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

　　“生活何以刻骨铭心，幸好有小说这种文体，可以照见我内心最暗淡和迷茫里的灵魂。”这句话应该可以视作张尘舞的小说观，即直面和再现刻骨铭心的生活，观照和表现自我内心最暗淡和迷茫的灵魂。在她的笔下，所谓“刻骨铭心”好像不过是一地鸡毛却重若千钧的日常生活琐事，所谓“灵魂”不过是附着于肉身之上，在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中挣扎和承受的心灵。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厚重的历史，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甚至没有时髦的技法，一切都是朴素的，干净的，坦荡的，就像一阵清风，就像她这个人。

　　说实话，在读完葛亮的《燕食记》之后，再读张尘舞的《清风起》，我不得不要做一些心理建设。倒不是因为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怎样的比较，而是必须放下历史的想象，介入当下的现实——对“现实”我时常充满着怀疑和恐惧。不由地想起余华，若干年前试图对现实发起“正面强攻”，似乎并未取得理想的胜利，人们所喜欢的依然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介不介入现实、如何介入现实、介入现实到什么程度，好像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难题，“闲坐说玄宗”也好，“稻花香里说丰年”也罢，恐怕更省心省力点儿，或许也正因如此，真正介入现实、揭示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倒并不多见。

　　《清风起》的故事似乎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母子之间因为升学而发生的一次冲突。以此为切口，不可谓不小，但牵扯出的问题又不可谓不多，比如基础教育、代际冲突、中年危机、婚姻爱情、亲情伦理、阶层差异等等，这些世俗却又普遍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又都指向了“人生如何选择和追求”“人究竟应如何活着”等大问题。“人生在世指的是同世界浑然一体的情状。在世就是繁忙着同形形色色的存在者打交道。人消融到一团繁忙之中，寓于他们繁忙的存在者，随所遇而安身，安身于‘外’就是住在自己的家。人并不是在他所繁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她所从事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试图呈现每个人都可能寓于其中的存在者，凸显与繁忙的事业相同一的人的存在境遇，因而具有一种典型意义。

　　曾经喧嚣一时的“底层文学”最热衷于表现苦难，且常常走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的路线，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与之不同，张尘舞没有刻意把女主人公谢欢塑造成苦兮兮的起早贪黑卖卤板鸭的底层女，而是有意将其设计成一个多少有点儿“分裂”的爱读《红楼梦》《瓦尔登湖》《枕草子》的知性女。“谢欢虽然从事操弄吃食的粗活儿，但她并不是粗枝大叶的人。相反，她极其感性，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一整晚的书不动弹，她的心思缜密情感细腻，对于许多事，有着比常人更渗透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正因为这样的设计，才使得她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化了的底层女性，而具有了向精神深处探求和发现的可能。很显然，作者正是要通过她这个核心人物来静观世相、传情达意，尤其是在与儿子赵豆豆的冲突中，呈现其自我的转变与超越。

　　在她看来，十六岁儿子放弃到重点高中读书并要回十五万借读费，自作主张地选择了人生道路，是一个逃避生活、逃避努力、胸无大志的平庸的人，“人生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平凡和平庸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但很快她又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呢？庸常的生活淹没了她的理想和追求，碌碌无为地做着“生活的旁观者和看客”，甚至卑鄙地“把所有的追求和梦想都转嫁在儿子的身上”。而当她得知儿子之所以选择3+2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不是胸无大志贪图安逸，而是心疼父母、想留在膝下尽孝的时候，内心无疑是喜悦又感伤的，喜悦是因为儿子的早熟孝顺，感伤是因为自己没有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母子冲突与合情合理的演进中，她从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者，变成了一个自我反思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意欲再次参加高考、变被动的“被生活安排”为主动的“安排生活”的理想践行者。与其说这是谢欢个体的生命觉醒和价值追求，不如说这是身为女性的作者，试图为深陷家庭困境和中年危机的现代女性寻求一条可能的摆脱平庸、追求梦想的“平凡之路”。

　　作者在谢欢身上的情感投射显然是强烈的，肯定的，而对当下教育的弊病则是克制的，批评的。赵豆豆不愿去重点高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成天刷题成为学习的机器”，不想像其他学生那样“就跟死尸一样，只知道学习学习学习”；而在谢欢眼里，那些学生“穿着同一种衣服，理着同一种发型，负着重重的书包，像是踏入丛林学习法则的猎人”，必要时争夺猎物，必要时还得互相残杀。应试教育对人的异化，一如无趣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异化，都是压抑人性，消磨人性，最终将人变成“非人”，正如被失望重重打击的谢欢，感觉自己就是“那只飞扬着最终坠落的蝴蝶，只能这样等着，慢慢老去，再回到大地上，化为尘泥”。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教育、生活乃至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完满的世界”，而在于人究竟选择怎样的姿态来应对，正如那些坐在无中教室专心学习的学生，之所以让谢欢感动，是因为“每个孩子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赵豆豆同样也是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为成为一个平凡的人而奋斗，“平凡的人就像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虽然不起眼，但它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发挥着自己的用处，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这种以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对抗人的异化的人生姿态，无疑是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让我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年人的婚姻与内心。作者别有用心地将谢欢与谢云相对照，将谢欢与赵毅、谢云与曹小天相对照，写出了两种不同质地的婚姻，也写出了两种不同的女性心理。贫贱夫妻如谢欢与赵毅，职业品貌都极为相配，尽管赵毅是一个庸俗的人，尽管两人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但却充满着浓郁烟火气，平淡而真挚；中产夫妻如谢云与曹小天，一个是名校毕业从事体面工作的白领，一个是地位显赫的市领导，看起来生活顺遂，但彼此却像空荡荡的客厅一样，冷清而孤独。谢欢虽深陷庸常的生活泥潭之中，有烦恼、有不甘、有愤怒、有悲伤，却唯独没有孤独，而谢云则内心孤独，却表面还时时保持镇定自若。作者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倾向性，却不免流露出对孤独的抗拒、对前者的认可。正如医院里那个吝啬的退休医生，儿女远在国外，只能独自照顾脑梗的老伴，独自住院，其孤独是不言而喻的。孤独是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如何才能治愈孤独？“对于先天性地处在孤独状态的人和人类的完善而言，爱是最佳良药”。这爱，是夫妻之间的情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无私之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欢显然是幸福的，而谢云则只能靠姐妹之爱抵御和承受其他爱的缺失，一如她只能靠混乱的信仰（佛经与《圣经》）填补虚无而孤独的内心。

　　无论是面对庸常的生活，还是难以言说的孤独，最终都只能靠自赎，靠怀抱希望坚忍地活着。小说最后曲终奏雅，“这人呢，多像是石缝里的野草，被风霜摧逼，不但要坚强地活着，还要青翠繁茂，绵延不绝”。一切冲突似乎都得到消解，皆大欢喜。当然，我不得不提醒的是，“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有时毫无逻辑可言”。小说所完成的其实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逻辑虚构，而那些毫无逻辑的真实依然“逍遥法外”，而更加荒诞的后者常常更值得小说家深入反思和书写，比如小说头尾现身的那个问医生“今晚可不可以同房”的老太太，似乎蕴藏着更让人期待的某种真实，更让人相信的“苍穹之下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