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今天，再去探讨布鲁姆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已经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文学，尤其是小说还在悄悄地往前发展。文学的梁山泊，总要有新的头领落草来投。是故，对小说家来说，当下的问题不是影响的焦虑是否真切存在在头脑里，而是怎样合理地接受影响，走出可能的焦虑。这也就是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所阐明的：作家必须在大师的阴翳下，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歌唱与其他》的创作谈中，思不群毫不讳言自己在写作中所接受的卡夫卡遗产。这种坦诚即使是出于无奈，但也足够自信，并且这自信之中隐隐还有一种骄傲。对读者来说，如果对卡夫卡的小说足够熟悉，那么阅读《歌唱与其他》的过程，就好比汉书下酒：从约瑟芬，到地洞，再转饥饿艺术家，最后是铁桶骑士……甚至在某些句子中，我还品到了乡村医生的味道。绝非顺便指出，在这篇小说的性爱描写中，我分明回忆起了《城堡》中，在酒店后台的地板上，土地测量员和弗丽达那一段奇特而美好的性爱之旅。何其相似乃尔！我常常想，对于中国当代的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小说里进行性爱描写的这门功课，都必须考试过关。或许艳而不俗，色而不淫，不应该是最低的要求。思不群的尝试，即使没有成功，但也绝非全然失败，因为这段描写对读者并没有造成不适，更没有形成冒犯，这一点极为难得！
那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阅读底色，欣赏这篇小说，还能获得足够的阅读愉悦吗？答案是肯定的：假如脱掉卡夫卡的外衣，我们依旧可以浸淫在《聊斋》的意味里。卡夫卡穿上了蒲松龄的外衣，留着长辫子，坐在书桌前，一个一个句子写下自己道听途说的故事，然后涂抹上梦幻的色彩。
现在，让我们进入小说文本。这篇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耍了一个小花招：单独阅读第一节，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一篇惯常的小说，用通俗的语言，去说一个庸俗的情节曲折，结尾出人意料的故事。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这哪是一篇“故事会”呀，这分明是一篇“非小说”呀！
胃口吊起来，再接着往下看，叙述者的身份和生活逐渐展现：他一边做着自我的诉讼笔录，一边走入了自己的角色。就好像隔着窗户厚厚的玻璃，看着公寓里的一个剪影，就像里尔克笔下的布里格，承受着自己牙洞的乐队，扮演着自己的命运，一丝不苟又慵懒无为。音乐和文学交织在一起，一起注入到叙述者的身体内。但是突然阿武和周薇的出现，一下子使我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即使作者再淡化，也特别的有意味：他们俩是卡夫卡《诉讼》中K死刑的执行者，承担着让情节延伸的使命。人物的设定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冷酷无情。如果没有阿武和周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歌唱”部分甚至将难以以第三视角去呈现。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游离在作品之外的感觉，一直为作者担着心。特别是随着小说的深入，当作者穿上叙述者脱在沙发上的外衣，亲自走向舞台和演员探讨她的表演的得与失的时候：“作者通常是不会与一个读者探讨作品背后的东西的。”但一旦这样做了，这就像阿尔托所扮演的戈多一样，一下子使叙述者置于非常惊险的境地。但是我的担心毕竟是多余的，当类似“弗丽达”角色的小燕出现之后，我提着的心终于有了一小片可以落下来的土地。正如同饥饿艺术家一定会因为找不到可口的食物而死，K必然要走向他命定的结局一样，我们的牙洞歌唱家也必然会像约瑟芬一样失去她的歌喉，并且连他最后的“我在这里……你在这里……”，都有了一种哲学意味，这种意味不是别的，正是荷尔德林弥留之际的最后谁也难以理解的喃喃自语。
在小说之外，思不群是一名真正的诗人。但我并不把《歌唱与其他》看成诗人写的元小说，或者说诗人自留地里的语言实验小说。因为在这篇小说里，定然还有许许多多影影绰绰、含而不露的东西。是的，网破了，但鱼儿并没有跑光；是的，这篇小说接受了卡夫卡的影响。但接受之后，作者又走了出去。多好呀，因为在当下语境里，我们每一位小说家都应该停留在大师的门口，然后走出去。
作者簡介：岳秀川，1981年生，河南人。从事诗歌及评论创作，现居上海。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