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泥

　　我自退居自家“觉园”以来，过得安逸平静。把卷之余，唯潜心于养兰育梅之花事。但小园与闹市相距非遥，雅玩之外，也可以时时领略俗趣。每日闲步街市，观鸡争鹅斗，听街谈巷议，大众心目中的焦点、热点也不时感染得我心潮迭起。文人嘛，有感必发，随感随录，率尔成篇，当然只是些零碎儿，未必能入大雅之目。不过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家常话儿，爰择数题，以飨爱读此类文字的朋友。

　　信马由缰

　　听说《清明》新辟了一个栏目叫《信马由缰》，我觉得这一创意是颇有见地的。

　　不久前才播完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演的是三方鼎立，你想一统，他也想统一。而要想一统华夏，不用说，先得把另两家灭了，于是就得打仗。一部三国史，也就是干戈不息的战争史。这部耗费巨资，历时几年才制成的连续剧，场面浩大，经常出现万马驰驱，杀声震天的镜头，画面上的每一匹马，可都是被骑士勒紧了缰绳的。一声“来将通名”之后，策马而前，兵刃格击，往来奔突，人斗得狠，马呢?总是被勒得够呛!

　　回想敝国的“文革”时代，上承数十年极左思潮之积重，连习惯用语都带火药味儿，动不动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便声讨之，笔伐之，直到鞭挞之，消灭之。那年头，每匹“马”也都被勒紧了缰绳。所以，我以为，三国时代以及文革时代的中国人，是多么希望看到人和“马”能够“信马由缰”地宽松地走它一回呵!

　　据报载，今年是联合国秘书长宣布的“国际容忍年”。我忽发遐想：在我国，至少是在文艺界，能否捐弃颇深的门户之见，淡化彼此间的积怨，放松勒紧的缰绳，各自“信马由缰”地寻觅独辟的文艺创作蹊径，而不是设置重重羁律，闹得别人迈不开步，自己也步履维艰呢?

　　“信马由缰”，并不等同于放任自流。这个“信”字，意味着信任“马”的“识途”，即使不勒紧那缰绳，他也知道该怎么走。就如庸俗读物虽已泛滥成灾，善于杜撰奸情凶杀文字的“高手”们大赚其缺德昧心钱之际，矢志于纯文学的作家群仍然甘守清贫于寒窗下走笔，写无愧于国家、民族和知识分子良知的优秀作品一样。

　　我还以为：“信马由缰”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那些个羁绁于名缰利锁的哥们是怎么也潇洒不起来的——大欲正炽，挂碍诸多，岂敢放松手中的缰绳，了无顾忌地信马前行?只有勘破人生何为“得”，何为“失”的通人，才能不为非义之举，不发违心之论。况且“无欲则刚”，该秉笔直书，曝腐恶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当口，这种人应是无所讳避而勇于直面人生的。这和“国际容忍年”的宗旨并不相悖，因为即使在“容忍年”中，那些社会疮痍也不会“容忍”人民大众于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健康地生活，以创造性地劳动建设美好的未来，甚至会利用你的容忍而得售其奸。万一这类东西出现在你的马前，可别让他逃过你那铁裹的“马蹄”呀!

　　且慢“休闲”

　　我这个人特爱看商业广告，还能从一些名为“新闻”或“信息”或“市场瞭望”等文字中闻出其中浓郁的广告味儿来。这不，象这则“××系列休闲服已在××商厦面市，消费者趋之若鹜，十分抢手……”的“消息”，分明也是一种商业广告。

　　谁让我爱凑热闹呢，既然“十分抢手”，何不躬逢其盛?于是巴巴地跑了去，循自动梯直达三楼，转着圈儿寻访该“系列专柜”。找到了地方，一看，没什么“若鹜”的顾客，只见一位售货女郎懒懒地斜倚在拐角里，似乎正处于“休闲状态”。我独自细细地端详了那为数不多的休闲服的款式及其价格标签，若论其面料及做工均属一般，而单件上衣售价却在600—900元间。

　　一位行家说，这还是属于中低档次，离“皮尔卡丹”还远着哩!如果有人就按照中低档次“系列”一下，再配上休闲裤、休闲帽、休闲鞋、休闲包……恐怕就得数千元之谱，当然，对于“系列”化之后的休闲者来说，这祗是个另头，要是按“引进”的洋规格——去海滩浴场，逛“度假村”，再配置一套打高尔夫球的装备，这笔“休闲开支”就足令拿低工资的人咋舌，而忝列于“高知”阶层的知识分子们也是休不起这个“闲”的吧?

