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论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安徽文学创作展开了回顾性的分析、研究，希望由此为下一个世纪安徽文学的发展，寻求一些借鉴。这个工作，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在研究当中，有些研究者提出，要“振兴皖军”、“再现辉煌”。可以说，这两句话，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对安徽文学事业的热切期望。不过，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的话，我个人感到：“振兴皖军”、“再现辉煌”这两句话，虽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却又包含着对九十年代安徽文学的创作成就估计不足的倾向；这不能不使我们再作斟酌。
我们首先从“皖军”说起。“皖军”这一概念，显然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地域概念，实即省籍的概念。凡是安徽出生的作家，或在安徽省生活、工作、写作的作家，都属于皖军；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皖军的实绩。二是艺术的概念。在安徽这片土地上成长、生活、工作、写作的作家，由于长期从江淮大地汲取涵养，必然会形成类型相近或相通的创作个性。安徽地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物质条件，社会、民俗环境等，无不塑造着安徽作家的心灵，使他们在审美感知、艺术思维、表达方式上形成某些共通性，因此，尽管他们笔下的题材多种多样，形象与题旨各有不同，但都会表现出一种共同的艺术精神，审美风格，也就是文学的地域个性。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离。第一个方面是前提，既然是“皖军”，其构成成员当然是江淮大地的儿女，否则，不能以“皖”冠名。但仅仅是一群安徽的作家，而作品未能表现出明确的地域特色，那还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皖军，或者说，形成在全国文学界自树一帜，特色鲜明，影响强烈的皖军。所以，第二个方面是标志，是内涵。只有在这两个方面结合得很好时，“皖军”的旗帜，才会在文学园地耀人眼目。从这个角度观察安徽文学事业，我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皖军”正在不断成长、前进并显现出明确的地域审美个性。
对于这一看法，目前肯定还会有不同的认识。提出要“振兴皖军”、“再现辉煌”的论者，就认为九十年代的安徽文学创作，比之于1979年至1985年，显现出下滑趋势。之所以有这样看法，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八十年代初期，安徽的小说、诗歌曾多次在全国性评比中获奖，有些名篇佳作，曾在全国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安徽文学创作却不再有这种辉煌。这一思考，确实有能得到我们认同的一面；八十年代前期的安徽文学的创作成就，至今仍然使我们激动，使我们自豪。不过，肯定这一历史的荣光，不应当导致在观察九十年代的文学时，在构想安徽文学的未来图景时，过于依赖1979年至1985年期间的文学发展的经验，或者说，把八十年代前期的文学事实作为最重要的参照。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忽视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生存环境及其自身的巨大的变化，对九十年代安徽文坛的“皖军”的成长、特点认识不足。
九十年代的安徽文学是在平静与平稳中走过来的。从表面上看，平静而平稳，实际上已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在平稳中步步深入，不断成长。限于论题，这里不能对九十年代的文学生存环境及其自身的巨大变化作详细的论述，只能提要列举数点，以窥全豹。在外部环境方面：1、文学读者群的大量流失。消闲、娱乐文化的急剧发展，把大量人群吸引过去了。原来手捧小说、诗集的人，现在有很多守候在电视机前，或以报纸、文摘为伴，或在网上消磨时光。一部好作品，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动辄销售数万或数十万本。大量的文学刊物面临生存危机，有些已经停刊。2、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八十年代前期，我们的民族刚从一场浩劫中走出来，反思历史，总经教训构成了大众理性思索与阅读期待的中心。面对这种社会心理，许多文学家及时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大众的期待。真实地反映了国家、人民的坎坷历程，表现大众的命运、体验与心灵的作品，只要一问世，都会在广大读者中引发强大的共鸣，被人们迅速传诵。《伤痕》、《班主任》的成功，都莫不如此。在这种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的建构中，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或者说，读者对文学社会政治意义的期待，压倒了一切。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读者对文学的这种意义与功能的期待，虽然继续存在，但已远不像八十年代那样突出。人们的阅读兴趣，日趋多样，阅读期待非常分散。其中，消闲阅读的潮流不断增长。一篇好小说，在八十年代，很可能迅速成为公众注意投向的热点，但在今天却不可能了。无可否认，关注纯文学的读者群已呈减少之势。3、文学批评标准也有变化，评奖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也与八十年代很不一样。再从文学自身看，创作日益多样化、多元化。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年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转型，外来文化、文学作品的传播，在文学作者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纷繁、多变的世界。