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波

　　“尽管对于煤矿工人的苦和累有一定心理准备，但是当我真的走下矿井，走近那些煤层般厚重的矿工老哥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几次与那些矿工兄弟抱在一起痛哭。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想匍匐在他们脚下高呼万岁的感受。”作家杨启舫说，他的长诗《矿工万岁》在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上获特别荣誉奖。

　　中国作协、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是全国煤炭行业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每五年一届，自1984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七届。“乌金奖不仅把更多优秀煤矿文学作品推向社会、推向文学界，更坚定了无数煤矿作者的文学创作信心。”中国作协副主席、乌金奖组委会主任陈建功在介绍本届评奖工作情况时谈到，本届获奖作家中，有多年耕耘文坛、专注煤矿题材的老作者，也有新近崛起的文坛新秀。“这不仅显示了煤矿题材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也体现了煤矿作家生生不息的传承。”

　　煤炭行业是文学的富矿。伴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和煤炭工业科学发展进程，一代代煤矿作家笔耕不辍，一批批煤矿文学精品应运而生。“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获奖作者犹如群星般灿烂，他们中既有像刘庆邦、周梅森等从煤矿走出来的著名作家，也有大量以辛勤的写作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画卷和延续中国煤矿文学澎湃生命的基层作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需要大批扎根矿山、扎根矿工、扎根生活沃土的煤矿作家，讴歌时代、讴歌英雄，抒写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精神风貌，歌颂在百米井下为全国人民采掘光明的人，这是广大煤矿文学工作者们的光荣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们的期待。

　　本届乌金奖获奖作品里，有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亚东的《风起毛乌素》、荆永鸣的《北京时间》、夏榆的《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闫桂花的《兰成走了》、海佛的《小车里的煤田》等。这些优秀的煤矿文学作品，在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庞崇娅看来，“像是一扇扇窗，让全社会看到了奋战在地心深处的煤矿工人的奉献与甘苦”。

　　山西同煤集团的闫桂花是一个矿工的孩子，她没有高学历，她的散文《我的父兄是矿工》《母亲的收藏》曾获第四届、第五届乌金奖，短篇小说《父亲和公爹》获第六届乌金奖。中篇小说《兰成走了》的创作初衷是她拷问自己的一个命题：矿山救赎死亡之后，矿山人该怎么存活？“后来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救赎死亡之后，新的救赎一定会诞生。生命如此奔流不息，美好的东西如同接力的火炬，人生的温度用良善来提升。”闫桂花说：“煤矿文学小说的种子必须种在朴素的地方。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小说的种子，没有悲悯生命的情怀，煤矿文学就没有立足的根本，而有了悲悯生命的情怀还须有朴素意识的关照。这就是煤矿文学创作的朴素情怀。”

　　老井的诗歌《地心的蛙鸣》获奖，他是安徽淮南矿业集团的一名井下工人，下井31年，写诗33年，从事过井下的多个工种。“我的大多数诗歌都是煤炭诗，熟悉诗歌的人都知道，其实煤炭诗是很难写的。八百米地心深处封闭、狭小的空间太限制人的想象力，让诗人的思想不能够天马行空。”老井认为，井下可以入诗的意象很少，煤炭、岩层、采掘机等物象，每出现一次，如果不被赋予新的生命意义，那创作不能算是成功的。“与辽阔壮丽的地表世界相比，地心的诗歌元素真的是太少了。地面上一朵桃花带给我们的诗意，肯定比采煤工作面上的十根液压支柱要多得多。”

　　对于煤炭行业的基层作者来说，“乌金奖”的设立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杨启舫认为，这个奖项和社会上许多浮华、虛幻、娱乐至上或者只在沉溺于个人悲喜、满足于象牙塔里高冷范儿感觉的奖项形成鲜明对比。“那些真实质朴、带着地层深处煤炭那种温润感觉的作品，需要有更多的“乌金奖”来鼓励他们。有时候在寒冷中，一盆泛着红光的炭火远比现代化的空调暖气更富有质感和人间人情味和烟火气”。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中国煤炭工业科学发展的时代洪流中，煤矿文学应该如何发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嘉琨表示，煤矿文学不能离开矿山，更不能离开矿工兄弟。只有扎根煤矿，才能写出感人的煤矿故事；扎根生活，才是支撑文学艺术生命的根源。广大煤矿作家有责任、有义务为500万煤矿工人抒写、抒情。要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深刻提炼矿山生活，表达矿工的内心情感，塑造出自信、文明的矿工形象，描绘多彩生动、有情感、有梦想的矿山生活，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文艺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