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翼翼地迈向没完没了的台阶，像一个满载而归的盗贼。我知道，在五月底的午间，于楼梯间弄出响声，极有可能被一扇门里突然探出的脑袋抛出一阵咒骂。五月底六月初，是人心惶惶的高考季，哪栋楼里都有可能住着一位或几位被家人当大熊猫般保护的准高考学生，我能理解家长们紧张的心理，这时段，正好是熬了半宿的孩子见缝插针补个觉的黄金时间，如果因为我沉重拖沓的脚步声和拖拉行李箱的噪声干扰了那午睡，我肯定是不被饶恕的。
当我躬身屈背把这个29寸的铝合金行李箱挪到601室门口的时候，我像端着一锅盛得快要漫溢的热汤，总算端到了餐桌前似的，长吁一口气，把箱子轻轻地搁在门口那泛白的红地垫上，垫子上“出入平安”四个金字的色倒是没败。我终于解放了双手，叉着腰，像老人那般缓缓地捋直身子，让自己调整了一个呼吸，然后，把背上的背包取下，搁在箱子上，一只手扶着包另一只手从裤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
我开门时尽力做到小心、小声，门开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门突然打开了，从那门外悬挂的一道红布帘下探出一个脑袋。我心想，如果他责备我吵了他们家孩子午休，我就说声“对不起”。但对门探出的那个脑袋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继续旋转钥匙的动作，“咔哒”一声，门开了，我一只手拎着箱子上的背包，一只手提着箱子，斜着身子进屋，用后背关了门。随即，我听到了对门传来的关门声，如回声一般。
我撂下这堆把我累得快吐血的负累后，拉下电闸，打开客厅的空调，顾不上擦汗，直接把自己抛进沙发，摊开四肢。空调的出风口正丝丝缕缕地往外吐着冷气，片刻，空气中荡漾着一股微微的腥气，还好，不是霉味。我住了多年地下室，室内始终是刺鼻的空气清新剂也无法掩盖的霉味。我决定回小城，不仅为了逃避那无法驱散的霉味，更是为了躲避无法摆脱的厄运。实在无法解释的时候，我就想，也许是霉味预示我总是走霉运的。越这么想，我就越发想念小城。
我终于回来了。这房子在小城新老城区交界处的小区，位于一栋多层洋房的顶楼，边户，两室一厅外加一个小储藏室。我离开小城快十年了，回来后发现，小城变化很大，都让我快不认识了。当年我离开小城的始发地——长途汽车站，拆了；小时候我爸带我拉架子车去买煤的煤厂，拆了；我妈常年摆摊的露天菜市场，拆了；我户口所在地的南关派出所，拆了……面对一个被拆解后重建的新城，我于瞬间感到了一种接近窒息的幻灭感，就像九岁那年的夏天，刚刚学会游泳的我，趁爸妈午睡，一个人偷偷跑到护城河边，我脱掉凉鞋，小背心，学着大人的模样，一头扎进了河里。结果，我是被人薅着头发给拽上岸的。很多年过去了，那种在水里将要窒息的感觉，我一直记得。
当我用尽全身力气从那片红河中游近岸的时候，我伸出手臂，“啪嗒”一声，我惊醒了。我探了探身子，坐起来，屈身一看，瓷砖地板上躺着我碎了屏幕的“烂苹果”——那些熟人都管我的手机叫“烂苹果”，这是一款十年前的手机，即便它时常闪跳，速度慢得令人怀疑人生，但我还是一直使着它，偶尔，我还会点开十年前的未接电话，如果时间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不会让它们成为红色标志的“未接来电”。
之前我说了，这些年，我一直走霉运。对我来说，最大的一桩倒霉事，就是秦韵离开我了。并且，不仅她自个儿走了，她连个招呼都不打，把乐乐也带走了。说起来，我和秦韵，那可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我们九岁那年认识，以姐弟相称了十几年后，结为了夫妻，亲戚朋友都说我们般配。结婚那天，她还像小时候似的嘻嘻哈哈，一点儿都正经不起来，晚上朋友们闹洞房时，我们俩共同的小伙伴三拐子闹着让秦韵给他点烟，她用打火机刚一按出火苗，三拐子就一口气吹灭了那火，如此这般地闹了十来个回合，秦韵恼了，拿着打着火的打火机就去燎他头发。见三拐子前额那绺黄毛被燎着了，秦韵“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恼得三拐子扔下烟，跑了。
想起那一幕，我觉得那一天就像昨天。我记得，当时恨不得给秦韵一巴掌，让她不要这样不分场合地由着性子来。可是，我哪里管得了她呢？她是我干爸干妈当宝贝疙瘩宠大的，真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妈活着时对我说过，凡事都要让着秦韵，她是她爹妈的命根子，而我的命，是她妈给捞回来的，咱得报恩。