文学获得了更为多元的滋养，也受到全新的、严峻的挑战。为回应社会生活，追寻时代的脚步，作家们大胆地进行探索、创新，挖掘新的题材，创造新的审美世界。文学园地迎来了空前的多彩多姿，也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变动不居。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的文学事业，其整体风貌、演变轨迹、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必然与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颇为不同。再要文学像当年那样产生轰动效应，占据某些时候的公众注意的中心，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激烈变化的环境生存的文学事业，每前进一步，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更强的探索的勇气。可喜的是，九十年代的皖军，一方面汲取、借鉴八十年代前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的经验，一方面勇敢面对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挑战，平稳而又扎实地向二十一世纪走去。
九十年代的皖军，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观察，这里，仅以小说创作为对象，谈两点看法。
一、敏锐的现实主义精神
《清明》1998年第4期卷首语曾明确宣示“自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清明》的一面旗帜。”这句话，实际上是道出了皖军的一个根本特征。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社会、文化的变化剧烈而深刻，但在安徽小说创作以往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作家们主要的追求。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创作原则，亦即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它的主要特点是关注并忠实、审美地描摹客观现实，这一创作原则，在安徽老一辈作家身上，曾有很充分的体现。陈登科、江流、鲁彦周、曹玉模、祝兴义……等人的小说，都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强烈地撼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他们的创作，已经显示了皖军的敏锐的现实主义精神。九十年代，一大群文学新人走进江淮文学的园地。此时，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与作品的大量涌入与传播，使得很多作者忙于追摹，急迫地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现代主义的种种尝试。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尝试使中国当代文学从单一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形成了开放的，多元多样的态势。而且，其中确有一些作品，堪称佳构。但是，另一方面，
它有时又伴随有一种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倾向，这就是对客观现实的忽视，对民族的审美心理与阅读趣味的遗忘。在这种多元多样竞争的格局中，九十年代崭露头角，不断成长的安徽小说作者群，既以开放的心态，了解、熟悉各种各样的艺术尝试，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滋养，又自觉地进行艺术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地朝向现实主义道路走去，继承和推进了皖军的现实主义传统。许辉、沈海深、陈源斌、季宇、许春樵、李平易、孙志保、钱玉亮、严歌平……等，或从田间泽畔向文学走来，或成长于深街小巷，其具体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艺术爱好也多种多样，但在小说创作中，都致力于对当前改革开放中的现实生活作真实的描绘。他们的作品，各有其特定的视角，惊奇的审美把握与观察，特定的人物与题旨，但在贴近客观社会生活，传达人民心声上，却是相互沟通的。面对着他们创造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读者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生活的敏锐体验与发掘。在《夏天的公事》中，展现的是一连串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流程。作者那平静从容的叙述，处处含寓着对生活中的卑微、琐屑和无意义的审美观照，将严肃的生存关注，体现于波澜不惊的画面。工厂厕所的墙壁上出现一个窟窿，这本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小事。但沈海深的眼睛却看到：围绕这个窟窿，一个又一个身份各异的人物，演出了一件又一件可笑可恼，亦庄亦谐的故事。作者把它们移入小说，维妙维肖地展示了世态人心，透射出对众生相世俗情的理性剖析(《窟窿》)。一件“丈夫被打”的诉讼案，被陈源斌叙述得很有深度；他没有满足于诉讼的故事性的展示，而是努力将生活的复杂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万家诉讼》)。许春樵围绕向序日分房苦恼而展开的严酷、琐屑的生活场景；(《请调报告》)郭本龙揭示的陈春生与张旺的生存状态的强烈对比(《儿本平常》)，也都是善于见微和知著，从小见大，其中虽没有重大的事件、尖锐的冲突，但画面间所蕴藏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内涵，却令人读后不禁掩卷长叹，思绪难尽。另一些作者则以及时地把握、反映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的生存与心理状态的变化见长。