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是沙?
闪烁在宇宙间的点点物质，诉说着人类永恒的童话；
那不是沙，
它是诗人心灵的晶体，
洗濯于时代的潮汐，
折射了历史的光华。
——题记
《那沙文集》(三卷本)以洋洋一百一十万言和世人见面了。我们谨向那沙老人致以祝贺。要写出对这部文集的评价和理解，那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事，这里仅就读《诗歌卷》的一点心得体会，求教于作者和读了这卷作品的同好们。
那沙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发轫于三十年代中期，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他自己说，“出于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革命事业的憧憬，出于恨外敌之压境、哀民生之多艰，开始写些诗歌、小说等作品。”(《那沙文集·序言》)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那沙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作家一样，一刻也没有离开时代的主潮，他与革命，与建设，与二十世纪的历史风涛完全地结合在一块，时代影响了他的命运，也塑造了他的人格，浇铸了他的诗魂。他“迎着阳光／披着月色／享受过／丽日，甘泉／经历过／阴霾，风暴／走啊／一往无前地向前走／留下，留下／深深浅浅的足印。”他的诗歌，也许有些还烙印了不适宜于艺术圆满发育的某些历史时期的局限，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与祖国和人民共同着生命的过程中，他凭着战士的赤诚，追求真善美，鞭扑假丑恶，建树了革命人生的一座诗碑。
那沙的诗歌体现了几十年间先进战士献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现代化的高尚情怀。抗战时期，他的诗歌高奏着“中国进行曲”。他打破狭窄的地域界限，在人类反法西斯的广阔视域里抒写进步人类的情怀，《响了，法西斯蒂丧钟》，礼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称赞他们“是世界和平的堡垒，／是人类新生的基地”。那沙这时期还特别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中的觉醒，《醒了，这古老的山庄》一诗，描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一个小山庄里的选举。庄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罢免了对“抗日的事儿瞎推搪”，“假公济私／自家地亩少报账”的庄长，选举热心公事的二福子代替了他。诗人歌唱道：“啊，醒了／这古老的山庄”。见微而知著，礼赞的是一个山庄，更是我们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也正因为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主潮，所以他这时期的诗歌充盈着战斗、乐观的调子，为苦难所孕育，却昂奋着脱却苦难与苦难绝缘的美学精神。
全国解放以后，在最初的十七年中，那沙也如同那个时代的歌手一样热情讴歌建设中的祖国，催动长江、黄河奏起巨琴，击起金鼓，“随着天安门上红旗的节拍／向四方播送我们壮丽的歌”。因为诗人是从战争的苦难中走来，深知革命传统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这个时期他诗歌中总是轰响着一个庄严的呼唤：把昔日革命者鲜血凝成的“殷红的花瓣”拾起。《故地行》中，诗人由父子两代人的承接，发现到的是先烈们的事业和精神在新时代的传递。《悬剑山》中，昔日英雄辟山开路的地方，诗人“不去欣赏传说中的怪石”，“要探寻当年革命的遗承”，他由当年积淀下来的氤氲，深情抒写道：“我爱那挺拔苍劲的老松，／伴着一片欣欣向荣的幼树；／我爱那奇峰好比英雄屹立，／守望着山下绿野翻浪无限春意。”《你早啊，群山》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寻访老区，从群山、革命历程、战士之间发现了其中内在的联系，在黑夜逝去、旭日初升的时候，他体悟到脚下群山便是“这大地的美丽的心灵”、“这生命和希望的象征”：
是群山展开臂膀，开辟过多少无敌的战场；是群山连成铁屏障，抵挡住翻腾不息的惊涛骇浪。正是群山啊，在苦难中孕育希望；正是群山啊，在黑暗里催唤着朝阳。
群山被意象化、人格化，不直言革命和战士，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对山的精神品格的礼赞，恰是礼赞现代民族的脊梁，因此也就格外在接受者心中唤起对峥嵘岁月革命事业和一代英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
