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哲伦

　　一

　　分不清白天黑夜。酒精从喉咙流淌到胃部，又反冲至大脑的某根神经。我趴在书桌前，脑海里闪过几幅画面，生命、谎言、梦想、死亡……并不清晰，却将我困于时间的迷宫。

　　灰突突的平房下，鼓声嘭嘭而响。梁姥姥站起来，手舞足蹈，然后气喘吁吁地盘腿坐在院子中间。她哆嗦着说：“吕雯这孩子，嗝……身上有‘人’。”在她对面，一个小女孩规规矩矩地坐在板凳上，周围是一圈儿穿亚麻衣的大人。梁姥姥的每一次哆嗦，都像是一次神谕，带起一阵眼神的交换。

　　三个小孩子，包括我，还处于读不懂“空气”的年纪。对我们来说，院门口的兔子要比哆嗦的神婆有趣得多。对兔子来说，小孩子手里的青菜要比神谕有趣得多。我相信坐着的吕雯也是这么想，否则她不会小鹿似的转动眼睛，偷偷瞥向我们这边。

　　青菜渐渐吃光，太阳渐渐西沉。

　　神婆发出一阵剧烈的抖动，用飘在云端的语气说：“是孩子的太爷。”大人们交头接耳，梁姥姥说得准，简直就是活神仙。姥姥侧了侧耳朵，点点头，将一张写满红字的黄纸塞到吕雯手里：“放到枕头下面，三天以后拿出来烧了。这几天记着，下炕别从枕头上跨过去。”三天以后，吕雯做噩梦的毛病果然消失了。

　　此后，我们一起来过这个院子不知道多少次，兔子换了一拨又一拨，结论都是吕雯身上有人，而不是我、赵兵或是陈兰。似乎不但活着的人应该喜欢吕雯，死了的人也应该喜欢她。从她的曾祖父，到路边的孤魂野鬼，所有人都应该喜欢这个姑娘。

　　赵兵喜欢她。我也是。

　　陈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十几年后，我和赵兵刚开始创业。SKP的一家咖啡馆里，她竖着眉毛，说，你们两个王八蛋不可救药，从小就只知道看脸。

　　赵兵说，我现在进步了很多，还喜欢身材好的。我和陈兰笑了笑。他又在撒谎。

　　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吕雯是北镇县最漂亮的女生。可这件事颇有争议，我只能持保留意见。但是，吕雯毫无疑问是初一（3）班最漂亮的，就连陈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班主任因此总点吕雯起来回答问题，而不点成绩最好的陈兰。顺带一提，我们的班主任有几个身份值得注意。第一，她是教语文的。第二，她是陈兰的亲妈。

　　那天的作文题目是《梦想》。我的同桌，赵兵同学，第一个被叫起来念作文。他捏着一张发皱的作文稿纸，斜着身子，学着古惑仔的样子讲，要成功有三个条件：钞票、钞票、钞票！他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庸俗”的评价。天花板上的吊灯都被笑声震得摇晃。

　　借着晃动的白色灯光，我不出所料地发现，这混账手上的稿纸是一片空白。

　　“梦想”这件事，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必然会抵达的远景。我说我的梦想是永远十五岁，大家永远坐在这个班级里上课。陈兰的母亲笑着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陈兰紧接着说，她的梦想是考上清华。班主任不置可否。我偷偷告诉她，听说北大也不错，可以再考虑考虑。

　　那天吕雯作文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细碎的阳光随风穿过纱窗。女孩说，她想成为画家。钞票、清华，与之相比都显得庸俗。

　　班主任一笑，说，小姑娘古古怪怪的。

　　“古怪的小姑娘”。这是北镇县第一中学公认的事实。

　　吕雯手里的课本总是涂满了画。一次数学课，我和赵兵同时忘记带课本，便只好向她借。课本的配图从未如此丰富。直角三角形的旁边，画着一个络腮胡男人、一盆向日葵还有一片海。男人一头卷发至少几天没洗了。他邋里邋遢地靠在三角形的直角边上，支着腮帮子，面朝大海发呆。一盆向日葵飘荡在海面上，盛开、绽放。我和赵兵参详了一节课也没读懂这幅画的内涵。赵兵说，男人是个大款，闲着没事出来看海。我说，男人应该是在数学课睡觉，被老师骂了一顿，于是跑到外面发呆。