那年夏天，趁我爸妈午睡，我偷偷从我妈的布包里取了一沓钱，那是我妈买菜的毛票子，我瞅准了，卷了几张壹分、贰分、伍分的纸币，就往外溜。原计划我是去东门口买冰棍的，可巧，那天卖冰棍的老头儿没在东门口的那片树荫下，我便鬼使神差地往东门外的河边去了。
据说，那天秦韵她妈去河里洗衣服，洗着洗着，看见河面上飘着一张张纸币，她顺着那些漂浮的纸币一看，发现了一撮毛发像水草般在河面上晃荡，她一手拿着棒槌撑着水里的石头，一手伸向了那撮毛发，薅住了一拉，拉出水的就是喝了一肚子水的我。她救了我的命。
大家都说她救了我的命，可她却笑着说，是钱救了我的命。也对，要不是我揣裤兜里的那几张毛票漂在了河面上，她瞅不见钱便也发现不了在河里冒泡的我。
第二天，我爸妈带着我和四色礼包找到了她家，去感恩。我稀里糊涂地被我妈一把拽到地上跪着朝秦韵爸妈磕起了头。从那起，我就管秦韵爸妈叫“干爸干妈”了。至于秦韵，我是开学后才认识她的，她一个暑假都在外婆家。九月一日开学，在校门口，我遇到干妈领着一个扎着马尾辫，辫子上还绑着大红蝴蝶结的小女孩。我妈让我喊她姐姐。我才知道，原来，干爸干妈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才认我做干儿子的，人家家里有个打扮得像个小公主的女儿。因为干妈生女儿比我妈生我早了几天，我就得管她叫姐。看着她一副娇气骄横的模样，我虽然有点儿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喊了声“姐姐”。
刚才在沙发上打的那个盹儿有效地驱逐了我的疲惫，我捡起手机，掂着它满屋子转了一圈，把所有紧闭的窗户都打开了。风像莽撞的少年一般冲进屋，吹得屋里发出哗哗的响声。那声响不大，有点儿像人翻动书页发出的声音，可我环顾了一圈，客厅里没有一本书，两个卧室里也没有，虽然我觉得厨房、卫生间更不会有书，但我还是分别进去检视了一圈，确实没有。不仅没有书，连一片纸都找不到。那么，是储藏室发出的声响？储藏室的门是锁着的。我不想去找钥匙打开它，便放弃了对那声响来源的探寻。
房间之前被打扫过，还很干净，没有什么卫生需要重做，我把行李箱拖进主卧。箱子里几件夏装，一些杂物，很快便被我归置妥当。到客厅拿背包的时候，我突然决定，睡次卧。十年来，我睡惯了地下室里一米宽的小床，主卧那张一米八的大床，对我来说太过阔大。次卧里，有张原木色的上下铺，我把背包扔到上铺后，便坐在了下铺的床边上。这张床铺，勾起了我对二十年前读书生活的回忆。那时，我在皖南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学校在山坳里，四周群山叠翠，校园外溪流潺潺，就像世外桃源。我在那世外桃源里度过了三年，毕业后，回到小城，等待分配工作，等了大半年，终于等来一纸通知，让我去距离小城二十公里的乡政府报到。我背着一只塞满了被褥行李的蛇皮袋，和我爸一起坐上了通往那个乡镇的农用班车，车子在路上颠颠簸簸，走走停停，用了快一个小时才到通往乡政府的路口。下了车，望着三百米外凋敝的乡政府大门，我的内心无比忧伤。没想到，辛辛苦苦地读了十多年的书，居然被发配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我爸倒是很兴奋，那是1998年，我赶上了最后一班中专毕业包分配的车。“好歹是铁饭碗”，我爸对我说。那会儿，他正面临下岗。我妈是菜农，没正式工作。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一个捧着“铁饭碗”的孩子，已经很难得了。“我们家不比你干爸干妈家，他们是双职工，单位又好，但你韵姐还不是也在乡下工作？”头天晚上，我妈在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这么对我说。知子莫若母，虽然我什么也没说，但她还是察觉出了我对去乡下工作的不甘心。
我爸则在兴头上，让我临走前去干爸干妈家打个招呼，报个喜。我心想，喜个屁！但还是跟在我爸身后，穿过几条小巷，到了干爸干妈家。刚要进门，我发现他们家新铺了木地板，正犹豫着要不要脱鞋，干妈一把把我拉进屋，坐下来，我才发现，原来那是仿木地板纹路的地板砖，灯光一照，泛着浮光。我沉默地坐在客厅里，我爸和我干爸干妈的对话飘到我耳边，便浮云似的散了去，我呆坐了一晚，没听进他们说了些什么，也没插嘴说点儿什么。我爸起身告辞的时候，我还愣坐在那里，干妈亲昵地揽着我的肩说：“我就喜欢俊儿，老实憨厚，靠得住。”我爸听罢笑得嘎嘎地，说：“肯定靠得住！”
