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省，赫苡是个很个别的作家，我都没法给这个个别打上双引号显示出不是个别，其实是真个别。第一，她的第一篇作品就展现了明显的个人标识，不说在全国，至少在黑龙江省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写作，其实在全国也属于少见，二十年前那篇处女作《当我们长成女人》当年就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而且是唯一的一等奖，后来她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两个中篇，也是浓浓的“赫苡”范，不用看作者名，读了几个段落就妥妥地知道是她写的;第二，她什么题材都能写，什么题材都敢写，在很长时间她以文字谋生，写过电视剧，写过话剧，写过报告文学，写过报纸的小品文，令人气愤的是，写得都挺好，可以不经过选拔直接参加奥运会全能五项，找不出短板;第三，按理说照她这么写下去，可能不过三五年就能在全国打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至少当时不少相熟的作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她不写了，消失了二十年的时间，现在她突发奇想又想写了，所以说个别呢，在纯文学如日中天普照大地的时候她放了几枪就跑到树荫下乘凉去了，当纯文学日落西山快沦为小圈子文化的时候她又杀个回马枪跳出来了。按理说二十年不写了，笔触应该有生涩的感觉吧，可是不，非但没掉下来，反而有隐隐上升的趋势。我总是撺掇她出一本集子，提了个建议，其实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就是在一部小说集里至少得有一篇自我标识不太明显的作品。她居然当真了，没过几天就拿出了这篇作品，邀我写评论。我婉拒再三，写小说已经勉为其难，写评论就是赶鸭子上架，可是赫苡再三坚持，一副没把你当外人看的架势，我也只能写这篇所谓的评论，其实更像是杂谈。

　　《当我们长成女人》《人们都说我疯了》《迷糊的夏天》是作者二十年前的几部作品，以及作者现在已经完成将要发表的《我欠世界一场恋爱》《爱谈恋爱的我》《预支恋爱的奶奶》的爱情三部曲，每个题目都鲜鲜嫩嫩能让人掐出水来。从这些题目中，我想起陈染的《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凡墙都是门》《嘴唇里的阳光》，林白的《寂静与芬芳》《子弹穿过苹果》，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女作家的题目似乎总比男作家的题目更具有画面感，这也许是女人天生丰富的感性使然。毫无疑问，小说要起一个最好让人眼睛一亮的题目，好的题目，有让读者阅读的渴望。

　　如果说作家掌握了语言就等于控制了武器，那么，独特的语言风格就是赫苡的利器。很多写作者语言一直没过关，而语言恰恰是个说不明白的东西，不同的语言表述就形成了不同的作家的写作风格。莫言的小说就像是打破了染料坊，铺陈的语言最大限度调动读者的感官，使人张大嘴透不上气来，汪曾祺的小说就是温文尔雅，朴素的有节制的语言夹杂北京的口语使我们看到隐藏在文字后面露着狡黠笑意的小老头儿，莫言使的是重锤，汪曾祺用的是短刀，各有各的精妙。我反复琢磨了赫苡的语言，想用一种兵器做个比方，后来居然发现，她的兵器，是徒手。

　　“我和侯妩媚的友谊始于五岁。她到我们幼儿园的第一天，正赶上市里领导来检查。领导跟阿姨们亲切握手后，随便点了几个看着顺眼的孩子问问话，这其中就有侯妩媚。领导说，小姑娘你几岁了？我五岁！侯妩媚声音清脆，口齿清晰。领导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侯妩媚说我叫郭兰英。领导欣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这个名字好啊！爸爸叫什么名字？爸爸叫郭颂！站在旁边的园长和阿姨们全都吓傻了。

　　“领导一走，我们就知道这个新来的小朋友是个撒谎大王了。郭兰英正在收音机里唱花篮里花儿香呢，郭颂正在唱啊啦喝喝泥巴呢，这个高个子、大眼睛的漂亮小姑娘正在撒谎呢。”

　　这是《当我们长成女人》的第一段，如果说看了题目，你就想往下看下去，读了第一个自然段，基本就是欲罢不能了。这种语言是扑面而来的，不躲不闪的，直来直去利利索索的，要是非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就是“不装”。

