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一位做书的朋友想出我的一套中篇小说系列，他说特别喜欢我的中篇，并问我怎么看？我倒觉得，我的短篇更值得玩味。比如这篇《白沙门》，原本是可以写成一个中篇的，后来却改了主意。在我这里，确定小说的长、中、短，从来都不取决于小说的篇幅，至少不完全是，而是小说的意识。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的《阿Q正传》，也就两万字出头，可怎么看都是一个中篇的架构;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差不多接近两万字了，但还是一个短篇。汪先生曾说，当初也有人劝他，再撑过几页纸就是个中篇了，汪先生没有这么做，觉得他要写的就是一个短篇。由此看来，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特定形式。短篇小说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作者的经营一定会煞费苦心，才可能于有限中去企及无限。这种形式，有点类似传统中国画中的小品，小品之小，不在于它的尺幅，所求的是寥寥数笔，尽得风神。小品放大了也不是巨制，小品就是小品，很纯粹。但这几笔是要命的。

　　好的小說，作家只能写出一半，另一半是读者完成的——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如同一杯茶，作者提供的只是茶叶，读者则是水。那么，一杯好茶的诞生意味着上等的茶叶和适度的水的一次完美合作——这里的度，既是程度更是温度。这一观点虽然强调了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参与性，但对作者的要求更高。哪些是必须的表达？哪些是有意的深藏？哪些是读者可能的联想？如此等等。绘画中有计白当黑，音乐中有弦外之音，写作中有“冰山理论”，这些都是所谓的留白。

　　小说可以写深，但不可以写透。

　　比如《白沙门》，除“我”之外，简单的三个人物，没有过多的刻画，但有结构的铺垫。1994年4月7日那一天里，这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同寻常的角力，仿佛如眼前的那片海峡，面上看似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流涌动。那一天对这三个人都意味深长，有人沮丧，有人绝望，有人泰然自若。随着故事的发展，你会觉得这三个人的境遇与心绪于不知不觉中都发生了变化，但依然还是有人沮丧、有人绝望、有人泰然自若，只是角色发生了转移。直到最后一句，读者在惊讶之余会立即重返文本，这才隐约意识到，原来之前发生的故事中已经布下种种暗示，原来早有人幕后导演了这幕戏，布下了这个局。

　　但这或许只是一种可能，我相信读者会有更为精彩的解读。

　　这些年来我的小说写作总是断断续续、写写停停。我已经十多年不写小说了，究其原因也很复杂。丁酉年我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安庆，想今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书画——我曾说过，六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但还是经不住一些杂志社朋友的热情邀约，所以也就陆续写了几个中短篇。这次《清明》的邀约，我自然不可以推辞。我对这份杂志是有感情的。1988年，《清明》发表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日晕》，其时我刚满30岁。这部小说随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贯雅出版公司相继出版，并获得了“《清明》文学奖”。回想起来，34年不经意间过去，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好在我还记得，我确实是活在今天。那就遵循一贯的原则：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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