我这人有个毛病，一陷入回忆，就想抽烟。人说，往事如烟，可真不假。我从次卧走到客厅，站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烟点着了，但阳台上空空如也，连个花盆都没有，客厅里没有垃圾桶、烟灰缸，我的烟灰没处弹放，只好由着它长，长到快要承不住的时候，我伸头往阳台下看了一眼，决定把烟灰弹到窗外。
我刚把一支烟抽完，捏着烟屁股到卫生间，就在我打开水龙头灭烟蒂的时候，我听到“砰砰砰砰”的砸门声。我慌忙把烟蒂丢进马桶，去开门。门外居然挤了好几个脑袋，见了我，一个矮个儿的、穿着保安服的胖子仰着他那黑亮亮的脑门说：“高空抛物违法的知道不？你把五楼的被子烧着了，多危险哪，要不是及时发现，失了火，整栋楼都得遭殃……”
“住你家楼下算是倒了血霉了！”那群脑袋中，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顺着那嗓音看过去，一个干瘦的女人将烧了个窟窿的空调被举到我面前，问：“怎么弄怎么弄？”紧接着，那群脑袋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对面门上的红布帘被掀起了一角，又露出了一个脑袋。唉，一截烟灰弄出的动静有点儿大，害得我直发蒙。
“对不起……”我一边说，一边对门口的那群人做出了一个请进屋里坐的手势。结果，没有人进屋，保安开口说：“你先把人家被子钱赔了吧，你先不要走，等下有人来找你。”
女人报了个价，打开微信的收款码，让我扫给她。我说我给现金。便到次卧从上铺的背包里取了钱，打算给她。我刚放好背包，听到一个声音清晰地传来：“这人胆子真大，居然敢一个人住这凶宅，也不怕他老婆孩子阴魂不散来缠他……”
我拿了钱大步走出来，那群人却噤了声。
女人从我手中接过钱后，那群人像追随明星的粉丝似的簇拥着她，离开了。对面的脑袋隐到门帘后，旋即传来关门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脑袋里为刚才听到但那番话转个不停：凶宅？老婆孩子？他们说的胆大的人是我么？
我的脑袋骤痛起来，太阳穴突突地跳着，我赶忙关上门，把自己搁在沙发上，靠在那里，闭上眼，提醒自己，什么也别想。脑海里波涛汹涌，眼虽紧闭着，但不耽误一些奇奇怪怪的图像蒙太奇般在眼前回放。那些图像全是重影，几个身影叠加在一起，面目模糊，看不清到底是谁。
门又响了，“笃笃，笃笃……”这次是温和的敲门声。我张开眼，从幻影里抽身出来，去开门。
“你是江俊？我们是新城派出所的民警。”门开了，两位穿着警服的年轻警官对我亮了亮证件后，径直走了进来。
我关上门，跟着警察回到客厅，我注意到，这一次，我家开门时，对面的门没有发出响动。
“我们找你很久了，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他们坐下来，一位娃娃脸警察问我。
“找我？”我感到很诧异，我刚到这里呀，警察找我干嘛？
“请你随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找你不容易呀。”
三个小时候后，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我，不仅觉得小城变了，而是连天地都变了，自己也变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在洒满霞光的马路上，路边的合欢树上开满了花，那花像一把把袖珍的羽扇。合欢花是秦韵最喜欢的花，可惜，她再也看不见这花了。
走到公园入口处，我感到胸闷，索性坐在石凳上，眼见暮色把天地染暗。我的心早已黯淡。
我一进谈话室，脑袋就炸开了。那些经常以重影的模样出现在我梦境中的影像，渐渐被拉开，一个个列队排开了。
我想起当年，当警察问我，和李丽群是什么关系。随着李丽群这个名字的出现，她的身影也从队伍里向前一步出了列。我看见她端着一个塑料盆，扭着肥胖的身子往前走。
她要去的是秦韵的房间，秦韵躺在床上，除了头颈，浑身都动弹不得了。李丽群和我什么关系？雇佣关系。她是秦韵出事后，我花高价请的护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照顾秦韵。
秦韵这会儿也出列了。当然，那是2003年，刚生了乐乐的她，显得丰腴美丽。她怀抱着还是个稀毛小婴儿的乐乐，冲我甜甜地笑。那年，我们单位竞争上岗，实行末位淘汰制。竞岗考试的成绩，我是最后一名。那就意味着，我所谓的“铁饭碗”砸了。
