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爱好文学，十五六岁就试着写一些小文章，那时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文学。刚开始自然是退稿信雪片般地飞回来（那时报刊退稿）。失望之余我并没有灰心，而是不断地用写作来磨砺自己，可以说是“屡败屡战”。 1975年，我在《河北文艺》发表了第一个很幼稚的短篇小说《新芽》。本来应该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圆我的文学之梦。然而，事情并没有向着期待的方向发展，我像一颗流星般闪了一下就消失了。那时10年“文革”结束，打倒了“四人帮”，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重掀经济建设高潮。我受“三突出”框框影响，一时转不过弯来，在创作上陷入困惑和迷惘。再加上考学、娶妻、生子以及工作和琐事羁绊，我迷失了自己。我甚至怀疑过我到底有没有创作天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像一只蛰伏许久被春雷惊醒的蜜蜂，在春光中飞出来。我重新拿起笔，恢复了创作。不久，一些短小的散文开始在报刊发表。2002年出版了散文集《生命坐标》。我内心深处并不满足于写这些短小作品，我的理想是写小说，用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时代的脉动和人间的离合悲欢。于是我写了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赵南星传奇》（赵南星是明代清官，祖籍河北，官至吏部尚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好几个出版社也未能出版。我不甘心。山重水复之际，我开始写中篇小说。几经周折，终于陆续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至此，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终于能在刊物上发表较大的作品了，这更燃旺了我心中的创作热情。于是，厚重、丰富的生活经历和身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便纷至沓来，写作也顺畅了许多。我像孩子一般欢呼雀跃。我想，作家同其他职业一样，也是需要鼓励的。我相信，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做一个生活的忠实歌者，不负时代重托，用手中的笔，为广大读者写作、歌唱。
最后，谈一下这篇小说。我长期在机关工作，对同事间为职务的争斗见得太多了。在机关，职位作为一种资源是有限的，而竞争者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官场将永远充满为职位的争斗，有明有暗，有公开有隐蔽，有时比较温和，有时则是比较惨烈的。同一机关难以产生真诚和友谊，没有滋生真正友谊的土壤：因为彼此间很可能是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所以就有了小说中作为牺牲品出现的任伯轩，强悍、狡猾的张云龙和金镇虎。晏志鹏虽然是靠写材料上去的，人并不坏，但在坏人引诱之下，也助纣为虐，加入了“倒任”的行列。这些人凑到一起，在局长换届前夕，上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机关里也确有像褚飞鹏之类的投机者，他们靠讨好领导、见风转舵、“会来事”而飞黄腾达。然而，过分聪明的他们，却仍不免因“桃色新闻”而面临“倒灶”的命运。像郑会斌之类的“两面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在领导面前低头哈腰，在下属面前则是一副趾高气扬的丑恶嘴脸。我深切感到，生活本身太丰富多彩了，尽管我试图认真地表现它们，仍未能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生动灿烂。以后的岁月里，我将努力体验生活，思考人生，尽力写出恰切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