　　我们只能去请教吕雯。吕雯说，男人是毕达哥拉斯先生，他想不出定理就要跳海自杀。尽管男人的行为有些极端，但也在我的理解范围内。因为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先生是有点疯疯癫癫的。例如，他曾发誓永远不吃豆子，永远不迈过门槛……在有限的生命里，他给自己立下许多永恒的规矩。

　　我问，那向日葵呢？

　　她低下头，动了动嘴唇。

　　从她的唇形，我隐约可以读出“艺术”“美”之类的可怕字眼。

　　有位作家说过，纯粹的艺术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奴隶们搬砖种地，市民老爷们躺在长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绘画与雕塑———那些可以被称为崇高之物的艺术。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显然不是贵族。一些美好的字眼，从一个身份不恰当的人嘴里冒出来，将会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陈兰也喜欢画画。可是她对艺术的态度几乎同我一样。至少当时已是如此。听她母亲说，那天念完作文后，陈兰回到家就关上了卧室门。随后卧室里传来一阵当当的声响。她母亲透过门缝窥到：陈兰撕下了所有小时候的涂鸦。她拎着铁锤，按着半锈的铁钉，一下一下地将一张稿纸锤进墙面。稿纸上写满了“清华”二字。打开门，陈兰背对着母亲，说，我的梦想就这样了。

　　二

　　人无法料想到未来的变化。

　　两年后，我们升入初三，学会很多铁一般坚固的数学定理。可是，“国有工厂，死而不僵”，这条定理却被打破。昔日的万人工厂门庭冷落。

　　与之形成对比，梁姥姥的“看事儿”生意异常火爆。无数人从县城赶来，乘坐一种名叫“老爷车”的三轮，挤满农场的院落。

　　因为来的人太多，她让老伴儿制作了很多张小卡片，还用蓝黑钢笔写上号码。阿拉伯数字油亮亮的。每天早上八点，老头拎着一袋子号码牌站在门口，扯开破锣嗓子叫号。蹲在院里院外的人听到号就站起身、拍拍土，在老头的带领下掀开门帘进了小屋。号码一开始从1到20，后来变成1到50，最后变成1到100。人群也从院落一直蔓延至绿油油的田埂，像一棵棵高大的麦苗，扎在田地里。

　　早些年———还没有数字卡片的时候———梁姥姥会穿得花花绿绿和老头儿一起立在院中央。两人抻着脖子仰望天当中的太阳。老头儿脖子发了酸。从腰间摸出一面猪皮鼓，嘭嘭嘭，两只手拍打不停。梁姥姥甩开手脚，伴着节奏跳动。敲着，跳着。中午变成黄昏，黄昏变成日落。

　　市场需求引起技术变革。一年前，梁姥姥和老伴儿合计了一下，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决定放弃心爱的传统文化，改为用指节敲膝盖骨。啵啵啵地敲个一分钟，不知道哪路神仙就附体了。我觉得这种方式无聊透顶，远没有跳舞好看。于是向梁姥姥建议，有时间和她家的大仙商量商量，把请神恢复成跳舞。可梁姥姥坚持认为，这种方式有神秘色彩，而且效率极高。所以她敲膝盖敲了很久。

　　等到号码卡片上的数字扩展到100，敲膝盖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终究被淘汰。请神的方式演变为抽烟。一根烟下来，一件事儿就看完了。

　　我认为数字卡片毁掉了文化。但是，拜梁姥姥所赐，我成了班级里的明星。那段时间，男生间流行收集烟盒，其中以我和赵兵收集的最多。我常往梁姥姥的院子跑，软白沙、红塔山、黄鹤楼……每次去都能带回满满一口袋。赵兵不一样。他靠爹。他的有钱老爹从上海给他寄回了很多烟盒。

　　我对赵兵老爹的印象停留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带着寒意的阳光透过塑料保温层，铺在炕上。我半睡半醒地窝在被子里。外屋忽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响声，我裹上棉衣，趿拉着拖鞋去开门。打开门，是两个绿大衣。两人缩着脖子，清了清嗓子，问，赵晖是住在这儿吗？我说，他们家住对门。他们点点头，转身去敲对面的门。

　　在工人家属区，赵兵老爹———赵晖，是黑白通吃的风云人物。谁要是掌握他家的新闻，就将是槐树荫下唠嗑时段的核心。我没有立刻回屋，反而将门留了一条缝儿，偷偷观察对面的动静。