秦韵比我有魄力，她说，下岗就下岗，干脆咱俩一起出去打工。她说那话的时候，曾经的“姐姐范儿”又彰显了，我挺感动的，因为她工作得好好的，下岗的只是我而已。她做事和说话一样干脆，话没说几天，我俩便把孩子留下，一起去了上海。秦韵学会计的，很快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我沾她光，也被那家公司留下来，干些杂活儿。
渐渐地，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可能是好得过头了吧，坏事接踵而至。秦韵在工地，被从吊车上落下的安全帽砸中。经过抢救，秦韵的命救了回来，但人却瘫痪了。我陪着她在上海的医院住了大半年后，公司给了我们一笔钱，说是补偿费和遣散费。我拿着那笔钱，带着再也无法站立的秦韵回了老家，住进了县医院。在县医院没住多久，她就嚷嚷着要出院。她是做会计的，身子动不了，可脑子精明着呢，她悄悄告诉我说，总这样在医院里耗着，做吃山空，不如咱们雇个护工，回家。我听她的，通过一番观察，发现在病房里一个打扫卫生的护工年轻、健壮、干活麻利，人也随和。秦韵示意我把那护工叫到她床头，我照办了。秦韵出院的当天晚上，那护工就找上门，成了秦韵的私人护工。我很佩服秦韵，她善于和人沟通，做事效率高，我不行，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就像当年，我在皖南读书时谈了个女朋友，可回老家，大人们做主让我和秦韵订婚时，我虽然不乐意，可也没有做出抗拒。说起来我这人特不男人，女朋友从皖南找过来，我居然躲着不敢见她，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我订婚这件事。一天后我看见BP机上她发的留言，说乘第二天的早班车离开，希望我能去送行。第二天一早，我偷偷到车站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藏着，看见她从人力三轮车上下来，在车站门口左顾右盼了好一会儿，才黯然地步入了候车厅。我一直躲在那里等她乘的那辆车出站才离开。失恋的痛苦，心痛的滋味，都曾有过，但很快也便成了过去。
路灯亮了，蚊虫朝我发出了进攻，我朝有些发痒的胳膊上一拍，一只蚊子便横尸于我肘弯的那摊“血泊”。我怕血，哪怕是蚊子吸的那一点儿，被我拍出来，我见了也发怵。我抖掉蚊子的尸体，用手背蹭掉了那摊血，起身往家的方向走去。
当初，皖南的姑娘就是沿着这条又窄又破的路离开小城的；后来，我和秦韵又沿着这条路离开再归来。如今，我再一次回归，走得已不再是这条路了。小城通了高铁，这条路不再是小城通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这条曾经的窄道被拓宽、绿化、亮化，看起来和都市里的道路没什么不同了。可我走在这条光明的大道上，内心却无比痛楚。因为，我丢失的那段记忆正缓缓地洇过来。
那也是五月底，窗外的合欢花开了，秦韵让李丽群替她把枕头垫高，她要看合欢花。早晨，李丽群看见我对着镜子喷香水，问我干吗去，我没作声。临走前我去敲了敲乐乐的门，让她不要起太晚，那天是周末，乐乐总爱在周末睡懒觉。出门时，我听到李丽群正大着嗓门吼秦韵，至于吼什么，我急着出门，没在意听。
我的记忆就卡在了那里。
如果没有和警察的对话，我都忘了，那天，居然是我报的案。
我出去没多久，李丽群的电话打来了，她问我在哪儿，我说了声有事，就挂了。紧接着，电话又响起，我没有接，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快到中午时，我才看手机。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彩信，是乐乐发来的，我打开一看，鞋子都没穿好就往外跑。当我腿脚发软地打开家门，我傻了。
乐乐倒在血泊里，一把西瓜刀的刀柄还插在她身上。
可能我是在晕倒之前拨打了110。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了自己是如何报的警。
警察来了之后，救护车也来了，救护车只带走了我，乐乐和里屋的秦韵都已经被诊断死亡，没有抢救的意义了。我没有看秦韵最后一眼，但警察还是残忍地将发生的那一切告知了我。
直到今天，派出所的这两位警官还说，那是一桩令人难忘的血案。犯罪嫌疑人居然那么丧心病狂，不仅拿水果刀把十多岁小女孩的身上捅得像马蜂窝。更可怖的是，那双手……
