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世广

　　说不清为什么要给我的这篇小说取名《草木不言》。给小说取名是一件挺难的事，有人说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此话不假。小说最初的名字是《野鹊岭女人》，琢磨一下，觉得俗，有用“女人”吸睛之嫌。于是将“女人”去掉，叫《野鹊岭》，感觉好了许多，但又觉得有些“熟”，想了想，想起了日本电影《啊，野麦岭》，当年很有知名度的一部影片。便又将“岭”字去掉，叫《野鹊》。野鹊是一种水鸟，暗合小说女主人公赵绣凤桀骜不驯的性格，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可是在我对小说做最后一次修改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草木不言”四个字，于是我把这四个字刻在了小说男主人公段柳绵的墓碑上，小说的名字也就成了《草木不言》。

　　说起“草木不言”这个词，我便会想到“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两个俗语。前一个俗语是感叹人生短暂，就像草木一样，这是说人和草木的共同点。后一个是说人和草木不同，说人不能像草木那样没有感情。可是草木真的就没有感情吗？我想未必。我觉得，世间万物，有生命的东西，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只是我们感受不到而已。草木不言，不是不说，而是我们无法听懂。

　　听不懂的事，说了等于没说，能懂的事，不用说你也懂。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照不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样说来，想通过作者的创作谈来了解作品，作用很有限。毕竟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一切内涵或寓意都在作品里，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悟，就是那句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作者还是少说或者不说为好，这也是一种“不言”。

　　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有原型，可能这个原型不那么完整，可能写到最后面目全非，但他（她）是故事的触发点。鲁迅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在我的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桦树溪画廊》里，描写了普通农民、家庭妇女、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妇女主任等各色人物。在我的老家桦树溪，一些年纪稍大的人，都会在书中找到他们熟悉的影子，像，又不像；是，又不是。

　　我曾感慨，在哈尔滨也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怎么就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哈尔滨生活的小说呢？像孙且写“偏脸子”、孔广钊写“老太平”、老长写城市里底层人物的鸡毛蒜皮，等等。但细一想，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就像我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一样。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创作的根，这个根是血脉相通的，一旦离开了这个根，其作品就会因贫血而显得苍白。记得若楠主编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人才外流时说，一个作家只要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管他流到哪里，作品都离不开这片黑土地。她还举了我的例子，说世广无论走到哪里，他的笔下都离不开他的乡村和县城。

　　是的，小说的创作离不开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的积累。其实，生活的积累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了最初的感知时便开始了。作家的生活积累大多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故乡和童年是人的一生都抹不去的记忆。这种积累往往是无意识的。当我们经历并记住生活中的某些情形和细节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要把它写到作品里。直到要去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那些曾经遗失的生活碎片才会被我们淘洗出来，加入到我们创作的行列。而情感的积累同样至关重要，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作家只有对生活有所感悟并想抒发和表达，由此产生创作冲动，才能投入到创作之中。据我观察，能够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大多经历坎坷，心路历程复杂，就如尼采所说：痛苦使母鸡和诗人咯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的创作题材大多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乡村，《桦树溪画廊》集中了这方面题材的创作，有人由此称我为“乡村作家”也不为过；第二个是校园，发表过《池老师的春天》《文老师的爱情》《突然闯进桃花源》《迷局》等；第三个是官场，发表过《病树前头》《县长菜》《对影》《酒局里的埋伏》等，还写过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参城叙事》。乡村、校园、官场都是我经历过的，是我的“人生三部曲”，我的创作自然离不开这三个题材。除此之外，我还写过一些抗联题材的小说，如《鹰窝密营》《头颅》等。去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精神病院笔记》的小说，朋友们问我，你有精神病院的生活吗？我开玩笑说，我有精神病的潜质。其实是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女同事曾在精神病医院工作过，没事的时候经常讲她在精神病院工作时的一些趣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提炼一下，再加上适当的想象，虚构而成为小说。这也是间接的生活积累吧。

　　我觉得，除了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感悟力、想象力对于创作来说同样十分重要。郑板桥曾在《题画竹》中写道：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此文说的是郑板桥画竹的过程，小说创作同样如此。我曾追求写原汁原味的生活小说，后来发现这种所谓的“原汁原味”是不存在的，生活一旦被我们写成作品，就不是原来的生活了。

　　《草木不言》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