　　门敲了好一会儿才打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赵兵的老妈，将门打开半扇，说：“快进来吧，这会儿他刚消停。”屋内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女人尴尬地笑笑，转身进了屋。两个绿大衣冷冷地对视一眼，跟了进去，顺手带上门。屋里先是传出几声男人的哭喊，然后是一阵窃窃私语。最后，漫长的平静一直延续到门再次打开。出来时，两个绿大衣一人夹了一个黑色手提包，手提一个沉甸甸的红色袋子。我从门缝里觑到几个长方形的包装盒，在袋子里摇摇晃晃。

　　“嫂子，您快回去吧。”“外面冷，不用送了。”“你们慢点啊。”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女人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突然从屋里走到门口。是赵晖。女人吓了一跳，左右瞧一圈儿，发现没人，说：“刚才装得还挺像。”赵晖一乐，说：“那是，也不想想你男人是谁。”他推开门就要往外走。女人把他拽住，说：“过几天再出去吧，左邻右舍看到不太好。”男人说：“没事，组织上都认定咱有病了，别人说啥都没用；再说，邻居们跟咱家关系好，没人会举报咱。”他抓起鞋拔子，把脚往鞋里硬塞，说：“马上我就出去打工了，这两天在县里多转转。”

　　女人不再阻拦。

　　赵晖抬着自行车，哼着小曲，离开了我的视线。

　　两个月后，工厂宣布破产。一批又一批的人买断下岗。工人家属区却传出消息，赵晖患上精神分裂症，办了退休。

　　初三上学期，赵兵手里的烟盒越来越贵。有一次课间，赵兵扇烟盒赢了个包圆，他拉我到墙角，说，我爹在上海做上大买卖了，手里好几个工程。我一愣，赵兵平常虽然满嘴跑火车，但不是喜欢炫耀的人。我说，咋的，你成了狗大户，嫌弃穷哥们儿的烟盒了？他照我胸口捶了一拳，说，放屁。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说，我爸打算把我们一家都接到上海。

　　我盯着他狮子样的鼻子，没说话。梁姥姥曾经给赵兵相过面，说他狮鼻阔口，是天生的富家子弟。

　　憋了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挽留的理由，只能说，吕雯咋办？

　　赵兵揉碎手里的烟盒，郑重地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说，咱们是托妻献子的交情，吕雯就托付给兄弟你了。

　　这话不知道怎么被吕雯和陈兰听到了，她俩的回应是一连串白眼。学期还没结束，班主任就宣布赵兵转学。

　　事实证明，即便是狗大户，想离开那个年代的北镇县也得乖乖坐绿皮车。

　　候车室一眼望过去，只有数不清的人头。我们本来不多的伤感情绪，很快就被吵闹与刺鼻的烟味儿冲碎。陈兰扭过头，尽力不去在意对面座位上撒尿的小男孩，问，赵兵，你那趟车咋还没来啊？

　　赵兵还没来得及回答，一直站在检票口的赵兵老妈，忽然放下行李，冲这边挥手。通知检票的喇叭应声而响。赵兵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想说几句送别话，像什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是仔细一想，除了赵兵他老爹，上海的同胞们还真不认识他，只能说了句“保重”。赵兵狠狠一点头，眼睛却一直往吕雯身上瞟。

　　陈兰忽然站起来，说，大老爷们儿就别磨叽了，你要走赶紧走，我可不陪你耗了。说完，她背起书包逆着人流走去，留下呆坐在椅子上的吕雯。吕雯那天穿了一身灰色的棉服。她低着头拨弄衣角。衣服破口处露出的棉絮，怎么扯也扯不完。

　　赵兵放弃了说出一番豪言壮语的打算。他满不在乎地一虎脸，捏着车票，汇入熙熙攘的人群。

　　那段时间，汽笛声与铁轮滚动声是北镇县的主旋律。

　　学校的日子过得飞快。陈兰的成绩像坐了火箭一样，从班级第一，冲到年级第一。但是那个学期有太多事发生。在我的记忆里，考试成绩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县城越来越空，班级里闲置的桌椅越来越多。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吕雯也消失了。

