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

　　“生命，那是自然付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生命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要珍爱生命，不负韶华。尽管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对于寻常人而言，恐怕一生中也难遇到这种“可抛”。那么，当把如此珍重、简直就是人之全部的“生命”，与一个代表交易的词汇“协议”连在一起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拿到青年作家杨不寒的小说《生命协议》时，脑海里冒出的一个疑问。

　　小说以茶馆里两位主人公乔多、王宵签订协议开端，并未直接交代任何背景信息，而是用悬疑小说制造悬念的手法，逐渐向读者卖出破绽。一开始，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份重要的协议，一份关乎二人未来命运走向的协议。它是严肃的，二人按了手印、签字画押；它更带有某种不正当性，是一份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协议。因为乔多回家后，有点精神恍惚，他的朋友赵佳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回头路的”。它指向的是什么？是为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还是为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随后，作者讲述了乔多与王宵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两人的几次见面，到对方家中做客，见双方家人。女方王宵给乔多前妻留下的女儿乔想家买了玩具，而乔多到王宵家俨然是毛脚女婿上门的节奏。我们大致可以猜到，这是一份与婚姻有关的协议，但它的内核是什么，它包裹着一个怎样深重的秘密，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作为一位青年作家，杨不寒的叙事有同龄人少见的冷静和克制，相比于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似乎更在意这个故事如何讲。在小说进行到一多半时，王宵心脏发病住进医院，在前男友家枫的追问下，她终于道出了协议的秘密：二人分别为彼此立下遗嘱，如果王宵先去世，将会把肾脏捐给罹患尿毒症的乔多，幸存下来的乔多，则要根据协议肩负起照顾王宵家人的责任。小说最后，情节出现了反转，本以为可以“借命而生”的乔多，尿毒症突然加重，弥留之际，二人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温馨的生活。王宵最终通过移植乔多的心脏得以延续生命，将乔想家视如己出，肩负起母亲之责。如果抽离小说的血肉，只保留情节的骨干，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协议》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它之所以能保持对读者的“抓心性”，原因不仅在于小说对人性勘探的深度和对日常生活的溢出，更在于延宕的叙事艺术。

　　俄国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说，艺术的特征是“专为使感受摆脱机械性而创造的，艺术中的视象是创造者有意为之的，它的‘艺术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使感受在其身上延长，以尽可能地达到高度的力量和长度，同时一部作品不是在其空间性上，而是在其连续性被感受的”。尽管他谈的是诗歌创作，但在打破日常感受的惯性，延长感受时间，刺激读者日益麻木的“味蕾”这些方面，同样适用于小说。杨不寒显然是这方面的行家，他深谙小说是延宕的艺术这一创作规律，并未仓促展现故事的内核，而是通过穿插乔多跑滴滴快车、陪女儿逛公园、见前妻商量抚养问题、和哥们儿赵佳杰谈协议的履行、在医院照顾王宵等细节，不疾不徐地塑造人物。尤其是他的爱女情深，对老父亲难以尽孝的痛苦，都溢于言表。与他演对手戏的城市白领王宵，本有蒸蒸日上的事业和甜蜜美好的爱情，但却突遭厄运，患上绝症。作者通过一段返乡之旅，写出了王宵家境的窘迫，凸显出光鲜靓丽的背后，人物所承受的重负和不堪。这也为乔多放弃“动动小心思”，让王宵的肾脏早日移植到自己身上的想法，提供了心理转变的契机。因此，如果说作者缘何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去展示人物生活的细节，而对“生命协议”的具体内容遮遮掩掩、欲盖弥彰，主要还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只有让人物立体生动起来，其行动才能真实可信，协议的履行这一核心情节才能在之后跌宕起伏、摄人心魄。

