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荣

　　多年前某天，凝视镜子中的“我”，突然感到异样的陌生，仿佛是这世上从未见过的人，一幅灵魂游离出去重新聚焦成像的另一个人的写真。我十分惶恐。这个“我”就是造物主塑就的我？就是世人眼中的我？我与“我”怎么会分裂？世上是否存在一个人，他眼中的“我”与我认识的“我”极度吻合？

　　这便是小说《肖像》的种子。它会等待时机，形成胚胎，然后发芽。

　　写小说的，大抵都在写几种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上帝。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到现代主义小说（通称实验小说或先锋小说），“文学是什么？”这一本体论就如影随形令我纠结不安。再现世界的反映论？主观精神的投射或外化的表现论？二者谁更接近文学的本质？现代主义流派蜂起，现实主义方兴未艾——这是文学的存在。事物的存在不等于它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在一次次的写作中出场，做出一次次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的、有限度的自由选择，这才逐步逼近对文学本质的认知。

　　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又对中国作家“说三道四”了。他说：“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不知疲倦。”他用的是春秋笔法。我会心一笑。诗与远方。诗意之泉已然干涸，远方是面包、塑料花和寥落的掌声。

　　我们活着。忙碌，辛苦，好像身后总有无形的鞭子在抽打，而疲于奔命地前行，又总是磕磕绊绊。林林总总的掣肘，别人使一个眼色，心里也会咯噔一跳。但停不下来。似乎歇歇脚，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是罪过。

　　“我”呢？迷失了，被取消了，不存在了。

　　当我明白，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居然就是“丧失自我的痛苦，寻找自我的迷茫”。我终于在某一天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多年。不再理睬文學。我转头去读哈耶克、波普尔，读爱因斯坦、普朗克，读康德、罗素；读霍金、费曼；当然也访古，读孔儒老庄——为着两相比较。想弄清楚，我从哪里来，身处何处，将向哪里去。所有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茶喝、毫无用处的终极命题，我都很有兴趣。神魂飞越，胡思乱想；吉光片羽，随手涂抹；年复一年，一本又一本，乐此不疲。

　　前三次科技革命与我们无缘。最具颠覆性的第四次，可不能被落下。

　　智能时代正阔步君临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其速度呈指数型，谁也无法阻挡。《未来简史》所描述的情景，不是科幻而将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全新的人物、故事、细节、语言和思想，将覆盖过往的一切。文学不会消亡。纸质书籍将是贵族化的奢侈品。文学之树长青，只因它深植于浩瀚如大海的人的内心世界。八百六十亿神经元和无数伸缩自如的突触构成的网络——大脑小宇宙，复杂如大宇宙。文学同科学、哲学和宗教相互拥抱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迫切，这么重要。

　　对十年左右就要到来的智能时代，心存敬畏，应该；恐惧，却毫无意义。既然造物主预设了人性“正邪两赋”（曹雪芹语）的悖论，文学也就被赋予了窥探人性之谜、呼唤理性、惩恶扬善的使命。

　　人类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就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