　　某一天放学回家，我接到电话，远在北京的父母希望我离开姥姥家的县城，回到他们身边。

　　三

　　再一次见到吕雯，是在五道口的一间酒吧。

　　音乐远比火车的汽笛响亮。彩色的镭射灯，照映出许多张抹了“腻子”的脸。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几乎分不清每张面孔的不同，但还是一眼认出了吕雯。一件黑色T恤，简单扎了个马尾，她的妆容恰到好处。

　　“这里没人吧。”她点了一杯“轰炸机”，坐到我旁边。

　　我从不认为，人会在几年间发生太大的改变，不论外貌还是精神。吕雯也是如此。

　　我们一言不发地喝酒。我总觉得我们刚刚分开十分钟。但是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五年以后，我是一名大学生，她在这里打工。

　　杯里的尼格罗尼还剩一半儿，我忍不住问：“五年前，你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就转学了？”“退学。”她放下玻璃杯，纠正道。

　　我想继续追问，又觉得自己太啰唆。

　　她浅啜一口杯里的液体，用食指不停叩打玻璃吧台：“家里没钱。”

　　吧台玻璃上印着许多只紫黑色的蝴蝶。很正常的一个答案，我将杯里的酒喝光，那时候的北镇县有太多人缺钱，摆摊的残疾人、下岗的工人、社会上的流氓……但是在我的认知范围里，为这种事烦恼的应该只有成年人。

　　紫色灯光下，她掰着细长的手指，仔仔细细为我算了一笔账。饭费、书本费、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她打工能挣回来的费用。

　　她喝得有点儿多，用手撑住脑袋，眼睛却很亮。空气中弥漫着尼古丁与酒精混合的气味，我问她，现在还画画吗？她笑了笑。离开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我目送她端起杯子走到下一个卡座。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怀疑梁姥姥话语的权威性。

　　我曾经单独去找过一次梁姥姥。那是在赵兵、吕雯都离开学校以后。因为是背着家里大人偷偷去的，所以我没有“老爷车”可坐，我只能徒步从县城走到农场。到梁姥姥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藏进了苞米地。

　　“孩儿，你家大人知道你来这儿不？”梁姥姥往我碗里夹了一块鸡腿肉。我三口两口咽下去，摇摇头。

　　梁姥姥的老伴儿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饭递给我，又给自己倒上一小盏自酿的高粱酒：“咱爷儿俩整两口？”“滚一边儿去。要喝你自己喝。”梁姥姥筷子一放，老伴儿嘿嘿一乐。

　　东北的月亮出来得很早。梁姥姥给我家大人打完电话，平房的屋顶已经变成橙黄色。她搬了个板凳坐到我旁边看我喂缸里的金鱼。看了半天，梁姥姥终于忍不住开口：“别喂了，鱼快撑死了。”

　　“你帮我算一卦。”

　　“晚上仙家都回山里修行了，不能算。”

　　“你找个熬夜的来。”

　　“小孩儿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我又抓起一把鱼食。

　　梁姥姥转身进屋，我也跟了进去，寸步不离地看着她到香堂前点燃三根香。梁姥姥没抽烟，也没敲膝盖骨。她合起手，对着一张写满名字的大红纸，嘟囔一连串“弟子无礼”“小孩子不懂事”之类的话。念了几分钟，她开始唱起歌来。说是唱歌，其实只有一个调子，歌词也非常简朴。这种请神方式我却是第一次见。屋内的歌声越来越响，从平房穿过院落，飘向漫无边际的北大荒。窗外的月亮越升越高，光亮透过细密的纱窗，在红纸上留下一层网格。黑色的网格中，白色香雾袅袅飘散。我隐约听到远方有狐狸的叫声此起彼伏。

　　梁姥姥抽噎着打了个嗝。我知道，这是仙家上身的标志。“师傅，我想问问吕雯和赵兵……

　　梁姥姥坐下点点头，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红色钢笔。她的手不住地抖动，黄纸上的字迹却清晰透亮，泛着一层薄薄的月光：“梦想成真”。

　　第一次，我能看懂仙家写下的字。

　　“收好，别丢了。”梁姥姥不再打嗝，她的手也不再抖动。她低下头把黄纸折了几折，塞到一个小布兜里。然后郑重地把布兜挂到我脖子上。“你们几个孩儿走了也想着点儿姥姥。”

　　梁姥姥的预言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吕雯的梦想是成为画家。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错误的预言。

