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初始时期,一抹阳光射进洞穴,洞穴人看到自己的影子,从那时候起,人类就开始寻找人自身的意义。康德说,对于人类来说两件事是神圣的:面对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今天,人的生存环境、状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总要对人的“生”的意义、存在的意义作形而上的寻思。康德的话具有永恒的启示。
1997年lO月在“孙志保作品研讨会”上,我见到业余作家孙志保。他憨厚的样子让我吃惊。真的,你休想从他嘴里掏出一点儿关于他是如何如何创作的花言巧语。想起王蒙在他的新作《狂欢的季节》开头有一段很有趣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的父亲都像窝囊废,而所有的儿子都像是轻飘飘自作聪明而且呼天抢地的弱者。”我怀疑他是在讲当代文坛中的某些状况。对照孙志保,他绝没有像王蒙所说的“轻飘飘自作聪明而且呼天抢地”,他憨厚得就像他脚下的这块沉默的土地。
作为一个业余作家,他为什么要写作?这是我首先想知道的。孙志保1966年出生于安徽涡阳,198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一直在家乡的县委组织部做文字工作。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有中篇小说《黑白道》、《盼望潇洒》、《父亲是座山》、《心情》、《葵花朵朵》、《温柔一刀》、《灰色鸟群》等60万字问世。中篇小说《黑白道》、《父亲是座山》、《葵花朵朵》、《温柔一刀》、《灰色鸟群》先后在《清明》等杂志上发表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黑白道》、《温柔一刀》分别获第三届、第五届“安徽文学奖”。《温柔一刀》被多家报纸转载,收入《1999年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编》。日前,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他出版了小说集《黑白道》,其中收入四部中篇,该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孙志保创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交给读者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他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透露了心声。他说:“我已陌生了以口语探讨人生社会的习惯,所幸我手中的笔得以挤身于剩下的探讨方式中。”心灵本来就是意义的寄宿地,他是要用自己的心灵来探索人的“生”的意义。他深知,“在商品社会中做一个文学作者确实很累,而我,已觉得自己太累了。但是,说一句实在话,离开文学,也许比现在还要累。”这三个“累”字是他心态真实的写照,泄露在他的作品中。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是“脆弱生命的喃喃叙语”。孙志保以他的“累”写成的小说在无数次生存体验中,留下了“存在的勘探者”的沉重足迹,留下了对“生”的痛苦、谛听、思寻、期盼的回声。
对峙:时间的消蚀与空间的支撑
正如一位后现代诗人吟唱的“我羁绊在时间中”,孙志保的作品弥散着一种对时间的焦虑。日常生活的时间无形地侵蚀着人的生命,这是孙志保对他生存其间的小城镇当下状态的特有感应,他以小说文本的话语,构筑自我心灵空间的支撑。
回归“生”的单纯、明朗、通畅,也许可以看作现代人对摆脱不断陷入无力庸俗的日常生活的一种乌托邦渴望。“生”的单纯、明朗的常态又表现为“生”的初始状态,这时生命与时间是和谐同一的。孙志保的“文本无意识”叙述就是从这里开始。他叙述的声调,让读者一开始进入文本时心情特别的清澈。请看他第一个中篇《黑白道》开头的叙述:大学生小五爱上下围棋这一行儿是“属于偶然”,因为书店老板硬搭他一本“特价书”——《黑白世界》,从赌气扔到一边到后来看入了迷,干脆花三块五毛钱买一副泥作的棋子,开始了他的“围棋”生涯。生活一开始,就这么简单,简直与初民时代人的生活有赖于“偶然”那样的单纯。