什么手？我问。得到答案后，我痛苦得浑身发抖，让警察以为我是不是毒瘾犯了。也许我看上去就像一个瘾君子，身高178厘米的我，这些年，体重从未超过120斤。常年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我的脸色苍白，神情恍惚，警察问我的很多事，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走，没有亲人的房子，还能叫家吗？我的眼前浮现出秦韵的模样。她娇嗔的样子，她发火的样子，她躺在床上无助的样子，她失去了双手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样子……这是我想象出的样子。
下午，警察再次问我，和李丽群是什么关系。
我依然说，我们是雇佣关系，哪怕他们交出李丽群写给我的信。
我确实没有说谎，在我心中，李丽群只是我们家雇佣的护工。虽然，她在我们家的那几年，我有好多次没有经受住诱惑，和她发生过关系，但我从来没有打算按照她所畅想的那样，和秦韵离了，与她组成新的家庭。虽然在那些时候，她这么说时，我会顺水推舟地应个声，但我怎么可能娶她呢？有年春节，三拐子从外地回来看望秦韵，见到李丽群时一愣，他悄悄告诉我，这女人曾和他有过一段，但当时就觉得俩人脾气不对，没成。
我把手揣在裤兜里，一只手紧紧按着那封信。我本打算回家再看的，但我满脑子都是警察向我描述的那个场景，我突然很恐惧。我怕那封信里会伸出一双手，掐住我的脖子。虽然有时候，我很想自己掐死自己。我觉得自己才是最该死的那一个，如果九岁那年就溺死，岂不更好，这些痛苦、烦恼都将不再。我这条命上拴了好几条无辜的命，可惜命运不让我死，让我活，让我生不如死地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传说中的“报应”。
我站在路灯下，打开了那封信。
李丽群在信里没有说什么，只说她把在我们家赚的这些钱都还给我，说她对不起秦韵，对不起乐乐。她还说，她给乐乐端早餐时，嘱咐乐乐赶紧吃完写作业。她说，要是乐乐不怼她：“你谁呀你，关你什么事！”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读完这封短信，我恨不得找把刀，剁了自己的手！就像当年李丽群用菜刀剁了秦韵的双手那样。
起风了，风把信纸吹得哗哗响。我手一松，信纸像树叶似的被风卷起来，刮走了。我也被风吹得踉踉跄跄。突然，一截树枝断在我面前，砸在我脚背上，疼得我突然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它不砸中我的脑袋，把我给砸死呢？
风鼓起我的衬衫下摆，随之而来的雨又将它打湿了熨帖在我身上。我一直极力遗忘的过往，被下午的那半截烟灰点燃。警察的话、李丽群的信，以及我竭力逃避的记忆，又将我拖回现实。
我疯了吗？不然，为什么，此刻，我对李丽群充满了感激？我觉得她很善良，虽然她那么残忍地杀死了我的妻女，但事实上，她要比我善良一万倍。她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她的忏悔，说明了她杀人的意图，虽然那封信词不达意，错字连篇，但我读懂了她的心意，她希望我明白，她并不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她只是一个被嫉妒、猜疑折磨疯了的傻女人。我懂，即便没有这封信，我也明白。那一天，如果不是我出去约会，不是我为了约会把手机调成静音，或者，再往前推一点儿，如果不是我不负责任地和她发生关系，且不让她明白我对她并无感情和对未来有所打算，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我与风对抗着，站直了身子，抹了抹脸上与雨水混淆的泪水，继续往前走。我想快点儿回家。风雨中，我满脑子都是李丽群用菜刀砍断秦韵双手的画面。我难受得大吼了几声。我在想，那一刻，李丽群的内心胀满了怎样的嫉妒。记得某次偷欢，她让我说过去我和秦韵的事，我告诉她，我最喜欢秦韵的就是她那双手，那双手上，十指纤纤，不像她，手指短粗短粗的，一看就是劳动人民的手。她当时就不高兴地翻身下了床。
终于爬上了六楼，开门进屋后，我从鞋柜上取下一串钥匙，哆嗦着打开了储藏室的门。房间里那扇小小的气窗居然裂开了一条缝，风从缝里逼进来，吹得一双风干了的橡胶手套发出哗哗的响声。
多年前，警察说，在储物间里小床的枕头底下，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双血淋淋的断手。
我冲进去，握着窗把手上的手套，推开了气窗。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