　　所以我说赫苡的兵器是徒手，因为徒手作战，所以招式就要简单，就要有力量，要有力量就要把不该有的东西减下去，最大的减负，把不必要的形容词副词减下去。复杂了固然好看，但是挨揍是必然的，挨了揍没有办法，就只能“耗子尾汁”。很多作者语言不利索的原因，就是不能做减法。并不是说加法不好，而是加法是另外一种兵器，不是人人都能使的，有的作家擅长做加法，譬如这样的句子：

　　“我看见那坟里有什么东西在幽幽朝我飞来，我看清了那是一种金色的音乐，它从我的头发一直飘到脚趾。”

　　“我感觉到秋天到来时天好像一下子抬高了许多。也许是因为抬高了的缘故，天显得格外蓝。白云也风姿绰约，像一位位醉了酒的贵妃。”

　　这样漂亮的句子出自于我省迟子建女士的作品《遥渡相思》，这应该不是迟子建女士的重要作品，我也只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信手一翻，这样的精彩的充满灵性的近于神奇的比喻在她的集子里比比皆是。这样的语言风格使整部作品充满了印象派的油画特点，色彩斑斓，意境悠远，这是做加法的典范。

　　问题在于，如果做不好加法，充满了蹩脚的比喻和俗滥的抒情，为什么不尝试做一下减法呢，也许换一种兵器会更好。当然，这是对一些写作者而言的，对于有的作家，在尝试语言风格转换的时候，既会做加法，也会做减法，都很精彩，比如余华等等。而赫苡可能一开始就没考虑到做加法，直接就是赤手空拳，摒弃了书面语言，口语的运用使文风自然流畅，长句式夹杂短句式，节奏明快，朗朗上口。

　　比如本文中这样的句子：

　　“唐大尧没有想到，在等离婚证的时候，先等来个诊断书。癌症，他自己的。”

　　很短的一个开头，很简洁，把该说的都说了，婚姻不幸，身体更不幸。我设想很多人写这样的开头，没三百字交代不下来，至少得有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吧，而这个开头，一句废话都没有，加上标点符号三十三个字，说得明明白白的。

　　再看：

　　“可如果不搬呢，让她继续住在这儿，唐大尧住在上面的阁楼，两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灶台，这件事就出笑话了。变成唐大尧和前妻离婚了，但是立马和前妻的表妹住一起了。这个太不科学了。”

　　“立马”是口语，“科学”是书面语，不经意的搭配让人忍俊不禁。

　　“他觉得自己挺难跟吉飒飒开口说他不再是她表姐的丈夫了，那样的他好像就成了突然不认亲的坏人;而如果因为他不再是她表姐的丈夫了，就让她居无定所，那他就不是坏人了，而成了不是人。”

　　这个段落里，“了”是可以删去的，删去并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表姐的丈夫”出现了两次，似乎显得拖沓，但是一旦删去，句子就显得僵硬呆板，这是作者注意到了口语化的表达，“坏人”“不是人”都是口语表现，口语化的好处就是生动自然。

　　在谋篇中，经营也是赫苡的长处，我想这和她善于写剧本有关，所以画面感非常清晰。譬如一开始，吉飒飒和徐晓凌充满误会的对话，一个人谈的是病情，一个人谈的是婚姻，各说各的，还都环环相扣，没有营造情节的能力写不出这一段。

　　唐大尧日子过得好好的，作妖要离婚，到底是因为一条狗还是一条鱼，或许就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原来他的生活不是自己的生活，闹了归齐都是别人的，他只想过自己的生活，但是还没过上人就挂了。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赫苡对我说你可能会哭的，其实我没哭，我只是觉得有点儿冷。

　　徐晓凌从原来的哭不出来到后来的眼泪止不住真是神来之笔，完成了一个从工具人到情感人的转换。唐大尧始终认为自己的日子不是自己的，而徐晓凌始终认为自己的日子就是自己的，当她有了眼泪以后，发现原来这个属于自己的，并不是日子。

　　真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又是日子呢？

　　作者简介：孔广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和我一起荡秋千》，小说集《太平，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