《盼望潇洒》开头写道:佳星在寒假中认识了小敏,小敏姑娘在雪地里一站,“犹如一株纯朴可人的美人蕉”令佳星想入非非。“生”的开始是如此的美好,佳星盼望很快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葵花朵朵》一开头的叙述更具有深刻隐喻的味道。葵花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烙下了特有的包含民族、时代、个体的生命文化意蕴。孙志保用质朴明快的语言写道:“三王村沟头地脑村前村后院里院外全种满了葵花,两三个月的时间便撑开了大的黄花,结出水仁。太阳出来的时候,葵花便随着它由东向西慢慢转,转成一道铺天盖地的景致,令三王村的人心情舒畅。”这一幅地道的风景画在孙志保的笔下却充满了语言的张力,它暗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生”的姿态的执着、热烈、明朗。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生”又常常表现为生命与生命的交往。请看《温柔一刀》一开头写林子过十三岁生日时的景象:“对林子来说,十三岁生日这一天与以往的日子没有两样。天很蓝,白云很淡,阳光铺洒在整洁的校园内,让人感到美好与诱惑。微风轻轻的吹着,小鸟儿在树枝上鸣转,林子甚至认出其中的一只昨天这个时候也来过,而且,唱的是同一支歌。……”——“生”显得如此的和谐、通畅。然而,在孙志保的笔下,“生”的过程却是滞重的。几乎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那个梦呓般失踪了的单纯、明朗的“生”,成了他的作品无处不在的“生”的梦幻的隐喻,这使得孙志保笔下滞重的“生”的过程在有深度的关联中具有思想的底蕴。
孙志保长期生活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生命在物理时间里被折损、消蚀、磨毁,在小城镇人的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个人消散在琐碎的事务和平庸的生活之中,任何生命优越状态都会被不声不响地压住。孙志保敏感于这样的生存状态,于是,时间对生命的消蚀构成了孙志保对当下日常生活中“生”的忧郁,并成为他作品沉重的叙事基调。
这里,我想重点解读《盼望潇洒》。从故事的表层结构来看,小说无非是写一个小职员下乡收文件遇到不顺心的事。如果用“前理解”的方式植入作品解读,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先行到死中去”,把自己嵌入虚无中,从而发现平时沉沦于庸俗的日常生活之无稽,这是海德格尔阐述的一个思想。如果从这一视角来审视《盼望潇洒》,可以发现孙志保把捍卫生命时间所经历的“生”与“死”的矛盾,以士君独特的内心体验的方式展示出来了。或者说,孙志保把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通过人物活动表现出来。作品中的士君是某县档案局的一个小职员,一直盼望潇洒,盼望能在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创造“生”的价值。但是,他总是陷入无力瘫痪的生活中而活得窘迫、尴尬、无奈。小县城里时间对生命的消蚀触目惊心:充斥于会议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基层机关从主任到办事员互相推诿的废话,掺和着从档案室里爬出来的黑潮虫发出的“哧溜哧溜”的声音,点缀着李书记从抽屉中找出来还不情愿给的“关于打狗工作的通知”、“关于牛黄狗宝收购工作的通知”,使得“收文件”这一严肃维护行政秩序的指令性话语变得荒唐可笑。在作者反讽叙事中,读者看到时间已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而只能是被伤害的残片。再看士君,他不顾自己心爱的儿子生病,遵守纪律不请假。他一边下乡检查工作、一边回城参加党员培训学习,