　　可是，梁姥姥的预言也有一部分是极为正确的。陈兰确实考上了清华。

　　和陈兰约了三四次，她才终于有时间在周末出来见一面。见面地点是在一家星巴克。看得出来，即便是上了大学，陈兰和我们这种混日子的也不一样。她不停地抱怨，话题不外乎是老师上课只念ppt，平常休息时间太少，一直掉头发，没决定好毕业后是读研还是进外企……

　　我听了半天，才知道陈兰学的专业大概是与计算机相关。如果说清华是中国大学里的top1，计算机应该就是中国专业里的top1。无论怎么看，坐在我对面这个女生，都是同龄人里的胜利者。

　　“你知道吗，和同专业的大神相比，我这种学生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她讲了半天，突然话题一转。

　　我不太理解“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具体意义。她没做太多解释，只是撩了下头发，低下头继续喝杯子里的星冰乐。

　　这次见面直到刚才为止，我都认为陈兰变了太多。她的抱怨也好，迷茫也好，都包含着一种胜利者的自谦。这种态度远比傲慢更不讨人喜欢。

　　“吕雯最近怎么样？”她低着头用吸管搅动杯子里的液体，好像提出问题的不是她。我含糊地回答：“还好吧。”

　　“好个屁！”

　　咖啡店快速地安静了三秒。

　　没错，这才是我熟悉的陈兰。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继续糊弄她，那杯星冰乐将不会再停留在杯子里。

　　“前几天，我跟她见了一面。”她抬起头，“她情况不好。”

　　“你和她关系很好吗？”我忍不住问道。也许是我过于敏感，我一直觉得吕雯和陈兰之间，有一些微妙的不愉快。

　　陈兰不再搅动杯子里的液体，侧过头望着对面敲打笔记本电脑的人：“你懂什么。”她告诉我，五年前，吕雯家里出了变故。吕雯一个人背着包离开北镇县，到饭店当过服务员，在车展当过车模，现在去了五道口一家酒吧当托儿，也就是“氛围组”。

　　星巴克里人来人往。前台的柜员用黑色马克笔给一只杯子涂字母，客人们有的在盯着电脑，有的在小声谈论自己的生活……这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常态，大家更关注和自己有关联的人和事。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吕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件珍贵的“回忆”。回忆这种东西是不算数的。它最适合存在于大脑皮层的某个角落，而不是与当下的生活再发生任何关联。陈兰坚持要帮吕雯找份正经工作，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盯着她眯成一条缝儿的眼睛，我勉强答应找家里人想想办法。

　　按照我的理解，陈兰坚持这种事只能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胜利者的优越感作祟。第二，对于失败者的怜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她迸发而出的“济世”热情，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中快速熄灭。

　　四

　　可是我没有想到，陈兰真的帮吕雯找了一份工作。

　　三年后，赵兵嘬着吸管咕噜个不停。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说话时让人猜不出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

　　大学毕业后，赵兵的老爹给了他一笔钱来北京创业。我们因此在初夏的首都会师。

　　赵兵通过微信约我在他租的别墅见面。我按照地址找到一间花园的时候，一个腿毛极浓、面目粗犷的男人正喝着汽水，在摇椅上晒太阳。他冲我挥了挥手，招呼我在旁边躺椅上坐下。尽管已经六七年未见，但是依靠他朋友圈里的自拍，我还是认出了赵兵。

　　花园的草坪刚刚修剪过，残留着一股青草的气息。短暂的叙旧后，他聊起了我、陈兰和吕雯的事。我尽量将视线避开烫金的GUCCI字母，问：“你怎么知道的？”

　　实际上，和陈兰的那一次会面之后，我就没有再同她或吕雯联系。一是因为临近考研，二是不想再和过去发生任何关联。并非是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矮人一头，而是实在觉得无话可谈。

　　赵兵戴上墨镜让人看不清面部的表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转而讲了一段掐头去尾的故事。

　　陈兰回到学校后，联系上艺术系的一位男老师，借着扶贫的名义帮吕雯在美院的画室找了个助手的职位。吕雯的工作，从在酒吧里推销酒品，变成去画室里搭配染料。具体的工作内容赵兵和我都说不清，但是万幸，吕雯一直没放弃画画。

　　“我说错了一点。并不是陈兰‘借着扶贫的名义’，才帮吕雯找到这份工作，而是情况确实如此。如果有人需要且适合这份工作，吕雯就是其中之一。”

