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光一下倒流到十年前，我的书包里揣着厚厚的一沓打印好的小说稿，辗转地奔走在北京几家文学刊物之间的情景，我把一篇篇小说怀揣希望地放在编辑部，而后被例行公事地打发出门，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内心深处衍生出的绝望与悲凉：我写的小说还行吗？我还会写小说吗？难道这些小说真的就不能发表出来吗？投出的稿子十个有九个等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息，偶尔有消息，也是委婉的拒绝和退稿——后来，再投稿时，我几乎是本能地远离了北京的刊物，我后来发表了几十个中短篇，除了《青年文学》的两篇外，剩下的几乎全在外省。我对外省的文学刊物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信任，他们在我遍投无门时接纳了我，让我不但心生温暖，也心生感激。

　　刚写小说时是非常迷茫的，八十年代带给我巨大震撼的先锋小说作家大都已偃旗息鼓，而我的内心还残存着那些先锋微弱的光芒，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写出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依了压抑很久之后的感情的真诚去写那些半是真实半是虚构的文字。期间，还因为爱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受到朋友“自恋”的批评，而生硬地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主体，这更说明我当时的状态：彷徨、恍惚，充满了自我怀疑和不自信。

　　小说发不出来，有朋友指点，让我把小说贴到网上去，我就随便拿出几个贴到当时正热闹着的“左岸”。那时，很多人经由“左岸”推介，已经开始登堂入室发表作品了，（比如，我后来的鲁院同学娜或，她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左岸经徐则臣推荐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些人的成功鼓励了我，可他们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在我身上得到延伸和验证，贴出的小说鲜有人回复，更别说有哪个编辑在网站上选我的小说了。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我想，是不是我的小说写得过于老实和笨拙了？是不是我刚開始写就已经落伍了？我记得和当时住在通州的作家陈集益电话中说起过我的困惑，陈集益是一个先锋写作的秉持者，我尊重并喜欢着这样有坚持的作家，他当时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着。他说，现在热闹的作家也许热闹一阵就不见了，但你这种老实的写法反而能坚持到最后，写出来。他针对的是我贴在左岸的一个叫《饥饿的熊》的小说。也是因缘巧合，后来那个小说被何凯旋拿到他主编的《小说林》才最终得以发表。

　　2010年后，我的小说开始有杂志发表了，我依然记得那些最先认可我的杂志的名字《草原》《雨花》《星火》……我的中篇小说《认识几个姑娘》《众叛亲离》相继发表，有的还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发表的最初路子就这样一点点打开了。然而直到2012年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西厢记》，人们好像才终于记住了一个叫张爽的家伙原来也在写小说。《西厢记》该算是我的代表作吧，我甚至觉得那年我读鲁院的高研班也是因为这个小说，因为班上好几个同学指着我问过，《西厢记》就是你写的啊。鲁院真是个好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就在那个班里，我听说《小说林》的主编何凯旋居然和我是同班同学，有一天晚上，我兴冲冲地跑去和他聊小说，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鲁院高研班结束，有一段时间，我突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遭遇了写作以来的最大瓶颈，在无所事事的八个多月里，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也在不停地思考：我的小说之路究竟该如何进行下去，是写一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小说”，还是彻底改弦更张谋求一些突破？我想我不能这样平庸地下去了。我开始了“新聊斋”系列小说的摸索与写作，“新聊斋”写了十几个，差不多都发表出来了。这个系列的小说都是短篇，而短篇并不是我的长项，相比较来说，我写中篇还是更容易上手一些。于是，在进行这些短篇试验的同时，我又尝试把自己的《西厢记》系列中篇进行下去，我接连写了《狗男女》《牡丹亭》和《大凤凰》。《狗男女》写出来后，我曾给一个以发表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大型刊物的编辑看过，我始终觉得我那些中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产物，我的自我定位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性格即命运，我这样笨笨实实的家伙，不走现实主义的路子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可那个编辑看过我的小说之后，却说我的小说太“先锋”了，根本不适合他们刊物。那一刻，我彻底蒙掉了，啥？我这样“现实”的人居然还“先锋”？我怀疑这是不是他不发我作品的一个“托辞”。我和他探讨我这么现实的写法为什么会是先锋，然后被他以职业编辑无可辩驳的论据三言两语再次给我打发回来：你不但先锋，而且是典型的先锋，简直太先锋了……我终于无语了，开始有点不甘，最后无奈中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我居然也先锋起来了，而这个词汇过去我几乎要顶礼膜拜的，现在就这样轻飘飘落在我的头顶上了？

　　在生活中，我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自我评价和公众评价差不多，因为行为呆傻，木讷，曾数次被人偷偷指点着脑袋，问别人我是不是个那里有问题的“傻子”？结果被熟识我的人回击：他傻？他是个比猴子还精的人。这都是真事。就是说，我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怪物。除了认为我“傻的”，还有说我“坏的”。我同样不知道我究竟“坏”在哪里。记得鲁院毕业，白描院长给我留言：希望“坏小子”张爽整出惊世巨作。著名作家刘连书更是用“坏小子张爽”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拿到报纸上去发表。刘老师从我的没处发表说起：“张爽反倒无所谓了，反倒放松下来。越是没处发表，他越是写得勤奋，越想写得与众不同一点儿。他想轻松，想俏皮，想在小说里犯点坏，想惹读者发笑之后，自己也没事偷着乐。”然后引申说，“于是他又重操离经叛道的板斧，憋起更大的坏。”“看来，张爽惯于不正经的小说叙事还要继续下去，他字里行间冒出的那股坏劲儿，仍将是他点燃激情的一个重要火种。”

　　我就想，像我这样只会在写作上“离经叛道”的“坏蛋”，也许本来就不该一味老老实实地写作吧？那么再坏一点又如何呢？更坏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在《西厢记》系列中篇之后，“新聊斋”系列短篇之后，我又开始犯坏了，开始了自己的寻梦之旅——我的梦境小说写作。小说《打马西行》就是这样一篇完全由梦境组成的荒诞和无厘头的试验之作。并且，这样的小说已经写了几篇。承蒙何凯旋主编不弃，感谢《小说林》在它最著名的“先锋之旅”栏目推出，尤其要感谢著名评论家李云雷兄百忙中为这个小说写了评论，在艺术上给我指出缺陷和探索的意义。说实话，在坎坷的文字之旅上，我并不是个幸运儿，可我却像所有的幸运儿一样收获了果实。同时，在创作上，我也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坚定奉行者，我奉行的主义只有一个，就是好作品主义，这也是我写作的意义所在。

　　前路崎岖，我希望自己能不断前行，不断写，写好接下来的每一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