《犹抱琵琶》与田老师兼任家庭教师的尴尬，《打工实验》与文人下海的沉浮苦乐，人物的特征各有不同，但深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则是共同的。孙志保对小五、林子师徒两人的悲剧性的关怀与描述，无处不浸透着他的“担心”；他“担心”那一点亮色会被无尽的欲望和为达目的所采用的一些手段所淹灭。这种“担心”还是商品经济大潮包围文化以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忧患意识。所以，《黑白道》、《温柔一刀》虽写围棋，但其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却使它得到广泛的喜爱。一向长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季宇，近日在《证人》中创造了一个“半张脸”人的典型牛五，把商品经济潮流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刻划得令人怵目惊心。作者的批判锋芒，毫无避讳。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一一列举。总之，生活于九十年代的安徽中青年小说家群体，自然会接触到现代主义的思潮与作品，但他们的艺术创作却共同地趋向现实主义。将读者带进真实、贴进的当代生活场景，让生活本身的力量去感染人，启示人，是他们作品艺术魅力的根本奥秘。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到，自己就置身其中，与小说人物共同喜怒哀乐；你就会觉得，这是在回味，咀嚼自己的人生体验。
安徽的小说家群体之所以自觉地坚定地以现实主义为旗帜，其原因显然要从多方面去寻求。在这里，想就以下两点作一些讨论。
首先，从作家自身看，对文学使命感与作家责任感的坚持，是他们贴近现实、描摹现实的内在驱动力。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激荡，对社会、文化、文学产生了错综、深刻的影响。在人们的生活、文化选择中，功利主义往往成为重要原则。走进文学园地的人，其动机也较为复杂。有些作者回避或否定文学的社会使命，摒弃作家承当的社会责任；于是，不是借文学作为达到另一种目的工具，就是高谈“玩儿文学”，游戏文学。抱有这种动机的人，必然远离严肃的现实话题，排斥沉重的人生思想。安徽作者群则与此不同。他们爱好文学，是与社会使命感相联系的。文学，是他们思索人生，关怀社会的一条途径。《温柔一刀》被<中篇小说选刊>选用时，孙志保在文后的《宽容》中写道：
我们已经降生了以口语探讨人生，探讨社会的习惯，所幸我们手中的笔得以跻身于剩下的探讨方式中。……作为一个业余小说作者，能为这社会做的有益的事情并不多，我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笔来探讨一下也是应该的。在商品社会中做一个文学作者确实很累，而我，已觉得太累了。但是，说一句实在话，若离开文学，也许比现在还要累。孙志保的话，颇具代表性。在他和他的创作伙伴的心目中，文学创作，既是个人为社会尽责的一种方式，又是创作主体心灵得到宣泄与休憩的家园。其关键之处是，要以笔“探讨人生、探讨社会”，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情”。在商品社会中，与普通大众一样，文学作者也要经受种种冲击与挑战。因此，他们感到很累。只有写出对社会“有益”的作品，他们的心灵才能稍稍解除沉重的负担。持有这种文学观的作者，与“玩”、“游戏”一类字眼是冰炭不投的。他们既然要以笔“探讨人生探讨社会”，当然就必须关注现实，切入现实。在创作原则上，必然遵行现实主义的要求。而且，中青年安徽作家群体都是从业余创作起步的。有些虽然后来转为专业作家，但仍同生活有密切联系。当他们开始创作时，每人均有本职工作，亲身参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辛勤的劳动结出了硕果，他们喜悦、兴奋；社会的种种矛盾、消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忧虑、焦灼。这种种生活中的甜酸苦辣，酝酿了他们的文学灵感与创作冲动，使他们拿起笔来，为生活说话，为大众呼吁，因而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在这方面，马钢作者群表现得至为鲜明。
其次，从当代安徽文学发展的传统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前文说过，安徽老一辈作家的创作主潮是现实主义，并在全国文坛产生过广泛影响。当中青年作者走进文学园地时，本省老一辈作家的作品，自然会吸引他们，成为他们写作的重要借鉴，对有的人来说，甚至会成为文本范例。九十年代以来，老作家们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不断开拓、创新，他们带动与激励中青年作家，共同为皖军的现实主义旗帜添加更亮丽的色彩。1997年，鲁彦周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
无论怎么变，我的基本文学观和人生观，还是一条线相连着的，对于文学，我是主张现实主义，主张文学的社会性，主张文学负有时代的责任……他反对“脱离现实”，“生硬地模仿西方的先锋派。”1995年第2期《中篇说选刊》刊载了曹玉模的《黑锅》，作家在《为什么想起写〈黑锅〉》中写道：
文学应该永远与时代同步，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普通人的命运。历史是条深邃隧道，探明它的纵深还得靠着文学这一掘进机。……文学是历史的最有力的补充。
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与坚持，在其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得到了成功的体现。鲁彦周的长篇《双凤楼》、曹玉模的中篇《黑锅》，都是向历史的“深邃隧道”“掘进”的力作。前者写一个县城的双凤楼在建筑大院内的悲喜剧；四户人家，地位迥异，身份不同，命运各别，他们之间的交流、冲突与变幻，折射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坎坷行程，促使读者在人情、人性的深思中获得省悟与启迪。《黑锅》以官人巷的世事变迁为画面，强烈的今昔对比，新旧两代人的对比，把历史的脚步声传达得十分清晰。这些老作家构成了皖军的中坚，他们既是中青年作者的师长，又是他们的朋友，既相互交流，也相互竞赛，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创作群体，使皖军的现实主义不断深化、拓展。