马不停蹄地跑东又跑西,回城又下乡,想创造有意义的生活。但是,这一切未被发现和肯定,反而处处被挤压在超级泡沫语言和暴力语言之中。结果,他被局长的“嘴”以道听途说为根据,稀里糊涂又斩钉截铁地颠倒“提名”处罚。而在他家里,老婆写好了离婚书等着与他分手。作品结尾写道:“士君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东闯一头西闯一头。他感到刚才在胸中激荡的那团火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厚厚的凉彻骨髓的冰。那冰仍在渐渐加厚加宽,已经撑到喉咙,撑到肚腹,撑到大腿……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冻成一根冰棍。他心惊胆颤,拔腿就跑,尽可能地跑。脑子里在想,晚一分钟也好,晚一分钟也好。然而他终于还是给冻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只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他,大家都很忙,行色匆匆,如雨前的蚂蚁。他感到空气越来越污浊,浑浑的,还有些极细碎的颗粒在疯狂舞蹈。他抬头看看天空,一轮太阳还在,正发出金色的光。他想,这是夏天呵,这是晴和的下午呵!这么想着,两颗大大的泪珠就落了下来,越落越快,与地面的尘土相撞,发出响亮的‘噗噗之声。他低头看看,竟觉得自己连这些尘土也不如。”对于憨厚、口讷的孙志保来说,这段瀑布似的语言倾诉,与其说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渲泄,不如说是作者主体意识介入的滔滔潜语。他将自我的情感与理念投射到人物身上,他焦灼的叩问,他的“先行到死中去”的内心体验,通过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展示了主体生命内部的人性景象。作品的最后,士君的心灵世界从倾诉到内敛,他想,“重要的是活着,活出独立的人格来。”人的自我生命的空间,只有通过坚守生命的本真与澄明创造“生”的意义,才能得以支撑。作者借人物之口,以特定的语境表达了他自我心中的理念。
冲突:可敬的父亲与沉沦的“父亲”
孙志保以自我生命空间的支撑来抵制日常生活时间对生命的消蚀,保持一种对此在生存状况的反思,从而以他敏感的艺术直觉,既在感觉的领域又在形而上的领域,探寻人的“生”的意义。在阅读孙志保的作品中,我发现他在生存体验的深处,存在着对可敬的父亲的追寻和对沉沦的“父亲”的拒绝这样的意向。可敬的父亲与沉沦的“父亲”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孙志保作品的一个潜在的语境。透过这一语境,可以进一步窥视孙志保的独特探索。
“父亲是座山”,是孙志保给一部关于父亲的小说所定的名字,初听这个名字我感觉它的震撼力量。作为革命者的父亲一代人已经即将消失在现代社会滚滚红尘的斑驳隐约背景上。但孙志保在他的一篇散文随笔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父亲以山的形象占据我的心已经很久了,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一种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触。”“父亲是座山,我们的父亲以他们的肩膀支撑着一个沉重的时代,当他们因年老力衰而退出时,他们威武的姿态已立成一种永恒,这便是山的精神,山的精神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
孙志保为什么会发出关于父亲的感慨呢?在20世纪西方社会学视角中,“父亲”已成为一种“传统”或“权威”的代码。在人求“生”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形成关系到“你是谁”这个典型的身份问题。恪守传统的人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也就是说“我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而现代人则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我创造自己。”社会学认为这种身份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孙志保作品的现代性是毫无疑问的。他创作过程就是他生命的创造、凝聚的过程。他不断想通过自我的生命体验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然而,他又是一个坚定的恪守传统的人。在孙志保的生命体验中,父亲的山的精神,是自我生命的空间支撑来自传统血脉的伟力。当他提笔写作小说《父亲是座山》的时候,他的笔是那样的沉重。当他发出“父亲是座山”的铁锤般响声的时候,在他作品中还有一个用心能够听到的拒绝沉沦的“父亲”的声音。这两个声音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孙志保的“思”,清晰而又模糊地显现在他的作品中。唤起可能失去的传统的记忆,以拯救当下生存境遇中的精神危机,无疑启示重新认识“生”的意义——孙志保以小说来立言。
