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列生

　　如果我们放弃描述本身的绝对时间边界，就可以在八十年代之后相对性地总结出一种属于九十年代的文艺批评思潮，它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界最为活跃同时也最富有叙事热情的批评话语形态，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先锋批评”。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活跃的批评范式，更大程度上是整体情绪状态下的“生存焦虑”的话，则所谓九十年代的先锋批评，就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个体观念突进中的“言说冲动”。

　　之所以说“先锋批评”主要体现为“个体观念突进中的言说冲动”，是因为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先锋批评家，其批评主旨并非为了充当“代言人”，即不是站在现实社会利益的角度来对当下中国文学说话，评估或者阐释，相反，它是一种“他者力量”，是站在选定性的理想知识维度来对文学现实进行“校正”，而且这些所谓“理想的知识维度”又主要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勃然兴起的诸多西方思潮。当先锋批评家作为中国当下文学及其所关联的“现实”的“校正力量”存在的时候，就既不是站在中国问题的立场，亦不是站在纯粹的西方学术立场，而是拥抱着西方同时又牵扯着中国的悬空位置，实际上就是“第三者”。第三者的观念突进乃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由其与现实社会的文化反差所凸现出来，而且也常常为先锋批评家们自己说出来，陈晓明非常坦然地说道：“批评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批评既是知识的运用，也应是知识的创造，停留在陈旧的知识水准上的批评，并因此来显示老成持重，那是中国当代批评惰性十足的根源。在批评知识的运用方面，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都在破除狭隘的本土主义神话。所谓‘中国人只能说中国的话等等，在我看来，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井底之蛙，拉大旗作虎皮的投机分子”。这种几近宣言式的叙述，必然缺乏民族话语语境的理解，甚至会遭受极为简单但却极其强烈的拒斥，所以孟繁华感叹地指出：“至今我们仍不难发现，在批评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陈晓明可以引为‘同道者仍是寥寥无几，与一个阵容庞大的批评群体相比，他几乎是孤军奋战”。正因为观念冲动所引起的“谈论”和“倾听”的孤单，先锋批评家便不得不采取一种战略性的当代话语策略，那就是毫无节制的言语欲望以及作为这种欲望必然结果的“大声喧哗”。

　　“大声喧哗”当然是一种文化立场和言语姿态，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其存在合理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当历史意识和社会精神状况显得疲惫和贫乏的时候，这样一种文化立场恰恰是激活民族文化生长和拓展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由此而使我们拥有新的话题和可聊之语，而且尤其会使我们激动和情绪饱满，是精神再生产的强大刺激力量。就我们的描述能力而言，所谓大声喧哗无外乎如下两种情况：(一)语言骚乱。与八十年代精英文化批评明显不同的是，其对僵硬的意识形态主题的对抗情绪，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话语语境内部的直接而裸露性的反抗，而是撤离之后的文化位移，是以一种移心移境移语的姿态来实施其颠覆性策略。所以在我们看来，九十年代的先锋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文化进程中的语言骚乱事件。在这一目的性很明确的骚乱事件中，先锋批评家们大胆地抛弃那些使用得已经极为娴熟的写作范式和语词系统，在引进一批西方二十世纪诸流派的基本词汇以后，勇敢地杜撰出自己的言说方式和新日常词汇。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新日常词汇，及其这些词汇在实际言说中的结构状态，大异于中国文化既定传统而且同时也大异于西方当下，我们无法从传统批评定势或异域批评参照中寻找到它的知识定性或历史定位，即我们不能从已有的理解去实现对新日常词汇及其表达的准确理解。几乎所有的词都发生了意义或所指的变化，并且只能从新日常词汇的语境氛围本身，才有可能找到其变化的蛛丝马迹。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西方诗学思潮中，先后有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两个典型的语言案例，曾使西方谈论场所发生倾听的困难，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先锋批评看作一种中国式的语言案例，尽管是在减值的意义上作这种比较。大约从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那些从来以饱学自居的学院教授们，就都纷纷流露出“看不懂”的情绪或者干脆直言不讳，而城府稍深者则往往会取一种“无奈地兼容”的姿态。在我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先锋批评家们所操持的新日常词汇及其特有的表达方式，是从精英文化场景撤离后的另外一码事，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战场，甚至使用的是另外的武器，所以“自负”的教授们出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尴尬，就是形势的必然结果。虽然新日常词汇的词汇量非常有限，而且其语用实践的复杂性亦同样很有限，但却仍然形成了文艺批评界的语言骚乱，并且在正负两个角度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不管我们简单地说好还是说坏，亦不管我们究竟怎样心态复杂地抗拒抑或参与，有一点可以确定，它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批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而且正在经历着由语言骚乱引起的批评动荡。(二)命题泛滥。在八十年代的批评背景之下，尽管已经较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而言，出现了非常可观的多元命题格局，但就社会思想空间的命题总量而言，而且就其与权力话语时代单一命题的抗衡性而言，贫乏和呆滞处依然明显。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先锋批评不断地进行命题轰炸，诸如思潮和方法层面的“新写实主义”、“新人文主义”、“新状态”、“新都市”、“新女人(又称小女人)”……数不胜数；背景和表达意义上的“后知识”、“后叙事”、“后心理”、“后结构”……名目繁多；合法性和价值性维度中的“话语权力”、“游戏规则”、“社会神话”、“语言清理”、“边缘化”、“失语”……等等，随手可拈。命题泛滥之后，批评的可言说空间和可阐释空间得以推进性的延展，无数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迫使批评界不得不随其一道追问这个追问那个，似乎每一种追问都将给我们一个世界揭蔽的机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恍然大悟”和“恶梦醒来是早晨”的惊喜之感。尽管我们在中国文学的实际空间里，并不存在“新写实”，并不能看见“新状态”，并不恋情于“新女人”，甚至压根儿就没引起过“新感觉”，但这些命题本身的语义翻新，却给我们至少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大家能够围坐在一起，饱享没有责任负担的概念晚餐(意即承享一种文化自娱)，二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虚拟性的思路，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着想象力和构思力。先锋批评家们所策划的命题泛滥，是与其语言骚乱相一致的，而且同样是九十年代中国景观中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八十年代里，即使最前卫最激烈的批评家，也只不过拥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激情，却始终缺乏浓郁的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命题泛滥的本身就是问题，但是有问题终归比没问题递进了一步，问题出现得越多必然是更大范围地“世界得以澄明”的先在情态。之所

