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玲玲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

　　略析《传习录》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及其意义

　　沈玲玲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知行合一”被看作是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对知行合一的研究自然也构成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让每个人都按照良知去做，与万物一体，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

　　王阳明；知行合一；心；知行本体；知行工夫

1 “知行合一”思想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对知行合一的研究自然也构成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其中包括:“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未有学而不行者，不行不可以为学”等等。那么，这些命题的确切哲学意涵是什么?从中是否可以概括出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旨?一些人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这句话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唯一宗旨，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可以概括为这个命题，而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个说法只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一个方面。

　　(一)好恶属行

　　在一般情况下，阳明所用的“知”、“行”概念与传统并无不同，前者属理论范畴，后者属实践范畴; 前者与认知有关，后者与行动有关，总之，二者边界比较清楚。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阳明所说的“知”、“行”，却似乎超出了平常的理解。比如，他将“好恶”当作“行”。

　　人见好色自会好，闻恶臭自会恶，好好色与恶恶臭都是人体当下的生理反应，见与好，闻与恶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隔。可以理解为一种瞬间反应。王阳明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他将见好色、闻恶臭归为知，而将好好色、恶恶臭归为行，对知行的这种用法，恐怕就不是一般人能理解与苟同的。好、恶通常被看作人的心理情感，与通常被理解为形之于外的“行”相去甚远。从王阳明“已自好”、“去好”、“已自恶”、“去恶”这样一些措辞看，他似乎是把“好”与“恶”理解为好恶情感的发生，从而将它们当作“行”(行动，行为)。王阳明自己显然认为，心理活动完全应当视作行，人只要动念就意味着开始行动了。“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这个命题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含义。

　　(二)念动即是行

　　先来看这个命题出现的上下文: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在王阳明那里，知行之间并不存在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种相对固定的界限，当我们还在困惑于为什么他将平常归为心理活动而非客观行动的“好恶”纳入行的范畴时，王阳明走得更远，他径直宣布，“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

　　(三)念动是知，亦是行

　　门人有疑知行合一之说者。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人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不是只晓得个孝字弟字，遽谓之知。”先生曰:“尔说固是。但要晓得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

　　由此看来，王阳明完全了解通常关于知的那些看法，他要做的似乎就是要拆除横在知行之间的壁垒，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如果仔细推敲王阳明的有关论述，我们又会发现，被他划入行的那部分知，准确地说，应该是意向。

　　(四)意是行之始

　　被王阳明当作行的那种知，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意”(意向或意图)。试看下面这段话:

　　夫人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意是行之始”这样的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他之前说过的“知是行之始”。除非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在王阳明那里，知与意并无分别，否则，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王阳明所要表达的意思。为此，我们要先研究一下“知是行之始”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

　　(五)知是行之始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前面有“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两句，表明它们在意思上是关联的、相近的。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知指挥行，行执行知。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知是行之始”的话，那么，它的意思无非是说:“行”由“知”指引，既然行动的指令是从“知”那里出来，因此，可以说，行始于知。这里的“知”更接近“指令”、“决策”系统。不难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意”(行动的决心或意向)。换言之，当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他所要表达的也非常接近于“意是行之始”，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行动以知识作为基础”那样的意思。那种观点恰恰是王阳明所要反对的。

　　在关于行路的那个例子中，王阳明的看法显得奇怪:在亲身经历之前，人不可能先了解路之险夷。对此我们很容易提出反驳:除非这里的人是指开天辟地的第一人，否则，一个人总是可以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而不必事事亲历亲为。从阳明自己的观点来看，知食乃食的例子所反映的应当是“行是知之成”这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知食味之美恶”之“知”，显然是经过行(实践)之后的知。固然有关食味之美恶，有待于入口后方知，但不能说，在入口之前，人对此食毫无了解(知)，至少觉得其可食。否则，人怎么会对这个东西产生欲食之心呢?

　　当然，王阳明可以自己定义什么是知，什么是行，只要他自己没有混淆就可以。可是，必须承认的是，王阳明在说明他的观点时存在举例不当的问题。他举的饮食、行路的例子，与他真正关心的道德实践并不完全吻合。因为只有在后者那里，意欲(desire)或意愿(will)才上升为一个突出的因素。

2 “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经过千百年而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中不断得到论证、丰富与发展。当然会有人认为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维护民族统一、社会稳定与道德维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即使它走到了穷途末路,也会有许多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接过这面大旗继续给予有力的论证。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中国的孔子、老子充其量是道德讲师,而不是思辨者。这话让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直至今日都不能释怀。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从孔子开始就带有浓重的道德教化的色彩。回顾历史放眼当代,中国是一个道德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身体里的精神血液使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谈道德讲道理。但是有嘲讽意味的是中国又是一个道德缺乏的国家,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领导层提出的“八荣八耻”的号召和民间提出的“第三次儒学的复兴”的口号，以及十八大报告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向的道德性与现实的道德性的脱节,它们之间缺少了实践这个桥梁。“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向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王阳明讲:“知以行为功。”也就是说,道德不仅仅停止为善的动机,还需借助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意向的道德性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为现实的道德性。王阳明发现知识的积累与道德修养的提升并不成正比。王阳明看到了求知与修德的差别与联系,在道德修养中“道德的进路与知识的进路是两条不同的进路”。这个认识是符合道德修养实际的。王阳明逐步认识到并不是最有知识的人就最有道德,也不是毫无知识的人就毫无道德,他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余英时先生在其《论戴震和章学诚》一书中提到:“……王阳明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和朱学奋斗之中,他心中最大问题之一还是如何对待知识,如何处理知识?”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王阳明以孝悌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晓得说些孝弟得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他反复强调只晓得说些孝悌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悌,懂得孝悌又实际的体现于行孝行悌的过程,将具有的孝悌的德性转化为行孝行悌的德行,也就是要言行一致,认识与行动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道德修养实际中知行脱节问题。对于今天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道德相对滞后的社会来说,也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道德水平的提升。王阳明一生坚持道德修养。践履“知行合一”,虽然未能挽救道德沦丧于狂澜之中,但是这一理论确实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可操作的修养方法,对于今天的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1] 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王阳明全集(套装全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01.

　　[2] 王阳明(著)、高崖子(译)：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06.

　　[3] 方旭东：意向与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哲学阐释，社会科学，2012.05.10.

　　[4] 王学群：王阳明《传习录》知行合一说新探，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30.

　　B248.2

　　A

　　1672-5832(2015)12-0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