革命者父亲王云义,在“我”心目中是绝对权威,有着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孙志保以“我”的视角,叙述了父亲献身革命光明磊落的一生。作者在过去与现在时空交叉与对比中,写父亲作为民众的保护者和赐予者的伟岸。作品开篇,“我”叙述了父亲年轻时参加革命的动因,是为了“吃饱穿暖”,但是,“在真的吃饱穿暖以后,他就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使别人也吃饱穿暖的事业中”,实践《国际歌》震响天下的誓言。父亲50年人生沉浮执拗地穿行于宏大的历史之中,在历史的根本重要的环节上,父亲以他为民谋利的本性显示了自己的“生”的意义。在90年代世俗化社会中,父亲依然以硬骨头支撑世俗的浮沉。由于作者主体意识的介入,作品中“过去时”的叙述与“现在时”的叙述,一直处于对照之中,构成作品的反思性复合结构,叙述是非连续的,但意义的表达是有序的。比如:“我”叙述父亲早年革命的历史,接着,“我”的思绪跳到了“现在”,叙述刚刚听到的“花钱买官”的丑闻:“我”叙述了当年父亲在家乡威名四扬,“兵对兵、将对将,王云义打败郭子亮”的民谣传诵方圆几十里。而当“我”从档案馆中走出来,向别人无比激动地叙述父亲光荣的革命历史时,周围只投以冷漠的眼光,“我”感受到历史正在被遗忘。“我”叙述了父亲在50年代“拒收金条”的事,那金条对“我”都有一闪一闪的诱惑,而让“我”气愤的是大哥背叛了父亲,在一个阴雨的日子,他因贪污而被投进监狱……就这样,孙志保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叉中,对比中叙述父亲的一生,使得他关于父亲的叙述话语超越了事情本身的含义而显示了更大思想意义。孙志保力图把被遗忘、被遮蔽、被丢失的传统揭示出来,力图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道,把革命传统精神昭示出来以拯救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颓败。《父亲是座山》由于以“我”的内视角来叙述人物,所以最大限度地让读者从追忆式叙述中、历史性叙述中,读出作者面对当下处境的自我倾诉式又有潜在对话式的表达方式,从而领会出“父亲是座山”的深刻内涵。
孙志保在他的一篇随笔中喊出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他创造的“父亲王云义”的形象既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当代和未来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永恒符号。孙志保在“父亲与儿子”的定位中明确了当代人“生”的继承与发展。
而“父亲”的象征性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常常有着另一番意味。众所周知,由于弗洛依德阐释的俄底蒲斯情结的影响,致使俄底蒲斯情结中的父亲、母亲与自我的关系,隐喻为一种破译现代社会中人的心灵世界奥秘的符号。把“父亲”看成是“权威”的象征,而自我总想去取代“父亲”,在这样的“父与子”的关系中,人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找不
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弑父”情结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以西方文学中的“弑父”情结为参照,孙志保喊出“父亲是座山”,不能忘记“我们的父亲”,并在他的反思性叙述中形成了意义的沉积与粘着,地道地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学的自身特色。