二、开放的写实体系
写实，是皖军艺术表达方式的特征。作家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对人生的思索、领悟，只有物化为文学形象，才能成为读者审美观照的对象。在这一物化过程中，作家必须采用一定的艺术方式，能将思想铸为形象，一般涵于个别之中。丰富多样的艺术方式各有其特长。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作者，一般多采用写实方式，来营构肖似生活的图画。追求对生活本原形态的贴近，讲究细节、场面的逼真，重视生活逻辑在事件流程中的因果链，是写实方式的突出特征。当然，任何艺术创造过程中，都离不开对原材料的改造、熔炼，离不开虚构、幻想；但是，在用写实方式描绘出来的生活图景中，一切都不背离生活的原生态，因而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似乎在面对生活本身。很多安徽老一辈作家都善于用写实方式，来塑造人物，展开事件。《风雷》、《天云山传奇》、《杨花似雪》……等驰誉文坛的名作，都在写实方式的运用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展开这些作品，读者就会进入鲜明、逼真的生活情景中。九十年代的皖军，在写实方式上，既有继承，又有拓展。就整体艺术风貌看，写实，仍是主流，或者说，是多数作者的共同趋向。在观察、体察生活的基础上，寻求贴近生活本原形态的摹写，是许多作者“探讨人生探讨社会”的主要方式。而且，他们在这里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前文提到的那些小说，明显地表现出作者良好的写实功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魅力。一翻开它，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不论是展示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是追踪日常生活流程，这些作者都善于以有时代特点的细节与场面，创造鲜明的艺术世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剧烈变化，人的生活与心理特征，被表现得十分真切。《儿本平常》中有一段写陈春生与张旺过春节时同在一个人家作客，两个人本是中学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在商海中漂浮的张旺潇洒大方，随手就塞给主人家的小把戏十块钱，小学教师陈寿生却窘迫尴尬，口袋空空。商品经济环绕下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种贴切平实，但却耐人寻味的描摹，是皖军十分擅长的一种“武器”。
九十年代安徽作家群的写实，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面对迅速传播的现代主义潮流，置身于日趋纷繁多变的文学园地中，安徽作家群体以一种清醒而热情的心态，广泛地接触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品。在保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基础上，借鉴、汲取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手法，不断尝试、追求。九十年代皖军的写实，比之于八十年代以前的安徽文学创作，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写实为主调的图画中，局部汲取现代派的方式、技巧，增强表现力。老作家鲁彦周大胆地将梦幻之花嫁接在写实之树上，力求更深刻地展示《阴阳关的阴阳梦》的历史内容。孙志保笔下的青年林子的梦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灰色鸟群”，人物心理因这一象征意象的运用，得到了多面的传达。马鞍山的业余作者们也尝试在作品中引入怪诞与夸张，对借鉴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写实的作品总是要依靠场面与事件来支撑。在九十年代皖军的小说中，既可以看到这一手法的成功运用，也能看到新的突破。传统的写实作品大多都在一个首尾完整的事件中展开画幅，读者看完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夏天的公事》、《请调报告》、《儿本平常》等小说却很难讲述；因为作者兴趣已不在故事性上；他们努力描绘一段日常生活流，依靠大量的细节的相互联接映衬，对照，来指向题旨。此外，有不少作者自觉地进行文本革新的尝试，有的在叙述中时时插入反讽，有的取消了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外在区分标记，以求增加语言的连贯性与亲近感等。由于对各种方式、手段的广泛择取，写实的功能也大大提高。
总之，九十年代的“皖军”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这就是敏锐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开放的写实体系的融合。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这一特征、个性已经很成熟，但用“鲜明”来形容，却是妥当的。皖军这一艺术个性还在发展之中，有些方面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的作者善于及时地抓住现实矛盾，真切地描绘或震人心弦或引人沉思的生活图画，并表达自己的理解与领悟。然而，有时似乎不能超越笔下的事件、场景，去寻求更深广的把握。作品的意义往往局限于事件的固有意义，难以为读者创造思索人生普遍体验与人生哲理的广泛空间。这就需要更深入地开掘题材，寻求意义的升华。在汲取新的艺术方式、手段上，我们希望今后更勇敢、更有创造性一些，从而创造更多的精品，使皖军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责任编辑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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