　　不是有人“预测”过么?说是实行五天工作制后，对旅游业及三产经营者是个佳音，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去逛，去化钱，因而消费额必然大幅度增长等等。听了这番高论，想想咱们的国情，我不禁为之哑然一笑。

　　窃以为：穷国中的“小康”，恐怕还不能与富国中的“小巫”比排场。外面的世界固然很精采，但并非一切都可以“超前”地“引进”到中国来。比如欧美的总统们每年都宣布去某地度假，中国的领导人则无此一说，只听说都在频频下基层视察；省长、市长们为抓“米袋子”、“菜篮子”，都忙得寝食难安；老百姓呢?在农村，别说纯粹种地的人，就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即使厂里放了假，也得赶回去侍弄承包地，恨不得一天干出两天的活路来，而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恐怕也得抓住这富余的工余时间，为贴补家用而干点能来钱的活儿吧?说到底一句话：休闲，光有时间是不行的，得有“休闲费”是吧?中国大多数人的“休闲方式”，一段时期内是不易“西化”的。

　　国防、科研、城建、交通等等，等等，有利于华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超前意识”，无疑都是值得倡尊和受到赞许的，而在高消费、仿欧美的休闲方式方面的“超前”鼓吹，却给人以阿Q向未庄人吹嘘城里人生活排场那样的苦涩滋味。常言道：小富未可即安，何况我们还面对那么多尚未脱贫的城乡，那么多渴望“希望工程”的失学儿童，那么多急待整顿促其振兴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我斗胆地奉劝一句：中国人，尤其是即将成为民族脊梁的中青年优秀分子，你且慢休闲，甘当“超前消费”的滞后者，把一生中的华彩乐章，献给可铭于史册的“超前”。杂说“老板”

　　上街买菜，还个价，菜贩说：“您还在乎这块把钱，老板?”我先是一怔：怎么会称起我这分明冒着穷酸气的人“老板”来了?继尔恍然，那人的眼神，语气里满含着讥嘲哩！

　　少时读书认字，曾就“闆”(板的繁体字)字字义请教一位师长，他说：“门字里含一个品字，表明这称呼是有品位的。比如开杂货铺的人只能称他‘小老阈，开粮店、绸布庄等大店的才算得上‘老闆，只有象上海滩上的虞洽卿、哈同那样能够操纵金融、垄断市场、称雄一业的人才称得起‘大老闆。至于黄金荣、杜月笙之流，帮里人尊称为‘老头子，场面上也称‘大老板，那是因为他们既有偌大的家产，又具吓人的威势。我辈文墨人虽然也穿长衫，可别人只称你‘先生，断乎不会喊你‘老板的。”

　　这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旧话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绝响多年的“老板”之称已普及到地北天南。你看，贩菜、卖鱼的互称“老板”，“BP机”和“大哥大”们“老板”互称，商店经理，工厂厂长更是当然的“老板”罗。有趣的是，有些分明也属工薪族的党政官员．也不再稀罕别人在称他同志之先必冠之的“书记”、“厂长”的职衔，而属下在人前背后那一声声：“我们大老板说了”或“大老板不表态，我可作不了主”含着逢迎、透着惶恐的媚腔，听着入耳、舒心、惬意!这可是“一把手”的专称，“二把”、“三把”是决计不敢僭越的。“门内有品”，我当年的那位师长并未误诂也。

　　前不久笔者曾去某单位采访，党委班子里的一位成员安排了我与其“大老板”的会晤后便告退，他说：“因为我是前任大老板识拔的，现任的大老板眼下正在考察我，我若在场，说什么都不合适……”他那惶悚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也曾听说日本的大老板中有花钱买批评的，可是到咱这里的“大老板”这儿恐怕不行，好不容易凭仗各种机遇从“七把”、“八把”熬到这个位置上，“我说了算”岂容置疑?!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久不被人提起了，这可能与若干位“一把手”嬗变为“大老板”有点关系。按《辞海》有关“老板”一词的条目来理解，“佃农”与“雇工”是无权批评“雇主”的。各级机关虽然相继设置了监察机构，但他们能监察自家的“大老板”么?

　　若往深里想想，这类志得意满的“大老板”倒不是真的想当什么亿万富翁，有什么操纵金融、垄断市场的雄图，不过是几千年来小国寡君的封建意识在新时期的翻版罢了。

　　由此，我由衷地缅怀亲手缔造当年亲密无间的党群关系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十分怀念那位敢对陈毅司令员发脾气的年轻的警卫员，和那一声犹带童音的言语：“首长同志，在党小组会上我提了你的意见，你怎么就不能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