发人深思的是在孙志保的叙事中,还有一些与“我们的父亲”不同的另一类“父亲”意象。这一类“父亲”是被孙志保拒绝的。如果要说孙志保直接受到弗洛依德影响,有俄底蒲斯情结,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文本无意识”中,确存有孙志保式的蔑视“父亲”的俄底蒲斯情结。这类“父亲”不同于“我们的父亲”,他们不再是民众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表者,他们不再是时代转型时期的改革者,而是荒谬地使用权力话语,把生活变得无意义,甚至反意义的“权威”。在物理时间中,普通人生命的消蚀常常与这类“父亲”有关。如果把《黑白道》、《盼望潇洒》、《葵花朵朵》、《灰色鸟群》等作品中的S局局长、张主任、李主任、老王主任、李书记等这样的“父亲”排列一下,即可发现作者所写的人物多为小县城、小城镇的局一级、乡一级的头头。这些占据了“父亲”的位置的小头头有的庸俗不堪,有的狐假虎威,有的以权谋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糊里糊涂……他们的鄙俗气弥散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了普通人“生”的滞重状态。
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一样,孙志保的小说没有构置鲜明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他笔下流淌的是生活本身的样子。但是,在文本中,处处都看到一个在场者,这个人就是孙志保。孙志保的小说是很典型的体验小说,他的小说是写实的,但主观情绪又很浓。因此,他凭艺术直觉感受的情绪弥散在文本中,你会发现其中作者的心理时空,能让你窥视到他内心体验的统摄与组合中有一对冲突:他所赞扬的“我们的父亲”,与他所鄙夷和唾弃的沉沦的“父亲”之间的冲突。
《葵花朵朵》值得提出。作品主要情节是写三王村创建“黄牛示范村”的事,它传达出来的意象却让人久久沉思。创建“黄牛示范村”,让农民“牵着黄牛奔小康”,确实体现了带领广大农民走富裕道路的改革方向。但是,语言在遭到恣意的驱遣之后,三王村的生存状态即表征为荒谬与浮夸。在乡长“父亲”权力话语的钳制下,三王村不得已在公路边盖牛棚——毫无实用价值,仅为参观方便。三王村不得已让乡长“父亲”的侄子在牛棚亭子上画黄牛——硬被他侄子夺去5千元。三王村不得已到处借牛——为了检查团来村检查。三王村东借西借借了二千元给记者——为的是怕弄虚作假上“焦点透视”,结果又被假记者骗了……三王村无言的土地失去了它原先的本真,承受了委曲与不幸、谎言与罪恶。让人深思的是,“黄牛示范村”意义的颠倒,是以农民的付出为代价。
三王村的农民代表——炳坤书记是作者倾注情感的人物,他以身作则,做农民的贴心人,可是又不得不按照乡长“父亲”的旨意办事,无法从荒谬绝伦中解脱出来,在窘迫与尴尬中悖论地活得支离破碎。结果,因“做”得不好而被解职。他充满痛苦的内心,只能面对脚下沟头地角“顽强迎受风雨”的“无数葵花”,“那一朵朵葵花开得象太阳似的”。作品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老亮即将要当乡长了,“炳坤把背在身后的手亮出来,把一只做工精巧的小布袋递给老亮说,送给你。老亮疑惑地接过来,掂了掂,很轻,解开袋口,里面有一颗颗饱满的葵花种子。老亮抬头看时,炳坤已走了。炳坤的身影很单薄,像一只冬天的傍晚落单的麻雀。老亮拈出一粒葵花种子,嗑开了,看看籽仁,籽仁很光洁,散发着香甜的气息,老亮叹了一口气,又抬头看炳坤的背影,把种子放在袋中。”这一段精彩的叙述,充满了语言的内在性,它带着文学的模糊性、意象性使之超越了自身的浅层含义,而形成一种带有深层的象征性的结构。透过这一结构,读者领悟到炳坤人物的悲剧性,及在“生”的挫折中坚守真理的内心韧力。沉沦的“父亲”啊,何时才能返回到“我们的父亲”的本真?这也许是藏在这一象征性结构中作者内心的呼唤。
寻求:诗意的栖居与宽容的“生”态
对于孙志保来说,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业余作者,他的写作不是“工艺性劳动”,而是他自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如果不写将会更“累”的生命活动。他对日常生活中的庸俗和颓废由衷厌恶,想寻找人的诗意的栖居。他的创作活动就是他自己诗意栖居的方式。在他的《黑白道》这篇力作中,又将“围棋”人生中的儒雅之道作为人的诗意栖居的隐喻。让我们驻足凝视。
