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霆

　　三月梨花开放时，一场黑鸦鸦的战争降临到了贝尔格莱德。战争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但梨树们没有听觉。当邪恶的弹片削飞了它的半边时，它剩下的一半，仍在绽放，像风中手持雪白蜡烛的人。许多塞尔维亚平民的尸体，还有被炸毁的难民车上，一个布娃娃倒悬着，比小小的尸体更尸体地突然凸现于文明史截肢般的断面上。我同样也听不见剧烈的爆炸声，这并非仅仅因为空间上的阻隔，文明的法则所磨利的悖谬，已先于爆炸声将我的耳膜击破。我无法想象我站在讲台上时，世界上会有另一间教室正在被摧毁，梨花般的孩子竟惨遭涂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约空袭前的贝尔格莱德，战云密布之下，一场足球赛照常进行。小小的足球在潮水般的声浪中旋转、怒射!观众冲着摄像机镜头大喊：快点来吧，别打不准。而连遭轰炸后的露天摇滚音乐会，更表现了斯拉夫民族对战争刽子手的极大蔑视。

　　以前，我读过一些将足球很聪明地比作战争的妙文。当真的炸弹，而不是足球，在球门禁区爆炸时，这些把玩战争的巧克力式的文人，是否感到自己太轻佻太奶油了一点?现在，我想起这种巧喻，就不能不感到恶心。战争是什么，不妨听听<东史郎日记>在前言中是怎样说的：“‘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战争是强权意志由无形转变成有形的暴力形式之一。在人类的隐秘的精神图景里，强权，对于任何有碍它的独立意志和个人思想，从来都是使用暴力的。奥斯维辛之后，谁还写诗?你能说奥斯维辛，仅仅是肉体意义上的灭绝吗?

　　1914年4月2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只写下了两个句子：“德国向俄宣战。——下午游泳。”这一大一小、毫不相关的两件事，被突接和定格在一起，成为卡夫卡表达他的无奈、蔑视，冷讽，以及荒诞感的独有方式。在世界陷入双重崩溃的图景下，“下午游泳”，这一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却显示出理性的，渺小的但尖锐的，私人性质的生存力量。有形无形的战争，所要摧毁的，正是它所恐惧的力量，即便那只是一棵孤零零的梨树，或者，一个人摘梨子的细小动作。

　　战争对我而言，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似乎很遥远。我只能通过各种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战争和历史上的战争。在一本侵华日本士兵写的回忆录里，我读到这样一件事：侵华日军在沿着长江向西猖狂进攻的途中，一天夜里，一伙日本兵听见村庄的废墟那边传来嘤嘤凄哭。他们昏昏欲睡，起初不想理会它，但那哭声在一片死静中显得无比尖厉、悲惨、摆脱不了，便派入借月光去察看。回来的日本兵报告说，是一个村妇在哭。这哭声断断续续，他们似乎忍受不了，为了报复这锥心的凄哭，他们竟残忍地把她杀害了。

　　可以想见，在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面前，一个家国被毁的村妇弱小得不如地上的蚂蚁和牲畜。她除了悲泣，什么都没有了。她被剥夺得只剩下悲泣，因此这悲泣才具有最惨痛哀绝的人性的力量，令披着人皮的侵略军也感到了恐惧。他们可以杀死她，但他们无法杀死恐惧，也无法杀死恐惧的记忆!几十年后，其中的一个士兵依然被这种恐惧所包围，所震慑!

　　一棵被炸焦的梨树依然站在地平线上!

　　记得七十年代初，在我全家下放的那个小镇，几个孩子在河沟发现了一颗生锈的炸弹。他们挖出了它，很好奇，用石块反复敲击它，直到它突然爆炸。一个孩子被当场炸死。

　　这是烙入大地深处的战争记忆吗，还是从这记忆中突然迸溅的现实的鲜血?一颗老炸弹，那恶魔的断爪，竟让过去的战争炸飞和平年代的血肉!而一只残损的手，同样会从过去的年代飞来，它攫住我，指甲嵌入肉里，然后它发出责问：你的一只手是用我另一只炸飞的血肉捏合的吗?

　　我无言以答。但我吃过半边梨树结出的完整的梨子。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写到一位母亲。她的视力似乎存在缺陷：在他们看来很大的东西在她眼里却显得很小，在他们眼里是石头，在她看来却是村庄。当庞大邻国的坦克野蛮地开进捷克时，人们除了这件事什么也不想，她请药剂师来帮忙摘梨子却无人理睬。后来人们发现，在她眼里，近景是一个大的梨子，远处才是一辆坦克。

　　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坦克像瓢虫停满巨梨世界的画面景深。昆德拉认为，梨子是永恒的。而我认为摘梨子才是真正永恒的!真正有力的!当然，这摘梨子，也不妨替换成苹果，读书，游泳。或踢足球什么的。

　　问题是，如果我吃到一个烂梨，甚至一筐烂梨，那么我能责怪谁?我能责怪或迁怒于梨树吗?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