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婧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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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学接受看大众文化

　　薛 婧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学生产、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等领域。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观看。从大众对文学以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程度的接受可以看出，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大众文化；传统文化；文学接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特征和内涵。它宣告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也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学生产、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等领域。对于其兴起的原因说法各异，但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这是科技时代的成果；第二，大众在精神层面新的需求推进了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第三，新媒体的产生与经济利润的驱使更是加快了其发展速度。以上原因在这里并不做详细分析，本文主要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探讨大众文化。

　　近日，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执导、范冰冰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曝光了一款先导预告。在长度为150秒的预告片中，我们看到了色彩素雅、沉静的画面，其中不乏现实意味和幽默气息，这些都彰显出了冯小刚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仅如此，预告片中的故事场景都在荧幕中圆形得展开，给人以“管中窥豹”的感觉，这可谓是冯小刚的别出心裁之处。《我不是潘金莲》还未上映就热议纷纷，先前的各种“透露”已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这次公布的预告片更是引发了网友的众多猜想。据悉，这已经是刘震云继《一地鸡毛》、《手机》和《一九四二》之后第四次与冯小刚合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不断地被搬上大荧幕：《芙蓉镇》、《活着》、《红高粱》……韩国还拍摄了《许三观卖血记》。不同于以往的商业片，这类文艺片不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观众也通过这些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对古华、莫言、严歌苓、刘震云等作家及其相关作品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文学作品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群，并以电影的方式被他们喜爱和接受，甚至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生硬的灌输，大众文化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而且将神圣的文学殿堂搬到日常生活中来，这样看来，大众文化仿佛真的是大众的。以上所说的一切，都使得大众文化在出现不久就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赞誉和支持。但是，“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现象的大众文化，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和意义却不容许我们仅仅根据某些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1]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重要意义，我们更应该做出冷静的判断和深入的分析。

　　汉斯·罗伯特·耀斯是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者之一，他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的一段话：“有三类不同的读者：第一类是有享受而无判断；第三类是有判断而无享受；中间那一类是在判断中享受，在享受中判断。这后一类读者却是再造出崭新的艺术品。”[2]我想，在观看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过程中，观众基本上是处于第一类的状态中的，即“有享受而无判断”。究其原因，从表面来看，电影本身所展现出的光感特效占用了观众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他们被豪华的演员阵容、夸张的表演和搞笑或煽情的台词所吸引，跟着剧情一起哭一起笑，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再腾出精力去判断影片的质量。这里所说的“质量”并不是单纯可以用“好”或者“坏”来形容的，而是指影片的内涵以及所要传达给观众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由于电影的受众范围十分广泛，不同知识层面的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2014年，张艺谋将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打着“生离死别，旷世之恋”的标语，成就了一曲“老来多忘事，唯不忘相思”的爱情绝唱。电影虽然获得了过亿的票房，但大部分观众看过之后仅仅是流下了几行眼泪，附带上几句“好感人”之类的评价。巩俐和陈道明精湛的演技触动的只是那部分观众的肉体，还未到达他们的精神层面。而对于专业的评论人士，或者退一步讲，对于那些读过小说并且对中国文学有一定了解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拍的并不十分成功。小说《陆犯焉识》深入历史，讲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历史境遇中的无力感和精神困顿，以及过后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着重表现了特殊年代的苦难；而《归来》只是保留了原著的部分情节，将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变成了一首爱情的赞歌，在思想上并没有进行太过深入的挖掘。这一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我个人认为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国际的政治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走向了世界；而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东欧，却发生了剧变。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世界是躁动不安的。不仅如此，这个狂热多变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使其表现出了狂躁、肤浅的一面；与此同时，现代化也带来了世俗化，那些被意识形态文化长期压抑的部分开始觉醒。韩剧美剧、日本动漫等相继进入中国，在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文化市场出现了包容和多元化的特征。不同文化理念的相互碰撞和多元文化的逐步融合唤醒了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个人觉醒”和“个性张扬”开始展现。这一时期，王朔的“痞子文学”中塑造的一批顽主或者说痞子形象被年轻人奉为时尚，成为文坛突出的人物形象代表，他们自视甚高却又在口头上自轻自贱，体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共有的精神特质。王朔以戏仿的方式颠覆着现存的文化秩序，以反讽的新式文本挑战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向传统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形式宣战，他本人也作为当代文坛世俗化写作的作家一炮而红。另一方面，影视文化逐渐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所表现的不是虚幻飘渺的江湖，就是尔虞我诈的宫廷，亦或是大都市奢华的上流社会，越来越缺乏真诚的人文态度。从中心思想来看，表现的一般都是不切合实际生活的王子和灰姑娘冲破门第阻挠的爱情以及豪门奢侈糜烂的生活享受，所反映的价值观也逐渐偏离了中心轨道。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开放性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译本序的开篇就写下了如下文字：“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3]当下，飞速发展的经济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使人们的审美要求加快了步伐，快餐式的写作和阅读让生活变得浮躁，文化也面临着被商品化的过程，人类正经历着一个文化与精神流放的时期。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经典名著，“在判断中享受，在享受中判断”。不止一位同学曾经说过自己最喜欢看的书是那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书，而网络小说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类似《何以笙箫默》、《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网上高点击量小说一经出版就被抢购一空，而四大名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等大部头书籍却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因为阅读文学经典需要仔细揣摩、品味，这样缓慢的节奏是很难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快节奏的审美要求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里，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4]大众文化代表的是一种与传统文化相对的文化类型，兴起后就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被人们广泛接受。就在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2007年，亚马逊网站推出了一款电子书阅读器——Kindle，用户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使用Amazon Kindle购买、下载和阅读电子书、报纸、杂志、博客以及其他电子媒体。低耗省电、保护视力、显示效果接近纸张、便于携带等优点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一时之间，电子书成为畅销品。不知不觉间，人们的阅读习惯在慢慢地改变，只要有电子阅读器，在有网络的前提下，就可以阅读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作品。文学经典被“电子化”，这对于实体书的购买力度未尝不是一次冲击。

　　大众文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至今，以飞快的速度被人们接受，更以其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电子书阅读器的出现或者是影视剧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使得文学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这对于大众知识面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也正因为此，人们对知识的接纳开始变得肤浅，求广而不求深，在看电影或电子书的时候多用“眼睛”看，而很少用“脑子”想。如果能将大众文化在传播方面的优势和对文学知识的深入理解恰当结合，或许像开始耀斯提到的中间那类“在判断中享受，在享受中判断”的读者会越来越多的再造出崭新的艺术品。

　　[1] 张汝伦.论大众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2] 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51页.

　　[3]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 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337页.

　　薛婧(1989-)，女，汉，山西晋中，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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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5)12-00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