说孙志保的《黑白道》,自然要提及阿城的《棋王》。它们都写了人如何求“生”,但各自的表达是不同的。《棋王》写的是文革时期人的生存状态。《黑白道》写的是市场经济转型期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棋王》所写的概括起来在两个字上,一是“吃”、二是“棋”。“吃”为起码的生存,“棋”为精神上的追求。王一先远离身边喧嚣的政治斗争,“呆”在“棋”中修炼达到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黑白道》所写的小五的“围棋”生涯,文化意味更为丰富、复杂。在世俗化的浊流中,小五处处应对人事的诡变,后来竟不能自持而落入浊流中。它具有鲜明的当下性。作者在观照生活时,保持对生活的审视、反思。主体意识切入鲜明。作品所描写的“围棋”人生中的儒雅之道,既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避开世俗的喧闹、庸俗化,而保持独立人格、心灵自由的栖息方式,同时,作者又赋予它作为诗意栖居的方式以真实的幻觉,即由艺术境界焕发起直接的生命的感动。作者孜孜探寻的人的“生”的意义,以一种感性、媚惑的形式出现,让读者在感动之中突破自身的心理壁垒和屏障,而获得“生”的澄明的体验和向往。
《黑白道》开篇写小五下围棋,烘托了一个如同自然界无滞无碍的空间氛围:“小五渐渐觉得棋烂在心中,往棋盘前一坐,三百六十一个棋点尽落眼底,不是一横一竖一横的单调的交叉,而是如山川沟壑般形象地了然于胸。”接着,孙志保以“棋品即人品,学下棋就是学做人”这一理念切入,叙述小五“围棋”生涯的方方面面。小五追寻九段,与九段对奕的描写,与其说是写下棋不如说写小五怎样寻做人。九段沉着的性格、高超的棋艺、深厚的功夫、潇洒、冷静、清朗的棋风。让小五感觉一个“遥远的梦”就在眼前,与他对奕,竟能产生“从未有过的兴奋,全身有说不出的充沛精力在沸腾,仿佛自己也化作一颗棋子,在棋盘上沉醉地跳动。”“下棋人,就得象九段”,小五从九段的棋艺中体味到做人的道理,体味到“生”的智慧、风骨、清朗与快乐。然而现实的生存是怎样的呢?小说把小五的“围棋”人生引入到现实人生中,当小五与S局局长对奕时,他方才经验到了非诗意栖居之所在。局长下棋骄傲自恃,小五如初生牛犊不怕虎,“连下杀手,杀得局长血人一般”。小五的父亲看棋势焦急万分,脚踩儿子的脚示意让棋,“小五每让一棋,心里就疼一下,比脚疼还难
受。”“小五最后终于输了,这使父亲红光满面,眼中充满了希望。”小五终于被落实到S局工作。这里,仅举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即可看到孙志保没有囿于围棋世界写“围棋”人生就一定是诗意栖居。他将棋风的“清”与“浊”之较量,同小五,S局局长、小五的父亲在心理层面上的“清”与“浊”对应暗示,交织在各色人物情绪中散布出来的清澈、刚健、淫威、卑琐、无奈等气氛的渲染,显示出人的诗意的栖居与生存意义的挫折之间的冲突。作品以较大篇幅写了小五与S局局长“棋战”中人格秉性的相斥相异、棋风的“清”与“浊”之较量,都是与小五个人的生存遭遇相联系,说明了人的诗意的栖居在生存世界中实现是不易的。作品的这些描写,由于其象征空间大,加之作者情感倾向绝妙的渗透,语言的意向性表达充满了光亮点,因此,通向“生”的意义的探寻是非常艺术化的。
有人说,“生”的断裂处是恶的主宰,这句话有深刻的哲理性。《黑白道》对“生”的意义的探寻,还以小五自我生命在物欲的支配下走向沉沦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小五的妻子小敏从因埋怨贫困而看不起小五,到因对钱财的贪婪攫取而把小五看成摇钱树,小五从“清”走向“浊”,从人对欲望的控制到欲望主宰了人自身。现实是残酷的,小五的沉沦让读者不得不进一步深思、洞察人自身何以会堕入非诗意栖居之境。
如果说人类建构寓有隐喻意义的符号象征世界乃是为了自居其中,那么这一世界一经建构,便能发生替代作用。在生存的世界中,人不能不面对的永恒的矛盾困扰,就其本质而言,均是不能最终得到完全解脱,但是可以通过符号象征系统得到调适和解脱。由此来看,孙志保赋予“围棋”人生中的儒雅之道以人的诗意栖居的隐喻,又表达为人的自我生命空间的支撑方式,可谓独具匠心。