　　八年前，工厂倒闭。买断前，吕雯的父亲给工厂开货车，运送钢材。他至少错过了两次发财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工厂濒临破产。货车司机们白天开货车拉钢材，晚上拎起“黄鹤楼”和铁锹。“黄鹤楼”给保安，铁锹掀开黑土，把埋藏起来的钢材从工厂运回家。吕雯的父亲没敢做。第二次机会是工厂宣布破产。一些攒下钱的工人、领导以个人名义将工厂车床打折买回家，自己开起了小作坊。因为面对第一次机会时的懦弱，吕雯的父亲自然而然错过了第二次机会。于是他只能重操旧业。

　　凡是对牛顿第一定律有了解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货车司机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吕雯父亲出事的那天是中秋节。浑圆的月亮挂在天上，无数个家庭在黑土地上或喜或哀。吕雯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截去双腿。吕雯母亲离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有太多人挤上一节又一节的绿皮车离开北镇。

　　她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长得还很漂亮。我恶意地祝福，她应该在城里傍上了有钱的大款。

　　“一个有退休金的老干部。”赵兵扶了扶墨镜。阳光透过五彩斑斓的太阳伞在墨镜上反射出炫目的斑点。

　　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吕雯退学，辗转来到北京打工。问题又回到了最初。“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兵仰起头望天上的太阳，他说：“吕雯是我前女友。”

　　短暂的沉默。空气中只有蝉鸣。我觉得应该找点儿话题聊聊，继续问道：“她去上海了？后来呢？”

　　回答我的是啜饮气泡水的咕噜声，还有虚空中的宁静。

　　很显然，在我不知道的某一刻，吕雯决定离开北京去上海。赵兵没有告诉我吕雯离开北京的原因，也没有告诉我，吕雯为什么成了他的“前”女友。

　　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某个时间，我会得到答案。因为我们将会共事很久。

　　来到北京的赵兵，正想大干一场。考研失败的我，正面临找工作的难题。我们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做一家文化公司。

　　五

　　“然后你们创业成功，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一人包养了五个女大学生。”坐在对面的陈兰“噗”地一口将瓜子皮吐到过道上，“老套的小说情节。”

　　开往北方的绿火车，从时间的隧道里呼啸而出，带着我和陈兰撞向十五年后的县城。车厢摇摇晃晃，偶尔有旧时代穿越而来的小贩推着四轮车，叫卖“瓜子饮料矿泉水”。

　　自刚创业时在北京见面后，我们已经几年没见。如今，陈兰放年假回老家，我则是一名失业青年。

　　生活当然不可能如小说一般。

　　文化公司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宣告破产。离开的那天是周五，我和赵兵一人搬走了一盆君子兰。坐在地铁站的台阶上，街上往来的人很少，多是一些遛狗的拆迁户。身后，地铁站老旧的扶梯不断传来空洞的嘎吱声。一个抱着纸箱的年轻人从我们身边经过，匆匆跑上扶梯，劣质耳机里播放着玉置浩二的《风》。

　　大吵一架后，我和赵兵都已经精疲力竭。

　　我递给赵兵一根烟，自己也点燃一根。烟雾在空气中变幻为各种形状，最终化为虚无。细细想来，两个一头雾水的家伙冒冒失失地撞进“图书出版”这个夕阳产业，被文化骗子大坑一笔才是正常之事。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我猛吐一口烟，带出疑问，“你当时为什么坚持要做书？这种东西，迟早要被淘汰吧。”

　　“梦想。”

　　“什么梦想？”

　　“文化。”

　　“扯淡。”

　　赵兵狠嘬一口烟屁股，然后将最后一点儿火星碾灭在大理石上。

　　我从背包里翻出一本《刀锋》，这是我们做的最后一本书。书的内文已经被我涂抹得不成样子。把书扔到赵兵怀里，我说：“留个纪念吧。我准备回老家待两年。”

　　“我不看毛姆，忒俗。”一边说着，他一边把书塞进手提包，“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卖房，卖车，出国，学画画。”

　　他按动手里的车钥匙，不远处一辆白色汽车黄灯闪烁，带有翅膀的大B标志反射出混合的光彩。我突然想起来，他还没告诉我吕雯故事的后续。

　　“死了。”

