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打马西行》与之不同，小说中还有一种古典色彩，无论是白马，还是空旷的田野，都有一种来自中国古典意象的美感，而随着小说的展开，随着“陌生人”的出现，我们仿佛来到了聊斋的场景，在带有魔幻色彩的变幻中，“陌生人”可以将孩子变成一群羊，并驱赶他们“去往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小说穿梭在不同的时空与思想空间之中，“我”想要“救救孩子”，用手机向一个爱“我”的女人安琪儿求救，但却并不能够得到回应。“陌生人”抢走了“我”的白马，“我失去了白马，一路只有步行。而且，还有绳索绑缚。我体验到土路的艰辛，坎坷，也体验到土路的凶险。一路上，磕磕绊绊，灰头土脸。沉默而又驯顺。像一匹被驯服的马，或一只恭顺的头羊。”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还有手机，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手机拿在手中，像溺水者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但到最后，“我”的手机也被“陌生人”抢走，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他随手一指，我看到眼前的孩子立刻幻化成羊，咩咩乱叫，乱动着挤在一起，我不服，想抗争，结果我听到的只是两声恭顺的咩咩声。然后我看到自己已经从直立行走的人，变成了四蹄着地的动物，四只精瘦的腿，和八瓣儿呈犄角状的蹄子，以及垂挂在身上的肮脏的卷曲的羊毛。”——在这里，救人者变成了被救者，“我”也被变成了一只羊，“我用我白眼珠分明的羊眼仰头看了看天，天依旧灰蒙蒙，充满怜悯和哀伤。”情节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构成了一种艺术上的张力，正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人变成羊的巨大震惊与悲哀。
这篇小说在先锋小说与聊斋故事中穿梭，也在古典意象与当代现实中穿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小说中“救救孩子”的出现，呼应了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主题，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主题在当代的变形。小说中并未出现、呼而不应的“安琪儿”也是一个隐喻，显示了拯救的遥不可及与不可能。而骑着白马最终被变为羊的“我”像是一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但是他在强盗骗子猖獗的世界上却无能为力，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从拯救者变成了被拯救者，只能心怀“怜悯与悲哀”，仰头望天。但同时“我”的形象也是复杂的，在遇到“陌生人”之前，“我”是一个先锋小说中无所事事游荡的现代人，也是一个充满古典意象的打马西行者，而在遇到“陌生人”之后，“我”是一个拯救者和一个被拯救者，也是一个被爱者和一个被爱人遗弃者，如此丰富驳杂的形象集中于“我”一身，让“我”的形象充满了荒诞感，但“我”的形象也充满了内部的缝隙，不同的形象都在争夺“我”，于是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我”便不是一个饱满丰富的形象，而只是作者创作意念中的一个符号。作者以这个符号化的人物弥合了“我”内部相互矛盾、沖突之处，以及形象转换的不合逻辑之处。作为一篇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单薄性与象征性无可指责。这也映射了其世界观——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主人公”在文本中的位置是相似的。
但有意思的是，同小说中“我”形象的复杂性相似，这篇小说本身也是复杂的，或者说它来源于对不同文学资源的借鉴。在这篇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先锋小说的形式，也可以看到聊斋故事；既可以看到启蒙主义叙事，也可以看到爱情故事的片段。多种元素交织在同一个文本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述时空，让小说既丰富又驳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小说对多种文学资源的借鉴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圆融的艺术文本，不同的文学资源在文本内部充满了张力，也在争夺文本的控制，其中充满了诸多罅隙，比如古典意象与当代名词的杂糅，以及叙述中的某些不协调等。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学资源，作者尚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将之融合在一起。但就其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而言，作者也在文本中呈现出了内心的困惑，显示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作者试图在一篇小说中融合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形象与不同的叙述方式，这一宏大的企图为小说的叙述带来了活力，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裂隙。所以这篇小说从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值得解读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先锋小说与聊斋故事在文本中相遇，也可以看到在后现代语境中“救救孩子”的荒谬感，更可以看到作者在不同文学资源之间的努力、挣扎与协调。
作者简介：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199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东西语系日语专业，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任、左岸文化网站长，现供职于《文艺报》。学术论文、文艺评论、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理论、文学刊物及港台杂志。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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