　　以我们使用“命题泛滥”而不使用“命题丰富”，是因为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那么复杂而且是由先锋批评家批发给我们的大量问题中，绝大多数都是“假问题”，是他们即兴虚拟和行文之际灵机一动的天才性产物，而不是社会现实本身以及文学生活实际逼迫他们提示出来的辛勤成果。这些“假命题”给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带来很多“虚幻感”、“繁荣感”和“历史意识深化感”，而实际上我们的文学进展以及思想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这一境界，所以最终是泡沫景观。批评家李春青认为，“价值观上求新异，不断否定，新口号不断提出，而在方法论上却裹足不前，造成了观念的激进与方法的滞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浮躁，唯恐落在他人之后，一种理论尚未消化，又追另一种去了；二是先放弃了自己的‘根，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根。没有根，完全像浮萍那样随风而转，这就很难确立起一种独立的方法，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是扎扎实实地去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只是看到事情的危机，而没有看到事情本身就是问题，即对于走得比别人远一些的先锋批评家而言，不在于问题的多少，而在于其真假，至于解决问题，那都已经是下一个层次的事情。当然，事情也还有其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在命题泛滥之中，毕竟也有真命题存在，尽管非常少，但却因其存在而确立了先锋批评家和先锋批评的存在合理性。提出一个命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题意识是人类自觉意识的一种标志，在权力话语时代，何以思想界会出现极端沉闷和苍白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还缺乏问题意识和命题能力，而先锋批评的最主要意义也就恰恰在于，它给我们以一种启示，一种激活力量，使我们意识到思想以及作为思想门类的文艺批评，具有更为阔大的可选择空间和可选择路向。