　　小说是延宕的艺术，这是从其叙事节奏和读者接受的角度谈，而从小说的本体特征看，它绕不开一个核心要素———假定性。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它向读者呈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但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化。这种强化常常以极端叙事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把人物置于一种绝境，来讨论和推演人性深处的爱欲、愤恨、不甘、纯良等诸种因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生命协议》，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生命博弈”。在交易的外壳下，互相陌生的主人公乔多、王宵因生命内存的不足，被置于一个矛盾统一体，或者说生命统一体之中。他们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一个需要对方的肾脏，一个需要对方的心脏。当一个生命得以拯救竟要以另一个生命的消逝为代价时，在双方都需要借对方命而生的残酷现实面前，人性的复杂日益显露。乔多在听到朋友赵佳杰说“了解，就是接近，就是你的机会。什么交通意外，什么燃气泄露……”，内心难免闪过邪恶的阴影，因为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金钱诱惑，而是生命能否延续的希望。听说王宵家没通燃气后，乔多“未免一阵心虚”。还有一次，王宵住院，生命体征监护仪发出警报，而乔多没有第一时间找医生，他想起了朋友的话“你只要跟她待在一起，等她发病的时候拖住她，慢慢等着就好了”。这样的煎熬，已经远远不是和病魔斗争那么简单，它是和人性斗，和自己的心魔斗，和本能的求生欲望斗。小说中几次出现了“猫鼠游戏”这个意象，乔想家有一只大耳朵的老鼠Jerry，王宵又送她一个乐高的Tom猫，猫和鼠多么像乔多和王宵的关系，一方为猫，则另一方将要被捕获，而不管谁是猫，在命运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可怜之鼠。

　　路易·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写道：“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浅薄和短暂。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常加给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老于世故、刻板机械。我们的熟人习惯与我们保持实用关系，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这段话赤裸裸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城市人关系的本质。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这么看待这份生命协议的，正如“协议”一词所揭示的那样，当生命在某种条件下也具有了被交换的性质，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道德、人性、良知，一切都可以是实用的。但他最终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实用”。乔多在与王宵的接触中被她的单纯和善良所感染，甚至与女儿同去游乐园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她回乡扫墓时，她的悲凉和对生命的渴望与留恋，让乔多感同身受。她生病住院时，在悉心照料的背后，虽然有内疚的因素，但乔多的本性之善终究是发挥了作用。最终，他选择放弃自己，成全对方。

　　作为艺术门类之一，传递真善美，始终是小说的终极价值，它在某种程度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起着拯救世道人心、重塑精神信仰、传达价值追求的使命。《生命协议》固然通过一种极端叙事，找到了勘探人性的特殊语境，但所有的检视都是为作者的价值传达所服务。在杨不寒这样的青年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文学信仰并没有崩塌，他们依然执着地坚持着小说是拯救的艺术这一古老的观念，而被拯救者既是人物自身，也是处于绝境中心灵荒芜的我们。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作家的写作资源从何而来？据作者本人自述，这篇小说的起源是一位导演朋友给他的一个新闻报道，请他以此为线索，创作一个本子。我们知道，著名的《红与黑》中于连的原型就是“贝尔德案件”的主人公安托万·贝尔德，而马尔克斯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则原是《观察家报》上连载的新闻作品。新闻和小说有天然的亲缘性，即使前者的根本特征是真实性，而后者恰恰相反。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新闻能转化为小说，或者说，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如何开始？就此，评论家石华鹏分析说：“小说家和小说的作用在于，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开始施展自己的虚构和想象的拳脚，在新闻背后那个由小说虚构的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里，带领读者感受一种非现实的真实、体验一种轻灵的精神飞翔，或者邀读者做一个美的或恶的梦。”以此来看，《生命协议》的虚构是成功的，它的假定性设置和人物情感发生演进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这种真实感既来源于可然律的规定，又根植于作品的诸多细节，包括外卖员、滴滴司机、互联网运营专员的职业刻画，等等。尤其与新闻作品不同的是，它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感和绝境中的挣扎与抗争，这同样也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的显著特质。尽管灵感取材于新闻事件，但杨不寒的小说家本能让《生命协议》拥有了文学品格，其中生动的“一手细节”和堪称金句的表达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在调动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资源上，作者显然还不像老作家那样驾轻就熟，小说叙事的针脚似可更绵密些，若能将一些概括性的词语和描述转变为物或场景的还原与展示，一定能令小说的语言更加精彩。

　　无论如何，接受过系统纯正人文教育的一代青年作家，正在以他们的方式登上文坛、走入越来越多读者的视野。这其中就有杨不寒，他正走在文学创作的正途上，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