　　“死掉了，葬礼还蛮风光的。”陈兰扭过头盯着窗外，PRADA耳坠一阵摇晃，发出轻微的丁当响声。玻璃的反光中，她的眸子亮得惊人，倒映出极远处的山火。“我出钱办的葬礼，赵兵在老家买了块儿墓地。”

　　风扇在车厢顶部徒劳地呜呜作响。我的鼻子好像第一次产生嗅觉，空气中溢满着人类的体液味儿与食物的腌制味道。评价一个死去的人是一件不礼貌的事。但是，陈兰开始毫不在乎地说个不停。

　　“分手的原因我不知道，但也是很正常的事吧。赵兵的父母怎么可能看得上吕雯。两个人分手后，吕雯白天在地下室画画，晚上去酒吧上班。没过多久交了个玩摇滚的男朋友。堕胎，然后吸毒，没过多久就死掉了。”陈兰平静地说道。她撕开一袋薯片，往嘴里猛塞了一大把，“我不能说我同情她。”

　　陈兰用一种英国式的语序表达她的不屑一顾。

　　她有理由如此。清华毕业、不到三十岁、互联网外企技术高管……任何高高在上的态度都可以被社会原谅。

　　“听说你最近在写小说？”

　　“嗯。”

　　“给你个忠告吧。”

　　“洗耳恭听。”

　　陈兰忽然站起身，奋力抬起窗户。狂风从高速行驶的列车外呼啸而入，将她的短发吹得飞舞，将一切事物吹得凌乱破碎。周围的乘客发出一阵不满的嘈杂。瘦弱的身影在窗前摇摇晃晃。可以看出，她必须努力站稳，才能不被大风吹倒。

　　“不要为那些虚无的事物消耗生命。”

　　“虽然不像你说的台词，但还是谢谢。”我抱着肩膀回答道。

　　风一阵强过一阵，我闭上眼睛，从人群中抽离。嘈杂的乘客、呼啸的狂风、疾驰的列车，一切似乎都已经与我无关。密密麻麻的铁轨像是皮肤的沟壑，蜿蜒交错。列车仍在不顾一切地奔行，不知将驶向何方。

　　六

　　现在想来，梁姥姥的预言是无比准确的。

　　2022年5月22日。划开手机屏幕，朋友圈界面多了一个红点。是陈兰。她正一个人坐在游艇上喝威士忌，地点是上海的某个码头。面前的pad屏幕上播放着竹内玛利亚的《Plastic love》。远处的霓虹将黑色的水面浸染得绚丽无比，留下一池光影。

　　划回微信界面，邮箱里竟然多了一封邮件。既不是广告，也不是信用卡的还账提醒。信息便捷的时代，居然还会有人用心写信，实在是令人错愕。

　　X，好久不见。

　　想了好久才决定给你写这封信。自从来了法国，太久不用中文书写，实在是生疏。假使有错乱的地方，我相信你也一定不会介意的。

　　我如今可以称得上是一无所有之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流浪于不同的街道、城市之间。如果你来到法国就有极微小的概率会遇见这样一个家伙：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背着一个画板漫无目的地行走，有时停下来给人画一幅画。如果遇到了，请你立刻离他远一点儿，因为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混账、王八蛋。

　　不过不要担心，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向你借钱。（得益于这面破画板，我的生活还能支撑下去。）

　　吕雯的墓地选在了老家。如今已经到了续费的期限，麻烦你帮忙办理相关手续。所需要的钱，我会想办法打给你。

　　另外……算了，再说难免显得矫情。以下是我近期画的几幅画，算是送给你的礼物吧。

　　赵兵

　　信的末尾附上了几张巴黎的街景素描。狭窄到不适合车辆行驶的街道，几栋歪七扭八的旧式楼宇斜在视野中央。枫叶飘荡飞舞。路上的行人只留下一个个行走的仓促背影，似乎是画者无力描摹他们的面貌。一切都处于难以言喻的流动之中。

　　关掉手机，醉意渐消。

　　无形的风从窗帘的缝隙透入，带来最后一丝夜气。我起身拉开窗帘，向蓝黑色的天空望去。远方的云层已经浮现出一点儿火红。球形的火焰正在一点儿五亿公里外缓缓转动，将一团团波动的粒子投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摩天大楼的阴影逐渐拉长、扭曲、变形。被切割成无数方块的水泥洞穴中，动物们渐渐苏醒，预备新一天的劳动。

　　繁荣的时代，辉煌的时代。我们得偿所愿。

　　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