　　先锋批评及其策略性思潮的出现，是特定时期中国转型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很难而且也不必要立即作出肯否判断的思想事实。处在这个位置的文艺批评家，仅仅从思想背景而言，至少面临着如下的诱引：(一)众所周知的“语言学转向”国际语境。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历程以及作为思想门类的文艺批评进程，贯穿着一条非常明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逐步走向根本的颠覆，因而也就伴之文艺学领域中传统范畴的逐渐退场和新设问方式的日新月异，而这一切，都是以对世界思考的语言倾情为调节杠杆的。对存在问题和生存问题的语言追问，形成以语言本体观为核心的语言关怀思想氛围。思想家们认为在文明的极限范围内，人类可以触摸到的最深刻而且最真实的东西，只能至于语言及其自我演绎的语言层面，并由此形成“语言崇拜”或“语言游戏”两个向度诸多形态不同的思潮，当然也就包括与之相协调的诸多诗学流派。至少在文艺学和美学领域里，传统的真理抑或那些历时已久的范畴，那些命题和命题所依仗的基本词或关键词，就都在二十世纪这一颠覆性的进程中瓦解和消失。从“分析”背景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到“现象”背景的胡塞尔或海德格尔，从法国的德里达到美国的福科，总之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可以与康德或黑格尔直接对话的话题和话语，即问题本身以及提问的方式，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移。这是二十世纪思想史的国际语境，然而由于我们在较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其语境压力也就无法构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直接威胁，直到改革开放国门洞开，这种威胁才有了可能性。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其精力主要沉缅于对旧有伤痛的抚慰和哀诉，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背景缺乏认识的连续性，因而也就很难有深度进入，浮躁之中得其“表”而失其“里”，所以深层次的思想接触和文化对话，也就滞缓地延迟到九十年代。先锋批评家们之所以恰到好处地得以“深度进入”，除了历史机遇之外，还有一个优越性的自身条件，那就是他们较少负载有数十年思想僵固的沉重，外部的务条框框和内部的压抑心理都比较淡弱，因而有其自然趋势作为良好的接受条件。同时这一代人曾经全过程地参与过八十年代以上一代为行动主体的思想实践和批评实践，能够较为真切地感受其中的艰辛和事半功倍，所以也就会在熟知时代的局限性之后企图打开另外一条可以继续延伸的思想通道。完全去自我构思显然没有可能，于是只好在拥抱西方的过程中获得理性思维方式，获得现代性突进中的力量和成熟的思想文化成果，至于这一切是否能够贴切于中国的生存现实和问题语境，那是来不及连绵地思考而且也的确思考不出清晰的问题脉络和思想有效性的。这是形成先锋批评的第一个历史缘由。(二)一定意义上的“失语”之危。失语问题是一个描述起来比较麻烦的事情，麻烦在于，首先什么是失语就颇为模糊，其次中国语境究竟存在失语与否也非常歧义，再次谁也弄不清楚所谓失语命题到底是中国立场、西方立场还是超然其上的世界立场。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语，可以作如下语义限定：一是指创造性缺失，二是指有效性缺失，三是指主体性缺失。就创造性缺失而言，通过八十年代文艺批评的吸纳引进充实提高，使我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文艺批评生活中，出现了应说和能说之间的非协调性，尤其缺乏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构语词，而就批评史而言，则每一个时代都应有与其相吻合的特色词或关键词，譬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先秦有一整套道德主义批评词汇，两汉有一整套历史主义批评词汇，魏晋南北朝有一整套自然主义批评词汇。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拥有哪些词汇呢，这种自审必然会使自审者感到难堪和茫然。就有效性缺失而言，经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方法论思潮的洗礼，中国批评家在狂热和倾情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西方的现成体系和词汇，无论其在西方文学语境中多么富有智慧和闪光，面对我们的文本我们的作家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广大中国读者，这些体系和词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都会黯然失色。八十年代新方法论的历史事件，使我们不免想起了古老的关于桔与枳的故事，而更为糟糕的是，经过这一事件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无法在说话之际脱离异域词汇，哪怕这些词汇已经纯然只是一些花瓶。我们不得不说别人说过的话，同时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又说不到中国问题上来，“焦虑”和“紧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主体性缺失而言，在八十年代整个文艺学的扩张膨胀和增值之后，由于缺乏时代的“大我”和个体的“小我”在其中发挥中心控制功能，结果出现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历史结局，那就是说与不说、少说与多说竟然几乎是同一回事，原因在于这些词汇在我们的表述中一方面是有形无神，另一方面则是言不及义。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主语位置，或者说主语位置端坐的并不是具有主体独立性的中国批评家，而是异域表述的代言人或者转述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说一定意义上的“失语”是确实存在的。失语作为母语批评的危机，迫使这个时代的批评家站出来承担责任，以完成救危的使命，而先锋批评的动机和行为出发点，大约就正是这种“救危”的形势产物。

　　先锋批评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离成熟的当代中国批评建构又有着比较大的距离。动机和效果的反差非常明显，在它企图承诺“校正”使命的时候，或许更面临着自身的校正，否则就将不过是世纪末位置的一种文化时髦而已。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