《温柔一刀》再次写业余棋手的事。《黑白道》中的小五、九段在这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就人物来看,两篇小说中的小五在性格发展的连续性上有省略之处。《温柔一刀》中小五教林子学棋,首先要林子记住“围棋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精神,绝不能成为物质”,“小小一盘棋,蕴含天地人”,小五从沉沦又回到原先的起点上,坚守“围棋”人生中的儒雅之道。但是,在作品整体意蕴中,在对人的“生”的意义探寻这个根本点上,孙志保的理念有了新的开拓;对人的“生”的意义,在时代的变迁中又有了宽容的理解。显然,孙志保的创作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那就是他开始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光亮的东西,他开始发现世俗生活中人求“生”的俏然生机。《温柔一刀》中的林子已不再象小五那样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无奈。如果说,《黑白道》中的小五最后靠沉沦来逃避精神的失落、自我生命的空间的坍塌,以逃避深藏在他心中的无家可归的状态,那么《温柔一刀》中的林子则把“围棋”人生引进现实生存世界中,以生命的原创力,创造、延伸自我的“生”的尊严、自信、意义和价值。《温柔一刀》中描写的“棋战”精彩非凡,寓意深刻。林子已不再像小五那么怯于周围环境的险恶,他冲破了畏惧,自由发挥棋术,血战俗流头面人物老欧、欧阳昊,场场战斗惊心动魄、畅快绝伦。林子通体散发出来的原始冲动,不仅打破小五教给他的棋艺规范,而且吸收了被小五反对的棋风,形成棋艺怪杰,在一次友谊比赛中击败九段棋圣。特别是林子以自己棋术高明之特长,疏通各种人事关系,使自己与需要他帮助的人获得成功。林子弃学而摆棋摊,就我看来是不足取的,但他从摆棋摊到从商获利,活得人模人样的,未尝不是一种“生”的亮丽。这是《温柔一刀》对宽容“生”态的特别表达。孙志保的多数作品对日常生活持批判态度,他的批判是沉重的,发人深省的。但是,《温柔一刀》在林子身上肯定了不仅有精神而且有血肉内容的求“生”方式,并将“围棋”人生的儒雅之道与世俗化的平凡性、宽容性联结在一起,作为阐释人的“生”的意义象征,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的包容精神。
人的“生”的意义并非都直达形而上的纯粹境界,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应看到任何“生”的具象都是丰富多彩的。在《黑白道》、《盼望潇洒》等作品中写的九九、朵儿、琳等女孩子,都挺有意味。作者沉重的叙述,因这些女孩子的出现即刻亮起来,那种无意识的欲望骚动,不仅没有污染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且因文本中形成的意义关联,反而让读者一读,心也为之摇动。
另外,孙志保的《心情》、《灰色鸟群》值得一提。《灰色乌群》中的章老师因拮据的生活处境而失去起码的尊严,《心情》中佳星和小敏的爱情在窘迫的生活中失去了它原先所有的浪漫与煽情。这两篇小说从经济与求“生”的关系中,表现了人物生存之艰难、现实地寻求人的诗意栖居之不易。孙志保在他的一篇散文随笔中这样说,“这个世界是以小人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小人物,那么,我的笔只好留给小人物”。他对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是他笔锋一转,说“像林子那样生活的人,生活中一定会很多的,这是生活中一道亮丽的色彩。”可见,孙志保以小人物的心情希冀生活中的小人物能像林子一样或比林子更好,不仅活着,而且要活出风采、活出自信、活出意义、活出价值!
前面我说过,孙志保的小说是体验小说,他以主体的多种多样、绵密丰富的体验切入小说的叙事,创造一个个充满了意义洞穴的细节、场面,耐人寻味。他的多篇小说乍看起来写的只是故事,而深层结构却具有象征性的关联,可供阐释的空间很大。他的小说语言富有张力和弹性,暗示、隐喻、白描、象征、反讽、夸张的手法熔于一炉,创造了写实小说语言风格的复合性。他的小说是来自生活的,又与生命的形式同构。我相信,像《黑白道》、《温柔一刀》这样的小说一定会具有永恒的魅力。孙志保作为“存在的勘探者,”对人的“生”的意义的探寻,是永无止境的。愿孙志保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责任编辑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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