十分要好，从来不摆长辈架子，“我”的弟媳妮浩和弟弟鲁尼的感情令人羡慕，和氏族其他人相处和睦，但在危难之时，萨满就会突显出他们身上的神奇力量与高尚人格。“他们在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中所体现的那种镇定、从容和义无反顾，是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身上最典型的特征。”[5]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可以说是在漫长的恶劣生存环境下所培养起来的民族的生命意志，也是集体的意志对于自然命运顽强抗争的集中显现。

　　萨满的每一次祭祀仪式都是和生与死密切相连，如妮浩面对着被鱼骨牢牢卡住喉咙几近窒息的“马粪包”时，完全知晓如果自己出手相救，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交库托坎就会代替“马粪包”死亡，这是责任和母爱的严酷较量，最终使命感占据上风，妮浩选择放弃自己的孩子救活毫无血缘关系的旁人，妮浩说，“天要那个人去，我把他留下来，我自己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萨满所做的一切都是遵从生死法则，一个生命注定要消失，萨满为了拯救他就要剥夺别人(一般是与自己有所关联)的生命，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迷信的影子，但更多的则是令人动容的牺牲精神。

　　[1] 安殿荣：《鄂温克族书面文学中的民族记忆》，《中国民族》2006年第4期，第15—17页

　　[2]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

　　[3] (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55页

　　[4]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5] 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第34-35页

　　邓佳琪(1990-)，女，汉，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研三，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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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5)12-0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