新时期开始后，那沙的诗歌创作迎来了又一个青春期。依然是火热的战士情怀和人民之子的心肠，但历经社会巨创和思想解放运动，他的诗情更为丰厚；依然是意气飞动，但深合了历史性感悟和隽永的理趣。他把人民无尚的观念化为新的诗美光华，崇仰“初升的旭日”和温情的“夕阳”，更赞美“光的伟大群像”——“光华闪灿的群星”。(《光的遐想》)他警惕历史的回流，经过白帝城，有感于历史变迁中君权神圣、君权神授的推演，告诫今天的人们：“再也不要幽魂复活，／延续那无形的连环阵”。(《无形的连环阵》)他不拘泥于旧物，凭吊聂耳，听到的是人民音乐家这样的叮嘱：“真正的珍惜决不是对旧的因循／而是应该唱呵唱出一代新声。”(《聂耳墓前》)他真诚坦露与后辈人的差异，感慨到了古稀之年，“没有学会怎样做父亲”，又呼吁打破隔膜，要有对信仰的坚定，为此那历劫难而坚韧不拔的巨松便受到推崇：“看，一场特大的风雪悄悄休停，／它轻轻耸了耸肩，把腰身微微一挺，／默默地抖落了头上沉重的积雪，／显得那样泰然，显得那样镇定。”(《松》)他心事浩茫，却又弃绝清谈空想，热心赞美务实的创造世界的“手”：“一双双聪明的手刚劲的手：／沾着泥巴的手，沾着油污的手，／沾着墨渍的手，带着专用手套的手……”(《谁呵谁……》)尤其令我们注意的是，诗人这时期的不少诗歌特别敏感于残损、断裂一类意象的创造，他由这些寄托了深邃的历史感悟和忧思。在《梦幻曲》中，他借着一场幻梦重铸赫拉克勒斯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突出勇士因震慑于天帝的威严，仅仅“一阵沉吟”致使盗火者的手依然套着一只未被击碎的铐环。诗人以美写“丑”，刻画了这只铐环的具体形象：
奇迹呵，黝黝手铐的狰狞模样，
竟然转眼变成金镯在闪闪发光，
还坠上了一块悬崖上的石块，
让它随时发出美妙而清脆的音响。
尖锐的反讽，令接受者的灵魂为之颤栗，它启示尚处在短暂徘徊中的人们，思想的闸门应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彻底洞开。《传说：有一个石工……》也是由此而显得忧思的神圣。诗歌诉说了一个创造未来的故事。一个石工——美的创造者，要雕塑一尊至真至善至美的魁星形象，遗憾的是因为一片阴影遮住了眼睛，最终导致功亏一篑。但他没有就此颓唐，而是倾诉重新创造的激情，要随着辽远的昆池波涛，“去寻求更聪慧更执着的人／由他雕刻一颗更为灿烂的星星!”它包含了经受文革内乱之后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坚持和强调的是奋斗不息，信仰不变，他热望这个民族的人们都能葆有这份情怀。这些诗篇包蕴了深厚的历史容量和划时代激情，是唱着“奴隶之歌”，“集结在解放的阵营下去誓死抗争”的诗人青春不老的力证。
那沙是一个自觉意识到诗歌艺术特征的诗人。早在四十年代之初，他在《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正确指出，诗歌创作忌讳
“只是一些原则的抽象的东西”，要有“活的形象和真切的情感”。它“应该着力把握那尖锐的、最能使人激动的情感和形象。因为诗，通常不能如同小说或戏剧那样可以多方面地去描写和叙述，尤其是抒情的短诗，更应该紧紧把握那能使人感动的发光点和意象。”过了四十年，在一次巢湖诗歌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说：“诗人应当根据自己的禀赋和特点，去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去追求和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应该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也就是说，去追求和创造艺术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独特的东西。”从看重诗歌的情感性、形象性，到强调诗歌的精神个体性和独特性，他总是关注着诗歌的本体特征。这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几十年来，他总是把自己的理解努力贯彻到创作实践当中。
可以说，他的那些优秀诗篇无不是情感性、形象性的凝结，无不是他的独特发现和精心融铸的结果。而且，对于这样两个方面，他坚持着寓情感性、形象性于个性独具的发现和创造之中，“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以致吟诵之间清新雅健，意外惊人。譬如泉水，六十年代的诗人多有歌咏，有的颂之以“琴音”，有的引发出饮水思源的感慨，有的想起了源远流长，那沙的《山泉》在众人之中又能独辟蹊径，他发现的是，它“踏着本来没有路的路”，“好象一番心事总未了，／百折不回地奔流再奔流”，让人们格外领略了辟荒斩隘的精神。《笛声》抒写新中国农村中老牛换上拖拉机的新气象，但诗人不是满足于对这一现象的描绘，而是看重这一更换过程中人的精神状态。他敏锐地摄取年轻拖拉机手靠在拖拉机旁吹奏旧时竹笛这有意味的瞬间，把历史和现实联结了起来，开掘出富有历史感的当代建设者的神圣情怀。
