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像面旗帜》展现的是特殊年代， 或者说赤贫年代的，东北某个乡域和街区的生活断面。一条街、几户人家，连同早已消失的市井及少年成长、读书生活，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富有人情味和烟火味道的生活图景。正如标题“炊烟像面旗帜”，薛喜君用大量传神的细节，各个不同的“童年际遇”，精细、绵密而又真实地为我们钩织了一幅生存意味深长的地域风情画。所谓的人间，无非是“按时升起的炊烟”，也无非是小说中高三连睡觉都要抱着的“胶皮靰鞡”，还有“就着咸菜吃的贴饼子”“用三分钱给韩俪华买冰棍”“院子里挂着那么多粉条，而只给一些白菜汤”等等具体“剖面”。这种弥散其中的人间烟火构成了这一部小说的主旨和灵魂。
小说的进入便是以“烟囱”开始的，尽管每户人家都有，但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进而“争嘴”，因此，各家烟囱的设计和布置，也都尽量不影响到其他人家。这种做法，其实也有暗喻性的，即在这个人世间，人们总是渴望或者谋划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可事实上完全不可能。人和人，以及人群的聚居，既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又使得人和人之间，在很多时候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与终止，也都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正因为如此，大批的炊烟得以长时间聚集在一起，“炊烟”的制造者，既是生活的主角，又是生活的全部细节和内容。《炊烟像面旗帜》中，高三和米果是最先出场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和学生，他们热爱劳动，劳动的目的是可以捉蚂蚱、蚯蚓等等动物吃，这种看起来浪漫的童年生活，实际上是残酷的。当人不能够正常地“果腹”，解决肚子的问题，那么，一切的尊严都无从谈起。
就像高兴成带回来的“扁脸女人”，如果不是丈夫在甜菜站没命地干活儿，导致了不能再干重活儿，难以生计，逼迫得她外出和高兴成混在一起;这个“扁脸女人”的内心乃至情感当中，不是和高兴成背着自己的儿子高三吃猪头肉的自私与猥琐，而是一种尊严的丧失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与悲情。而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女人背着自己的儿子偷吃猪头肉，而后行男女之事，这看起来是人性的阴暗与卑劣，但在其背后，却是男人无法得到正常的生理需求，贪图一时之乐而造成的道德沦落。
文学写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人对人的怜悯与同情，理解与鼓舞。《炊烟像面旗帜》中，高三被马车卷在车下，差点没命，但醒来之后，还是惦记着寻找另一只鞋子。董老师对赶马车男人的呵斥与要求赔偿，以及用他马车载着孩子们上学的情景，也是栩栩如生。人在极端穷困当中的卑微，甚至以命相抵的决绝，呈现的是现实生活对于人的彻底的打击与压榨。但是，董老师的“狡猾”是与“同情”成正比的，一到菜窖，董老师便找来了碎布，为高三包扎伤口。此外，董老师在米果的妹妹米芽和米粒咳嗽的情况下，从自家的菜窖里拿了两根萝卜送给米果，希望通过吃萝卜可以治疗米芽和米粒的实际做法，也体现在了人在困境中互助的暖意。
人性的善与恶，其实是不分彼此的，同体连生的。在高三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作家的笔法和态度多样而精到，体现了人心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人在特定时候自我认知性的觉醒与宽恕。如同他得到了一角三分钱，想拿出其中的三分钱给韩俪华买冰棍吃的想法，都是極为可爱与纯净的，而且还带有一种天性的善意。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说：“艺术家在童年时代储备了大量的面貌、身影和话语，某一形象、某一句话、某一苦痛经历故事使他感动……而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这些都在悄悄地激动着、活动着，在特定的时刻将会突然冒出来。”
作家如此这般的书写，是既往经验的综合凝聚与阐发，也是基于童年记忆的再一次提纯与升华。高三对韩俪华的感情，是朦胧的，也是美好的。他躲在柴火市的草垛后面，只为了看韩俪华卖冰棍的样子，却不料，被突然而来的姜罗锅撵走了。少年的这一单纯的私自表达爱慕的行为，在彼时年代，可能是普遍的，也是人内心深处最美好的记忆。相对于高三，米果的心智可能成熟一些，也更世故一些。但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一起割草卖钱，也一起上学和放学，甚至有了好吃的，双方也相互惦记着。孩子们之间先天性的差异，构成了童年时代的多彩和斑斓。
相对于孩子们，高兴成、姜罗锅和董老师等成年人的生活则也显得困难重重。高兴成在甜菜站靠搬运重物生活，回到家，往往是自己的儿子高三做好饭给他吃，而高三又特别害怕自己的爸爸高兴成，即便如此，高兴成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听话和孝顺而觉得安慰，反而是生理欲望跃居第一，在儿子和女人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姜罗锅的单身生活看起来有些自在，但一个人的日子却使得他在很多方面觉得无望，甚至怀疑高三等人是贼，要来偷他的东西。董老师的生活可能是这几个人当中最优裕的，她的良好个人品性，使得她小说中自始至终迸发着人性的美好光辉。
但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既参与其中，又不会留下姓名。平民的生和死，在很多时候，就只是个人的一种过程，其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从来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由此，为平民的书写，为芸芸众生的艺术，其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炊烟像面旗帜》这部小说用细致入微，设置有些絮叨的细节还原的方式，生动地书写了高三和米果等几个孩子眼中的具有特殊意味的年代和世界，也从成年人的身上窥见和揭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和真正的“本来面目”。
从始至终，小说就不是生活，而是结构和提炼生活的艺术。小说也不是要重复既往的个人经验，而是要从个人经验中找到和综合起时代的经验甚至人类的经验。在读《炊烟像面旗帜》的时候，我时常觉得一种来自文字，而又游离于文字之外的压抑感，还有一种天地模糊的感觉。或许，人们向来喜欢和赞美的新鲜感其实也是无力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陈旧的。所谓的变迁，也只是工具和使用工具或者说被“工具影响的思维和方式”，有了一些改变，从古至今，人在大地上的生活从来就是本无二致，一以贯之的。
从题材上说，《炊烟像面旗帜》这部小说，也可以归入东北片区或者说老工业基地的文学创作当中，更可以视作城乡变迁历史中的“片段”或者缩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似“繁茂的寂寥”与困顿。她以三万字的篇幅对北方小镇某一地域具体年代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对人在极端穷困环境中的“人性”进行了不动声色的塑造与展露。
基于这个层面，我还想说的是，在每一个年代，人们的生活都是有滋有味并且惨烈与温暖并存的，现在也不例外。而小说及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开掘和呈现，提纯和升华出人在不同现实中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们在大地上不得不如此的生活惯性与连续爆发的“刹那芳华”与“幽邃复杂”。在此，也期待薛喜君能够不断拓展自己的现实思考层面和精神视域，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
作者简介：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奖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长篇小说《匈奴帝国》，散文集《南太行纪事》《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历史的乡愁》《自然村列记》《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以及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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