新时期以来，那沙的这一艺术品格更使他的诗歌秉异溢采。重访故里，这对于一个进入老境的诗人该有多少事要诉述，但他在《忽然，我发现……》一诗中，特别描写的只是一群孩子攀登陡峭山崖这一看似平常的事象，诗人写道：“我发现，终于发现／紧靠着那轰鸣的飞瀑／一片山岩陡峭、突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正在奋力攀登：一步一步／虽然十分艰难却在互相鼓舞。”更有意思的是，诗人在诗歌结尾出人意外地说：“呵!我真想高呼／‘孩子们快止步!／但是一转念却又把话儿收住。”这里浓缩了诗人少年时代的情感记忆和对少年一辈的爱怜与理解，更浓缩了他历经漫长岁月之后对人生的感悟，他由此把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理解真诚传达给年轻的人们。在《森林一景》中，诗人不歌唱直立的树木，而是别具只眼，把目光投向一棵被风暴掀倒在地的巨松，他集中诉述了这棵巨松与它周围事物的关系及其变迁。它被掀倒在地，“精乖的松鼠／从这里走开了／歌喉婉转的鸟儿／不再在这里歌唱／曾经在这里越冬的黑熊／也不知走到何方”但是曾经和它相依为命，并为它的成长“而献出生命的落叶／枯枝、沙石和土壤／却还是那样执着地／牢牢集结在它的根须上。”这是令人灵魂震撼的发现，人间的冷暖、世道的沧桑，都被浓缩在巨松推倒之后的遭际之中，诗人的感慨、忧思、哀伤和愤懑都一齐概括了进来，他因此集中鞭挞了社会生活和人性世界毫无信仰、毫无原则、毫无操守的假丑恶，于无限浩茫的感慨间，寄寓了醒世、警世的良苦用心。另外，我们在前面评述那沙新时期敏感于残损、断裂意象营构的那几篇作品，也都因其独特奇警而透发着艺术魅力。
那沙是在抒情诗和叙事诗两个领域都取得成就的诗人。他的叙事诗也如同抒情诗一样，重视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借彼物理，抒我心胸”。(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八》)他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叙事诗创作自然吸收了戏剧艺术讲究矛盾冲突的设置，使情节富于传奇性的特点。但是讲究传奇性而不滞于事，重在借矛盾冲突突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强化诗人的情感评价。《英雄岩》截取生活的一个断面，把志愿军英雄赵义置放在独自坚守驼岩高地的逆境中，通过众寡悬殊的矛盾，集中揭示他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唱出了一支豪迈的英雄颂歌。《金桂之歌》所叙事件的时间跨度长，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背景上刻画路妹和华焱的爱情，颂扬了一代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境界。诗歌的构思未能跳脱解放以后反右、文革等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但抒情性依然十分强烈。究其原因，一是诗歌以金桂树的传奇遭遇为线索，赋予金桂树以事件的见证人、人物命运和性格的象征、推进情节叙事抒情的触媒等多种功能，使其以特有的诗意芬芳牵引全诗，笼罩全诗；二是在曲折多变的故事进程中不失时机地尽力开掘人物的心理世界，譬如“华焱之梦”、“路妹之梦”等情节的设置，既丰富了人物性格，更加强了诗歌的情感力量。
读那沙的诗歌，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沙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诗歌的激情，甚至在步入老年之后诗艺弥进。而且，诗人队伍里艾青、绿原、牛汉、郑敏、丹辉、苗得雨等一批老诗人都大抵如此，他们诗心不老，不少人到了晚年还造就了创作道路上的高峰。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一代诗人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运动中确立了崇高远大的社会人生理想，始终置身在历史运动的前沿，始终与我们民族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声息相通命运与共，就是说时代、人民造就了他们丰沛的、不可穷尽的诗情。那沙总结自己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说：“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奋斗的道路。”(《那沙文集·序言》)他从广州起步，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到转战山东、东北，到驻足安徽大地，眼前总是被“永远闪烁心灵的星光”招引着，以至培育了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战士情怀，以至即使离休退位，“对文学创作不仅情未了，而且意趣更浓。”这就又令我们想到新时期诗坛上的一些年轻探索者，他们起势很猛，宣言也很辉煌，但一阵浪过，有的人昙花一现，有的人不断重复自己，往狭窄的路子里钻，终于被人遗忘。这恰与那沙那一代优秀诗人构成了鲜明对比。原因自然可以列出几条，但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疏离了那一代诗人置身历史运动前沿、与人民血肉相联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有志于艺术创新的人们应该切实地从这里出发，联系前辈诗人的经验深长思之。
责任编辑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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